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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寻找人类实践和思维发展的制高点
我的一个老朋友在给我email中说：“但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你继续探讨，即针对国情在实现理想目标的过程怎样最有效，最少伤害和损失。否则份量就会少了一大半”。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指前苏联解体的经验问题。这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是一直不直接参与任何政治敏感的谈论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无限扩大政治敏感的范围。中国的问题正像我所引的国外朋友的网文中所说：“退回改革前的老路是死路一条，而完全跟着西方也是很像是死路”。所以要找到路，我们一定要站到人类实践和思维历史的新制高点上去看问题。就像我在一些文章中所说的，目前世界的问题的关键是西方世界的思维方向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在国内的时间，我看了一本外国人（可能是德国人）写的好像叫“大颠狂”的书，受益非浅。我现在一般东西，看过就忘，但是一进入了我所考虑的逻辑圈里就忘不了了，那本书的出处全忘了，也快老年痴呆了。我想你或许也看过这本书，这本书在国内应该很容易找到。它写了西方从1000年到1700年的历史上的两件大事：股票颠狂和十字军的信仰颠狂。我所感兴趣的和作者本人不大一样：我更感兴趣的是从1000到1300的300年的天主教的十字军的历史。当然更感兴趣的是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来看西方（实际上是西欧）的思维或哲学的发展历史。
天主教的前期是传道者背着十字架传道和牺牲的历史。以后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结合在一起，成了国教。实际上是形式上走向了辉煌，实质上走向了蜕化。这和马克思主义的遭遇也差不多，人类思维发展或信仰发展的道路总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夺取了政权，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了蜕化。这就是“旧约”中关于“fall of man”的永恒的真理。我们把它翻译成“人皆有罪”，把上帝所说的SIN和人间的法律上的“罪”，混成一起了。旧约上的SIN是人人皆有的，因为人有了思维的能力，就从“自然人”降落为“能思维的人”。对于大自然，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和短暂，可是他的思维又是无限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创造出“四个无限”，能不SIN吗？所以任何一个人的思维都会蜕变。越是成功，越是伟大的人，SIN一定也越大。所以到前一个千年之交的时候，人间的罪恶爆发了，它是以“上帝”的名义爆发的，发动了人间绝无仅有的大颠狂。想一想西欧的天主教教会竟对中东的穆斯林发动了前后持续300年的战争，这是什么样的情景！在东方的中国，战乱和稳定的文明发展和变化周期大约是300年左右。大乱一般是三、四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二战包括最长的中国的抗日也只有八年。300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难怪到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为中华文明的繁华所震惊了。不是元朝的中国有多么繁华，而是三百年战乱后的欧洲败落得多么可怕。
三百年的十字军使西方的普通百姓厌倦了宗教领袖以神的名义所进行的那种宗教癫狂。而宗教统治者以更加严酷的方式来进行强化的“思维统治”，西欧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对那种僵化思维的统治的觉醒和抗争首先是从西方天主教会统治薄弱的中北欧开始的，波兰的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但他坚持生前不发表他的“日心说” 。14、15到16世纪，从文艺复兴，自然哲学的发展，宗教改革，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在整个西方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左翼和右翼的两条人类思维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马列主义者以后所说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在中世纪以前，根本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那样的说法，在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那些都是从西方传入的。从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思维总是一直存在着“形象思维”和“形式思维”两类思维方式。最早大概只有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自然”的或者说“感性”的；看起来动物也有“形象思维”，现在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大概就是“形象思维”的代表，他们有的已经搞不清楚了人与动物的差别和合理关系了。形式思维是形象思维的发展，形式思维的基本的内容就是“数字和逻辑”，实际上形式思维也是所有人所共有的，或者可以说形式思维的能力是区别人与动物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
人类思维发展的特征不是“有”还是“没有”“形象思维”或“形式思维”的能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两类思维能力之间的关系。信仰联系着“形象思维”，而自然科学联系着“形式思维”。我们所说的联系也不是说只和那种思维方式有关，信仰和自然科学都既与形象思维又与形式思维有关，或者说都包容了两类思维，但是两类思维之间的地位不同：信仰强调的是“形象思维”，强调的是人人都可以“感觉”的“公理性”，是思维的稳定性；而自然科学强调的是“形式思维”，是形式思维的推理能力的“发展性”。所以信仰和科学实际上是在两条距离时远、时近，但不会重合，也不会背离的，驱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信仰用形象思维牢牢地链接着人人可以感受的原初的公理；科学用形式逻辑推动着社会向着未来的公理前进。信仰一旦落后于人类探索大自然的实践的发展，就会成为人类实践，人类追求新公理的障碍。那时一些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就必然会进入到信仰的内涵中去，信仰就会发展；而科学的形式思维一旦走得太远了，就会割断了与人类原初公理的链接，人类思维的方向就会迷失，科学也必须回归于信仰和公理，从信仰中寻找合理的方向。我们所说的哲学实际上就是人类思维和实践发展的历史的总和。黑格尔说哲学是思维的反思，或像冯友兰说的那样，哲学是“思想的思想的思想”，意思都差不多，但是都是没有说到点子上的模模糊糊的说法。我们对于哲学的理解必须加上实践的关键作用。
中国人在历史上没有“哲学”这两个字，中国的字是象形文字，我们的思维着重于形象思维，所以那种形式思维的概念传入中国的时候，从象形文字中实在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对应的“词”出来。但是中国古人同样思考着人类实践和思维发展的历史轨迹的问题，那就是认识论，就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的老、庄、孔、孟都思考过这一问题，以后儒家和法家，到宋明的理学、道学到王阳明的“心学”，都是对于人类实践和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的思考，到近代的孙中山、陶行知直到当代的毛泽东都苦心的探讨着这一问题。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越来越完善而严格的封建礼教体系，总是把形式思维置于形象思维的“皇权之下”，所以没有独立的形式思维的“逻辑”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直到中国现代，比我们老一辈的林语堂先生在他的“信仰之旅”中，就把笛卡尔的用“逻辑长链”来发展人类的思维能力，看得像魔鬼一样的可怕。但是我们中华古老的哲学中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一贯强调的“实践”对于思维发展的作用，勤劳的中国人用孜孜不倦的实践精神，克服了没有独立的形式逻辑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用实践中产生的“感性认识”，用对于大量的感性认识的综合和分析来弥补没有独立的形式逻辑思维所带了困难。但是实际上那也是弥补不了的，在人类思维发展的道路上，形式思维，由形式思维独立发展出来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是不可缺少的。毛泽东的“两论”，实践论所论述的是从人类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由感性认识再转化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在那里，强调了人类实践对于人类思维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的作用，或者说它强调了人类理性认识对于人类实践的依赖性，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思维方法。他所提倡的愚公移山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对于我国近代的崛起依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感性知识如何向理性知识的转化，他没有说清楚，历史条件限制了他。在他的书中只是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那样的形象语言，来表达在感性知识向理性知识转化过程中，个人的思维和群众的讨论都是不可缺少的两个因素。但是他不懂数学，不懂形式思维的“数字和逻辑”的一套复杂的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的规则，在他的大床上有半床的书，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古代的历史书和其它的古书。不是说古书不好，那里也有好的，但是那里没有能够使人类思维向前发展的“形式思维”，没有“逻辑”。所以他当然不会懂得形象思维和形式思维之间的合理关系的那样的问题。实际上那是今天我们还都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他的“矛盾论”本来是应该研究形象思维和形式思维之间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影响的那种辩证关系的，但那是今天人类还没有搞清楚，而要一代一代人继续探索的问题。所以“矛盾论”没有能够指出辩证思维的基本性质和内容，而成了在人间博弈中可以应用的，追求在人间博弈中如何取胜的道理，这种道理在中华的古代文化中是十分丰富的。矛盾论在战争年代里以及在博弈竞技中确实也是发挥过作用的，但是对于战胜大自然不起作用，用它作为指导“人定胜天”的与天斗争的实践中，常常没有取得成功，虽然有时候在局部的问题上，也会成功；但是当那种矛盾思维用来指导既有大自然的问题，又有人间关系的复杂交叉的，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的时候，一般就很难得到成功了。因为人间博羿和自然哲学交叉在一起的时候，人间博羿的影响力总会占据上风，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意思。在人间博羿中，人类的原罪（SIN）总会最强烈的表现出来。
回到西方哲学发展上来，从西方的1000年到1700年的大癫狂的书中，谈论的有不同的性质的问题：宗教战争造成的是对于信仰的冲击，直到使信仰有了的新内涵的发展，那就是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股票的大癫狂是随着自然科学发展起来的社会学，反过来对信仰的合理内核的背离，即对于“原初公理”，对于“普世价值”的背离。但是那时自然科学还在快速的发展，在自然科学带动下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总体上还是前进的：纸币和股票总的来说都是促进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但是在那种所蕴藏着的矛盾同样也是必须解决的，这种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的人文科学的发展过程。但是伴随这个人文科学的思维发展过程，就比自然哲学更加复杂和曲折了，它所带来的问题往往不像自然科学中那样，是对还是错的问题，而是谁胜谁负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对于个人是“优胜劣淘”；而对于国家之间则是战争和征服的问题。但是战争中胜利的国家和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一般也都会败亡得更加迅速和彻底。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前进不在于人间博弈中的成败，而在于反过来对于大自然规律的认识的发展，这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发展的根本因素。
欧洲在那时的思维的发展上总的说来，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方向：西欧是继续发展形式逻辑，他的代表就是笛卡尔的逻辑长链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自然科学实验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欧陆，即东、北欧，发展的是“形象思维”，德国是18世纪古典哲学发展的大本营，从黑格尔到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基本上是“形式思维”向着“形象思维”的回归和发展。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辩证法。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大逻辑和小逻辑，但是那里并没有什么形式逻辑推理的规律，而是重新强调了上帝精神的作用，强调了思维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康德的哲学主要是呼吁回归“公理”的哲学，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序之中，闡明了對理性進行批判的必要性首先在於確定一般的“形而上学”可能還是不可能，以及規定源流、範圍和界限。但是康德於第二版序之中，反而不是著重於進行理性批判的條件，而是改變了知識與對象的關系：不是知識依照對象，而是對象依照知識，這一新概念，導致康德發動了哲學界中的「哥白尼式革命」。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把辩证思维用到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指出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物质财富生产的源泉，反对形式主义的认为主要是资本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家创造了财富的现代经济学理论。
18世纪哲学发展的特点就是辩证法的出现，辩证法实际上应该是建立形式思维和形象思维之间的合理关系。19、20世纪自然哲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尽管社会民主主义有左右两翼的区分：右翼继续强调形式主义逻辑的发展，而左翼强调形象思维中的“公理性”。在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最大的事，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法西斯主义是把一个国家内的极权主义向着全人类的极权主义的发展，就是试图建立世界的极权主义统治。是左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战胜了极权的法西斯主义。应该说这些就是到20世纪的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马克思主义的过分的反宗教的情节和暴力思维，为个人极权主义的倾向打开了大门；而西方的形式主义思维则受到优胜劣汰的社会生存竞争的进化主义影响，而产生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自由主义的威胁。但是总体说来，这两个阵营的关系，是以作为二战结局的现实为基础的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法体制下运行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取消了“共产国际”的世界性的革命司令部的暴力斗争的体制，为确立在国际法制下的和平竞争和和平发展的政治斗争的格局奠定了基础。而世界的经济也形成了两个经济体系的格局。
在结束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破坏之后，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上的进化主义的自由竞争的精英主义和新教的信仰能够建立比较和谐的关系，科学、生产和社会管理体系，都得到较大的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的强烈反宗教的情结，导致了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人们思维的僵化的控制，造成了对于科学和思维发展的障碍。在所有自然科学的领域内，真正创新性的发明几乎都出现在西方。而前苏联领导试图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手段来控制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前苏联一系列用军事手段来控制东欧国家的极端行动，使毛泽东把前苏联看成是正在上升的，最危险的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了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在人类实践和思维的哲学道路上，迷茫于他的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极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和中国封建传统的个人集权之间，而无法自拔，在极端矛盾的思想状况下，毅然作出了通向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的道路。正是这样的整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前苏联的解体，一件是中国出人意料的经济的大发展。而这两件事又和美国的金融风暴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有在对于人类思维和实践的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够找到我们前进的坚实的立足点，那就是：
1. 今天世界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经济的崛起，我们的经济总量并不高，有很多都是“虚”的。房地产有很大一部分是金融体制“虚拟”出来的，它最终必将回归到合理的位置；制造业的前端很多不在我们手中。自然资源，人均的土地、用水都极端的贫乏。我们对世界的经济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会影响到造成世界性的金融风暴的局面。今天的世界混乱的根源是人类思维发展，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个错误的道路的根不在中国。这个根就是人类形式主义思维发展走得太远了，人类的形式主义思维的发展已经把“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与人类的“原初公理”或“普世价值”和之间的合理关系割裂了！这些断裂不是我们所造成的，我们的封建的残留和照搬西方的思维，只能造成我们国家的原初创新的困难和国内各阶层间的一些矛盾，它不会造成人类主流思维方向的错失！而且我们的唯物主义和极权主义思维的影响，都处于重新认识和不断革新之中，处于不断受到遏制和不断更新的前进道路上。它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对于世界思维的坏影响。造成世界性混乱的根源是西方的“唯物主义”！西方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形式主义哲学的极端发展，西方拜金主义造成的思维的错乱是今天西方世界混乱的根源。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二战以来的整个世界的发展总体状况，我们就能够稳得住。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现在不存在国家间发生大规模暴力冲夺的条件。中国和美国遇到的问题尽管形式上有差别，在人类思维发展的方向上是一致的。现在正是大家一起来寻找世界共同的“公理”或“普世价值”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虽然不要走在前面，但也不是被动的、让人拉着走的状况；应该说我们比其他国家都要主动一些。我们是处于发展和前进的道路上。今年以来我国领导提出，中美两国不是“零和”的博弈竞技的对手，而应成为“双赢”的发展道路上的伙伴。这是一个既符合世界共同发展的客观要求，又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发展道路。金融或经济学是一个与自然哲学联系比较密切的社会科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把握它的“效法自然”的方向，用自然科学中的公理和逻辑来制约它。但是在今天自然哲学的逻辑处于完全混乱的时刻，它不仅不能把经济学引向正确的道路，而实际上就成了如何使少数人占有广大劳动者的实际利益的金融规则提供理论依据，使得一个形式上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产生的政府也不知如何去有效监管金融体制的博弈规则问题；这就使得少数国家，少数人利用不合理的虚拟规则来剥夺其他国家，剥夺大多数人的利益反而成了天经地义的道理。这就使得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道路变得极其复杂而曲折：既要反对资本对于劳动的侵占，又要反民淬主义制造暴力思维试图重新复辟偶像崇拜的极权主义。在国际的经济关系上，重点应该是反对资本对于劳动的侵占，而国内则必须同时兼顾两方面；在某一段历史时期内，民淬主义往往是最危险的倾向。总之，只要我们是前进在发展科学和经济的道路上，对于那些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我们完全没有消极、被动的理由。
2. 关于意识形态和信仰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度已经从哲学问题变成了信仰问题，现在应该重新向着哲学问题转回去。信仰总是要有的，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是不会有凝聚力的。对于耶和华信仰的宗教，在西方实际上已经变革成三个不同的基本派别了：旧约和新约，新约又分成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这只是主要的信仰而已，里面还有不同的教派。新约对于旧约一面是继承，继承了对于“神”的信仰，神对于人的爱，以及人有“原罪”需要不断的祈祷和忏悔。新约对于旧约精神的发展， 主要是神对于人的“原罪的救赎”，神把“圣灵”植入每一个信仰者的心中，信徒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圣灵来祈祷和忏悔。而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除了在新约上有一些很小的差别外，对于圣经的信仰是基本一致的：新约中的教义在旧约中都已经有了提示。所以，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教徒与神职人员之间关系的改变：新教把每个信徒读圣经，从圣经中获得信仰的力量放在高于听从神职人员的讲道之上，一般的教会中都有执事会，神职人员只是全职侍奉于神，但并没有任何高于信徒的权利，在经济上和话语权上都没有高于由所有信徒选出来的执事会的权力，在教义的理解上也允许讨论。新教信仰的这些发展，就打破了信仰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僵化的禁锢。但是实际上现在的天主教、以色列人的信仰，台湾、香港一带的“新佛教”，全世界所有的好的信仰，都会走向共同的道路。信仰总是要有的，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信仰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所有的挫折和倒退也来自信仰。一个好的信仰就是要把“信仰”成为一个大学校：一个学习来自大自然的“公义和逻辑”的大学校，一个学习摆脱对于一切“偶像崇拜”的大学校，学习远离“金钱和权势”的大学校。中国科学界自己要把握住“效法自然”的根本方向。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对于大自然正确认识的合理的思维方式的发展问题。
但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它是科学与信仰，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交汇点，也是一个与社会稳定和前进的结合点。我想应该从科学和信仰问题入手。就像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在发展方向上所曾经有过的迷失，也是从科学和信仰问题上的迷失方向所引起的一样，改革也要敢于从那个问题入手。
对于科学界和教育界来说，一定不应忘记：在苏联，意识形态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生物学界的的争论，是摩根主义还是米丘林主义代表自然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其实不论摩根主义还是米丘林主义都是达尔文进化论所派生出来的：一个把遗传基因看得高于一切，一个把环境和实践的作用看得高于一切。苏联的“科学家们”被把那个问题政治化了，他们等待着由苏共中央的裁决。最后苏共中央决定米丘林主义是科学的“唯物主义”，李森科成了苏联科学院的院长。苏联的自然科学发展走上了作为极权的政治体制的附属物的僵化道路。是不是应该由摩根主义来取代米丘林主义呢？这正是现代生物学界应该讨论的问题。西方世界在自然科学上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与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比极权主义的苏联要和谐些，他们的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成为政治权势的附着体。而不是说西方的自然科学上的形式主义的哲学观就是代表了大自然和宇宙的规律，或者说西方的基因学说为中心的摩根主义就代表了大自然和宇宙的发展规律。
实际上西方的“科学”——以现代物理学、现代数学和现代哲学是就是泛进化主义的“唯物主义”，它才是比米丘林学说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更加有力量的、更加难以战胜的“唯物主义”。今天那个社会进化主义正在成为对于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最可怕的阻力。但是西方的民主的政治体制本身，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基督教的信仰，存在着和“科学”上的僵化思维作斗争的活力。在西方的越来越不得人心的现代基础科学主流派的代表，都把希望放在中国，希望在中国找到他们生存的天堂。这才是当前我们国家的所有问题的症结的所在。
中国或美国的发展前景最后都取决于谁能走出认识大自然的正确的新路。杨振宁先生说，从上世纪70年代，世界的自然科学发展停滞了。其实不是70年代。说70年代，好像是说到50、60年代产生的以规范场论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是一朵科学的花朵，是基础科学发展的成就。其实，整个20世纪基础科学的思维对大自然的认识道路都是错的，这也就是爱因斯坦晚年自己所说的，我们曾经认为正确的道路，看起来是错了。不是杨振宁先生的规范场论以后，科学才找不到了正确的道路。那个规范场论是相对论错误道路上的更加扩大的一个错误，是离开宇宙的真理更加远，更加深的错误。爱因斯坦说，必须寻找新的真正的物理学之路，那就是“实物和场并存”的物理学的道路。当然也否定了规范场论的道路。但是我们说相对论的道路是错的，并不否定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于人类实践和思维的促进作用。相对论本身没有给出“实物和场并存”的物理学的逻辑规则，这样的大自然的物质运动规则，是任何人的大脑里都产生不了的。任何一个个人的思维最多能够看清楚与目前人类实践业已形成的感性材料下的一些逻辑关系，无法预料人类实践还没有到达的那些大自然的规律。
但是是不是说，从上世纪70年代，世界的自然科学发展停滞了呢？不对！从上世纪70年代，是自然科学发展最快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在20世纪初期由爱因斯坦、希尔拜特为首的一大群现代物理学家和现代数学家的思想的启示下，打破了牛顿理论框架的“有限论域”，他们在实践中也同时冲破了现代物理和现代数学的以“人为假定”为基础的混乱的逻辑体系，把现代社会推进到了人类的生产能力空前提高的“信息社会”。这个生产能力实际上就是人类实践和思维能力的最真实的体现，只是他们不是按照那些现代科学主流派的心意和方式体现出来的，而是与他们的心意和方式完全相反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到了今天这个时期，那些以前的“人间”的“自然哲学”的和“人间的公理”，对于现在所面临的更加复杂的世界——以虚拟逻辑为基础的“信息社会”，都不再完全适用了。牛顿的、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和现代数学的，统统都不再完全适用了！就像今天的中国的明星所一再告诉他们的“粉丝”的： 学习初中一年级以后的数学对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毫无用处的。他们不学任何与几何学有关的形式“逻辑思维”，他们没有信仰，也没有任何生产和劳动的技能，但是他们可以成为“明星”。是的，他们凭着他们的运气和关系成为“明星”了，但是他们没有敢说清楚的一条：就是他们成为明星的伴随的条件，就是产生更加大量的愚昧和无知的“粉丝”那样的“副产品”。产生社会不安和动荡的那个“副产品”。
这就是今天社会的现状！信息社会确实给人类到来了“人的虚拟逻辑下的思维能力”和那种“虚拟思维框架下的实践能力”，那个能力实在是够大的了。现在再做的任何新“假设”去建立的新的逻辑框架，可以说基本上都是无法与虚拟的信息社会的逻辑相抗衡的。那个“假设”与其说是为后人的实践和思维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能前进一步的方向，还不如说，为后人的思维发展提供一个应该打破的靶子。而真正的大自然规律还得在人类实践中一步一步的寻找中前进。爱因斯坦强调了牛顿理论框架对于场或光是不适用了，必须打破那个牛顿的框架，这就是他为人类思维和实践的发展做出够大的贡献了。康德说，“不是知識依照對象，而是對象依照知識”。现代物理学家们先给出了物理实在的“对象”，空间啦，时间啦，量子啦，基本粒子啦，宇宙啦，这些就是他们给出的“对象”，再依照对象去找知识。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基本的认识观：物质是第一性的，必须先有了物质对象，我们才可以去获得知识。但是康德说，不是知識依照對象，而是對象依照知識，他说的对吗？我看也不对。不是知识依照对象，很对；但是，也不是对象依照知识。要确定对象的时候我们没有确定对象可以依照的知识；而需要知识时我们同样没有获得知识所可以依照的对象。所以知识与对象是相互依存着的不可分离的一对。这就是杨本洛的有限论域下不断的对于逻辑进行梳理的理论，所带给我的启示。也是熊十力、熊宇丹的“不二哲学”给我的启示，同样是周至善的自然哲学是变化和发展的哲学，是M到N逻辑体系；数学是那样，物理学也是那样，要自洽就必须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观念给我的启示。而这种结合不是经典逻辑或现代数学演绎的推理逻辑所能够完成的。这就是我在科学网四百多篇网文所要想讨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去建立数学和物理学，而且还要加入逻辑和哲学的现代的自然哲学体系，更重要的是那个自然哲学体系还是不能自身不断发展的，他还必须依赖于人类实践不断发展的感性知识。我们缺少的又正是那样的“感性知识”，而那个“感性知识”像康德所说的，现在是真正到了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人力穷而天心见”的时候了。
科学是什么？也就成了一个比寻找具体的“科学知识”或弘扬抽象的“科学精神”更加重要而紧急的问题了。为了不让人们所已经拥有的巨大的“科学”的能力，去制造人间的愚昧和罪恶，去鼓动人间的仇恨和暴力，让我们大家都来学习和思考“科学是什么”吧。
科学是什么呢？看起来我们还是回到人类“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的关系上来了。在今天的人类实践和思维的道路上，我们寻找这两者的关系，看起来我们又回到了“人类思维”对于“人类实践”的依赖性上来了。“只有人类实践才是人类理性知识的基础”的轨道上来。人类前进了一千年，从对于那些以“宗教”为晃子的偶像崇拜的大颠狂，走向发展形式思维的自然哲学的道路，但是人间的“形式思维”的发展，不论是现代物理、现代数学，还是泛进化主义的现代哲学，都把自己当成了“公理”来崇拜，它们最后又都摆脱了对于“公义”的信仰，进入了以“人”为本的“广义进化主义”的道路，这个“人”所搞出来的——“约定”和“假设”基础上演绎出来的东西，不仅把“宇宙”搞的一团浑沌，还把人间搞得又一次颠狂起来，形成了形式主义的“科学大颠狂”。现在是到了人类重新唤呼“公义和理性”的时候了，但是康德又说，“不是知識依照對象，而是對象依照知識”。没有新的“知识”，那些“物质对象”是建立不起来的。
没有科学和信仰的合理关系，唤呼“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伦理道德”，也就仅仅只是唤呼而言。霍金和那些现代物理学家也许觉得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找到了“头上的星空”，那就是正在吞嚼什么星系的“黒洞”和疯狂膨胀着的宇宙，以及占据整个宇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无法测量和描述的“暗物质和暗能量”。但那样的东西对于人类有用吗？
我们想站到人类实践和思维的制高点，但是就算我们站到了今天的科学的制高点上，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还是只能看到今天的科学一片浑沌和对于未来的茫然。但是我相信那些唤呼信仰和公义的人；而决不相信那些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得到了“公义”，而只要求人们跟着他们走的人。
我的一个老朋友在给我email中说：“但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你继续探讨，即针对国情在实现理想目标的过程怎样最有效，最少伤害和损失。否则份量就会少了一大半”。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指前苏联解体的经验问题。这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是一直不直接参与任何政治敏感的谈论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无限扩大政治敏感的范围。中国的问题正像我所引的国外朋友的网文中所说：“退回改革前的老路是死路一条，而完全跟着西方也是很像是死路”。所以要找到路，我们一定要站到人类实践和思维历史的新制高点上去看问题。就像我在一些文章中所说的，目前世界的问题的关键是西方世界的思维方向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在国内的时间，我看了一本外国人（可能是德国人）写的好像叫“大颠狂”的书，受益非浅。我现在一般东西，看过就忘，但是一进入了我所考虑的逻辑圈里就忘不了了，那本书的出处全忘了，也快老年痴呆了。我想你或许也看过这本书，这本书在国内应该很容易找到。它写了西方从1000年到1700年的历史上的两件大事：股票颠狂和十字军的信仰颠狂。我所感兴趣的和作者本人不大一样：我更感兴趣的是从1000到1300的300年的天主教的十字军的历史。当然更感兴趣的是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来看西方（实际上是西欧）的思维或哲学的发展历史。
天主教的前期是传道者背着十字架传道和牺牲的历史。以后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结合在一起，成了国教。实际上是形式上走向了辉煌，实质上走向了蜕化。这和马克思主义的遭遇也差不多，人类思维发展或信仰发展的道路总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夺取了政权，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了蜕化。这就是“旧约”中关于“fall of man”的永恒的真理。我们把它翻译成“人皆有罪”，把上帝所说的SIN和人间的法律上的“罪”，混成一起了。旧约上的SIN是人人皆有的，因为人有了思维的能力，就从“自然人”降落为“能思维的人”。对于大自然，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和短暂，可是他的思维又是无限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创造出“四个无限”，能不SIN吗？所以任何一个人的思维都会蜕变。越是成功，越是伟大的人，SIN一定也越大。所以到前一个千年之交的时候，人间的罪恶爆发了，它是以“上帝”的名义爆发的，发动了人间绝无仅有的大颠狂。想一想西欧的天主教教会竟对中东的穆斯林发动了前后持续300年的战争，这是什么样的情景！在东方的中国，战乱和稳定的文明发展和变化周期大约是300年左右。大乱一般是三、四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二战包括最长的中国的抗日也只有八年。300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难怪到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为中华文明的繁华所震惊了。不是元朝的中国有多么繁华，而是三百年战乱后的欧洲败落得多么可怕。
三百年的十字军使西方的普通百姓厌倦了宗教领袖以神的名义所进行的那种宗教癫狂。而宗教统治者以更加严酷的方式来进行强化的“思维统治”，西欧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对那种僵化思维的统治的觉醒和抗争首先是从西方天主教会统治薄弱的中北欧开始的，波兰的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但他坚持生前不发表他的“日心说” 。14、15到16世纪，从文艺复兴，自然哲学的发展，宗教改革，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在整个西方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左翼和右翼的两条人类思维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马列主义者以后所说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在中世纪以前，根本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那样的说法，在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那些都是从西方传入的。从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思维总是一直存在着“形象思维”和“形式思维”两类思维方式。最早大概只有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自然”的或者说“感性”的；看起来动物也有“形象思维”，现在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大概就是“形象思维”的代表，他们有的已经搞不清楚了人与动物的差别和合理关系了。形式思维是形象思维的发展，形式思维的基本的内容就是“数字和逻辑”，实际上形式思维也是所有人所共有的，或者可以说形式思维的能力是区别人与动物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
人类思维发展的特征不是“有”还是“没有”“形象思维”或“形式思维”的能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两类思维能力之间的关系。信仰联系着“形象思维”，而自然科学联系着“形式思维”。我们所说的联系也不是说只和那种思维方式有关，信仰和自然科学都既与形象思维又与形式思维有关，或者说都包容了两类思维，但是两类思维之间的地位不同：信仰强调的是“形象思维”，强调的是人人都可以“感觉”的“公理性”，是思维的稳定性；而自然科学强调的是“形式思维”，是形式思维的推理能力的“发展性”。所以信仰和科学实际上是在两条距离时远、时近，但不会重合，也不会背离的，驱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信仰用形象思维牢牢地链接着人人可以感受的原初的公理；科学用形式逻辑推动着社会向着未来的公理前进。信仰一旦落后于人类探索大自然的实践的发展，就会成为人类实践，人类追求新公理的障碍。那时一些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就必然会进入到信仰的内涵中去，信仰就会发展；而科学的形式思维一旦走得太远了，就会割断了与人类原初公理的链接，人类思维的方向就会迷失，科学也必须回归于信仰和公理，从信仰中寻找合理的方向。我们所说的哲学实际上就是人类思维和实践发展的历史的总和。黑格尔说哲学是思维的反思，或像冯友兰说的那样，哲学是“思想的思想的思想”，意思都差不多，但是都是没有说到点子上的模模糊糊的说法。我们对于哲学的理解必须加上实践的关键作用。
中国人在历史上没有“哲学”这两个字，中国的字是象形文字，我们的思维着重于形象思维，所以那种形式思维的概念传入中国的时候，从象形文字中实在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对应的“词”出来。但是中国古人同样思考着人类实践和思维发展的历史轨迹的问题，那就是认识论，就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的老、庄、孔、孟都思考过这一问题，以后儒家和法家，到宋明的理学、道学到王阳明的“心学”，都是对于人类实践和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的思考，到近代的孙中山、陶行知直到当代的毛泽东都苦心的探讨着这一问题。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越来越完善而严格的封建礼教体系，总是把形式思维置于形象思维的“皇权之下”，所以没有独立的形式思维的“逻辑”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直到中国现代，比我们老一辈的林语堂先生在他的“信仰之旅”中，就把笛卡尔的用“逻辑长链”来发展人类的思维能力，看得像魔鬼一样的可怕。但是我们中华古老的哲学中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一贯强调的“实践”对于思维发展的作用，勤劳的中国人用孜孜不倦的实践精神，克服了没有独立的形式逻辑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用实践中产生的“感性认识”，用对于大量的感性认识的综合和分析来弥补没有独立的形式逻辑思维所带了困难。但是实际上那也是弥补不了的，在人类思维发展的道路上，形式思维，由形式思维独立发展出来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是不可缺少的。毛泽东的“两论”，实践论所论述的是从人类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由感性认识再转化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在那里，强调了人类实践对于人类思维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的作用，或者说它强调了人类理性认识对于人类实践的依赖性，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思维方法。他所提倡的愚公移山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对于我国近代的崛起依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感性知识如何向理性知识的转化，他没有说清楚，历史条件限制了他。在他的书中只是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那样的形象语言，来表达在感性知识向理性知识转化过程中，个人的思维和群众的讨论都是不可缺少的两个因素。但是他不懂数学，不懂形式思维的“数字和逻辑”的一套复杂的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的规则，在他的大床上有半床的书，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古代的历史书和其它的古书。不是说古书不好，那里也有好的，但是那里没有能够使人类思维向前发展的“形式思维”，没有“逻辑”。所以他当然不会懂得形象思维和形式思维之间的合理关系的那样的问题。实际上那是今天我们还都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他的“矛盾论”本来是应该研究形象思维和形式思维之间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影响的那种辩证关系的，但那是今天人类还没有搞清楚，而要一代一代人继续探索的问题。所以“矛盾论”没有能够指出辩证思维的基本性质和内容，而成了在人间博弈中可以应用的，追求在人间博弈中如何取胜的道理，这种道理在中华的古代文化中是十分丰富的。矛盾论在战争年代里以及在博弈竞技中确实也是发挥过作用的，但是对于战胜大自然不起作用，用它作为指导“人定胜天”的与天斗争的实践中，常常没有取得成功，虽然有时候在局部的问题上，也会成功；但是当那种矛盾思维用来指导既有大自然的问题，又有人间关系的复杂交叉的，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的时候，一般就很难得到成功了。因为人间博羿和自然哲学交叉在一起的时候，人间博羿的影响力总会占据上风，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意思。在人间博羿中，人类的原罪（SIN）总会最强烈的表现出来。
回到西方哲学发展上来，从西方的1000年到1700年的大癫狂的书中，谈论的有不同的性质的问题：宗教战争造成的是对于信仰的冲击，直到使信仰有了的新内涵的发展，那就是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股票的大癫狂是随着自然科学发展起来的社会学，反过来对信仰的合理内核的背离，即对于“原初公理”，对于“普世价值”的背离。但是那时自然科学还在快速的发展，在自然科学带动下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总体上还是前进的：纸币和股票总的来说都是促进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但是在那种所蕴藏着的矛盾同样也是必须解决的，这种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的人文科学的发展过程。但是伴随这个人文科学的思维发展过程，就比自然哲学更加复杂和曲折了，它所带来的问题往往不像自然科学中那样，是对还是错的问题，而是谁胜谁负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对于个人是“优胜劣淘”；而对于国家之间则是战争和征服的问题。但是战争中胜利的国家和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一般也都会败亡得更加迅速和彻底。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前进不在于人间博弈中的成败，而在于反过来对于大自然规律的认识的发展，这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发展的根本因素。
欧洲在那时的思维的发展上总的说来，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方向：西欧是继续发展形式逻辑，他的代表就是笛卡尔的逻辑长链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自然科学实验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欧陆，即东、北欧，发展的是“形象思维”，德国是18世纪古典哲学发展的大本营，从黑格尔到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基本上是“形式思维”向着“形象思维”的回归和发展。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辩证法。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大逻辑和小逻辑，但是那里并没有什么形式逻辑推理的规律，而是重新强调了上帝精神的作用，强调了思维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康德的哲学主要是呼吁回归“公理”的哲学，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序之中，闡明了對理性進行批判的必要性首先在於確定一般的“形而上学”可能還是不可能，以及規定源流、範圍和界限。但是康德於第二版序之中，反而不是著重於進行理性批判的條件，而是改變了知識與對象的關系：不是知識依照對象，而是對象依照知識，這一新概念，導致康德發動了哲學界中的「哥白尼式革命」。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把辩证思维用到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指出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物质财富生产的源泉，反对形式主义的认为主要是资本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家创造了财富的现代经济学理论。
18世纪哲学发展的特点就是辩证法的出现，辩证法实际上应该是建立形式思维和形象思维之间的合理关系。19、20世纪自然哲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尽管社会民主主义有左右两翼的区分：右翼继续强调形式主义逻辑的发展，而左翼强调形象思维中的“公理性”。在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最大的事，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法西斯主义是把一个国家内的极权主义向着全人类的极权主义的发展，就是试图建立世界的极权主义统治。是左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战胜了极权的法西斯主义。应该说这些就是到20世纪的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马克思主义的过分的反宗教的情节和暴力思维，为个人极权主义的倾向打开了大门；而西方的形式主义思维则受到优胜劣汰的社会生存竞争的进化主义影响，而产生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自由主义的威胁。但是总体说来，这两个阵营的关系，是以作为二战结局的现实为基础的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法体制下运行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取消了“共产国际”的世界性的革命司令部的暴力斗争的体制，为确立在国际法制下的和平竞争和和平发展的政治斗争的格局奠定了基础。而世界的经济也形成了两个经济体系的格局。
在结束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破坏之后，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上的进化主义的自由竞争的精英主义和新教的信仰能够建立比较和谐的关系，科学、生产和社会管理体系，都得到较大的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的强烈反宗教的情结，导致了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人们思维的僵化的控制，造成了对于科学和思维发展的障碍。在所有自然科学的领域内，真正创新性的发明几乎都出现在西方。而前苏联领导试图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手段来控制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前苏联一系列用军事手段来控制东欧国家的极端行动，使毛泽东把前苏联看成是正在上升的，最危险的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了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在人类实践和思维的哲学道路上，迷茫于他的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极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和中国封建传统的个人集权之间，而无法自拔，在极端矛盾的思想状况下，毅然作出了通向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的道路。正是这样的整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前苏联的解体，一件是中国出人意料的经济的大发展。而这两件事又和美国的金融风暴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有在对于人类思维和实践的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够找到我们前进的坚实的立足点，那就是：
1. 今天世界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经济的崛起，我们的经济总量并不高，有很多都是“虚”的。房地产有很大一部分是金融体制“虚拟”出来的，它最终必将回归到合理的位置；制造业的前端很多不在我们手中。自然资源，人均的土地、用水都极端的贫乏。我们对世界的经济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会影响到造成世界性的金融风暴的局面。今天的世界混乱的根源是人类思维发展，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个错误的道路的根不在中国。这个根就是人类形式主义思维发展走得太远了，人类的形式主义思维的发展已经把“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与人类的“原初公理”或“普世价值”和之间的合理关系割裂了！这些断裂不是我们所造成的，我们的封建的残留和照搬西方的思维，只能造成我们国家的原初创新的困难和国内各阶层间的一些矛盾，它不会造成人类主流思维方向的错失！而且我们的唯物主义和极权主义思维的影响，都处于重新认识和不断革新之中，处于不断受到遏制和不断更新的前进道路上。它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对于世界思维的坏影响。造成世界性混乱的根源是西方的“唯物主义”！西方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形式主义哲学的极端发展，西方拜金主义造成的思维的错乱是今天西方世界混乱的根源。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二战以来的整个世界的发展总体状况，我们就能够稳得住。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现在不存在国家间发生大规模暴力冲夺的条件。中国和美国遇到的问题尽管形式上有差别，在人类思维发展的方向上是一致的。现在正是大家一起来寻找世界共同的“公理”或“普世价值”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虽然不要走在前面，但也不是被动的、让人拉着走的状况；应该说我们比其他国家都要主动一些。我们是处于发展和前进的道路上。今年以来我国领导提出，中美两国不是“零和”的博弈竞技的对手，而应成为“双赢”的发展道路上的伙伴。这是一个既符合世界共同发展的客观要求，又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发展道路。金融或经济学是一个与自然哲学联系比较密切的社会科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把握它的“效法自然”的方向，用自然科学中的公理和逻辑来制约它。但是在今天自然哲学的逻辑处于完全混乱的时刻，它不仅不能把经济学引向正确的道路，而实际上就成了如何使少数人占有广大劳动者的实际利益的金融规则提供理论依据，使得一个形式上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产生的政府也不知如何去有效监管金融体制的博弈规则问题；这就使得少数国家，少数人利用不合理的虚拟规则来剥夺其他国家，剥夺大多数人的利益反而成了天经地义的道理。这就使得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道路变得极其复杂而曲折：既要反对资本对于劳动的侵占，又要反民淬主义制造暴力思维试图重新复辟偶像崇拜的极权主义。在国际的经济关系上，重点应该是反对资本对于劳动的侵占，而国内则必须同时兼顾两方面；在某一段历史时期内，民淬主义往往是最危险的倾向。总之，只要我们是前进在发展科学和经济的道路上，对于那些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我们完全没有消极、被动的理由。
2. 关于意识形态和信仰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度已经从哲学问题变成了信仰问题，现在应该重新向着哲学问题转回去。信仰总是要有的，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是不会有凝聚力的。对于耶和华信仰的宗教，在西方实际上已经变革成三个不同的基本派别了：旧约和新约，新约又分成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这只是主要的信仰而已，里面还有不同的教派。新约对于旧约一面是继承，继承了对于“神”的信仰，神对于人的爱，以及人有“原罪”需要不断的祈祷和忏悔。新约对于旧约精神的发展， 主要是神对于人的“原罪的救赎”，神把“圣灵”植入每一个信仰者的心中，信徒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圣灵来祈祷和忏悔。而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除了在新约上有一些很小的差别外，对于圣经的信仰是基本一致的：新约中的教义在旧约中都已经有了提示。所以，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教徒与神职人员之间关系的改变：新教把每个信徒读圣经，从圣经中获得信仰的力量放在高于听从神职人员的讲道之上，一般的教会中都有执事会，神职人员只是全职侍奉于神，但并没有任何高于信徒的权利，在经济上和话语权上都没有高于由所有信徒选出来的执事会的权力，在教义的理解上也允许讨论。新教信仰的这些发展，就打破了信仰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僵化的禁锢。但是实际上现在的天主教、以色列人的信仰，台湾、香港一带的“新佛教”，全世界所有的好的信仰，都会走向共同的道路。信仰总是要有的，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信仰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所有的挫折和倒退也来自信仰。一个好的信仰就是要把“信仰”成为一个大学校：一个学习来自大自然的“公义和逻辑”的大学校，一个学习摆脱对于一切“偶像崇拜”的大学校，学习远离“金钱和权势”的大学校。中国科学界自己要把握住“效法自然”的根本方向。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对于大自然正确认识的合理的思维方式的发展问题。
但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它是科学与信仰，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交汇点，也是一个与社会稳定和前进的结合点。我想应该从科学和信仰问题入手。就像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在发展方向上所曾经有过的迷失，也是从科学和信仰问题上的迷失方向所引起的一样，改革也要敢于从那个问题入手。
对于科学界和教育界来说，一定不应忘记：在苏联，意识形态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生物学界的的争论，是摩根主义还是米丘林主义代表自然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其实不论摩根主义还是米丘林主义都是达尔文进化论所派生出来的：一个把遗传基因看得高于一切，一个把环境和实践的作用看得高于一切。苏联的“科学家们”被把那个问题政治化了，他们等待着由苏共中央的裁决。最后苏共中央决定米丘林主义是科学的“唯物主义”，李森科成了苏联科学院的院长。苏联的自然科学发展走上了作为极权的政治体制的附属物的僵化道路。是不是应该由摩根主义来取代米丘林主义呢？这正是现代生物学界应该讨论的问题。西方世界在自然科学上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与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比极权主义的苏联要和谐些，他们的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成为政治权势的附着体。而不是说西方的自然科学上的形式主义的哲学观就是代表了大自然和宇宙的规律，或者说西方的基因学说为中心的摩根主义就代表了大自然和宇宙的发展规律。
实际上西方的“科学”——以现代物理学、现代数学和现代哲学是就是泛进化主义的“唯物主义”，它才是比米丘林学说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更加有力量的、更加难以战胜的“唯物主义”。今天那个社会进化主义正在成为对于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最可怕的阻力。但是西方的民主的政治体制本身，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基督教的信仰，存在着和“科学”上的僵化思维作斗争的活力。在西方的越来越不得人心的现代基础科学主流派的代表，都把希望放在中国，希望在中国找到他们生存的天堂。这才是当前我们国家的所有问题的症结的所在。
中国或美国的发展前景最后都取决于谁能走出认识大自然的正确的新路。杨振宁先生说，从上世纪70年代，世界的自然科学发展停滞了。其实不是70年代。说70年代，好像是说到50、60年代产生的以规范场论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是一朵科学的花朵，是基础科学发展的成就。其实，整个20世纪基础科学的思维对大自然的认识道路都是错的，这也就是爱因斯坦晚年自己所说的，我们曾经认为正确的道路，看起来是错了。不是杨振宁先生的规范场论以后，科学才找不到了正确的道路。那个规范场论是相对论错误道路上的更加扩大的一个错误，是离开宇宙的真理更加远，更加深的错误。爱因斯坦说，必须寻找新的真正的物理学之路，那就是“实物和场并存”的物理学的道路。当然也否定了规范场论的道路。但是我们说相对论的道路是错的，并不否定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于人类实践和思维的促进作用。相对论本身没有给出“实物和场并存”的物理学的逻辑规则，这样的大自然的物质运动规则，是任何人的大脑里都产生不了的。任何一个个人的思维最多能够看清楚与目前人类实践业已形成的感性材料下的一些逻辑关系，无法预料人类实践还没有到达的那些大自然的规律。
但是是不是说，从上世纪70年代，世界的自然科学发展停滞了呢？不对！从上世纪70年代，是自然科学发展最快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在20世纪初期由爱因斯坦、希尔拜特为首的一大群现代物理学家和现代数学家的思想的启示下，打破了牛顿理论框架的“有限论域”，他们在实践中也同时冲破了现代物理和现代数学的以“人为假定”为基础的混乱的逻辑体系，把现代社会推进到了人类的生产能力空前提高的“信息社会”。这个生产能力实际上就是人类实践和思维能力的最真实的体现，只是他们不是按照那些现代科学主流派的心意和方式体现出来的，而是与他们的心意和方式完全相反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到了今天这个时期，那些以前的“人间”的“自然哲学”的和“人间的公理”，对于现在所面临的更加复杂的世界——以虚拟逻辑为基础的“信息社会”，都不再完全适用了。牛顿的、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和现代数学的，统统都不再完全适用了！就像今天的中国的明星所一再告诉他们的“粉丝”的： 学习初中一年级以后的数学对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毫无用处的。他们不学任何与几何学有关的形式“逻辑思维”，他们没有信仰，也没有任何生产和劳动的技能，但是他们可以成为“明星”。是的，他们凭着他们的运气和关系成为“明星”了，但是他们没有敢说清楚的一条：就是他们成为明星的伴随的条件，就是产生更加大量的愚昧和无知的“粉丝”那样的“副产品”。产生社会不安和动荡的那个“副产品”。
这就是今天社会的现状！信息社会确实给人类到来了“人的虚拟逻辑下的思维能力”和那种“虚拟思维框架下的实践能力”，那个能力实在是够大的了。现在再做的任何新“假设”去建立的新的逻辑框架，可以说基本上都是无法与虚拟的信息社会的逻辑相抗衡的。那个“假设”与其说是为后人的实践和思维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能前进一步的方向，还不如说，为后人的思维发展提供一个应该打破的靶子。而真正的大自然规律还得在人类实践中一步一步的寻找中前进。爱因斯坦强调了牛顿理论框架对于场或光是不适用了，必须打破那个牛顿的框架，这就是他为人类思维和实践的发展做出够大的贡献了。康德说，“不是知識依照對象，而是對象依照知識”。现代物理学家们先给出了物理实在的“对象”，空间啦，时间啦，量子啦，基本粒子啦，宇宙啦，这些就是他们给出的“对象”，再依照对象去找知识。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基本的认识观：物质是第一性的，必须先有了物质对象，我们才可以去获得知识。但是康德说，不是知識依照對象，而是對象依照知識，他说的对吗？我看也不对。不是知识依照对象，很对；但是，也不是对象依照知识。要确定对象的时候我们没有确定对象可以依照的知识；而需要知识时我们同样没有获得知识所可以依照的对象。所以知识与对象是相互依存着的不可分离的一对。这就是杨本洛的有限论域下不断的对于逻辑进行梳理的理论，所带给我的启示。也是熊十力、熊宇丹的“不二哲学”给我的启示，同样是周至善的自然哲学是变化和发展的哲学，是M到N逻辑体系；数学是那样，物理学也是那样，要自洽就必须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观念给我的启示。而这种结合不是经典逻辑或现代数学演绎的推理逻辑所能够完成的。这就是我在科学网四百多篇网文所要想讨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去建立数学和物理学，而且还要加入逻辑和哲学的现代的自然哲学体系，更重要的是那个自然哲学体系还是不能自身不断发展的，他还必须依赖于人类实践不断发展的感性知识。我们缺少的又正是那样的“感性知识”，而那个“感性知识”像康德所说的，现在是真正到了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人力穷而天心见”的时候了。
科学是什么？也就成了一个比寻找具体的“科学知识”或弘扬抽象的“科学精神”更加重要而紧急的问题了。为了不让人们所已经拥有的巨大的“科学”的能力，去制造人间的愚昧和罪恶，去鼓动人间的仇恨和暴力，让我们大家都来学习和思考“科学是什么”吧。
科学是什么呢？看起来我们还是回到人类“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的关系上来了。在今天的人类实践和思维的道路上，我们寻找这两者的关系，看起来我们又回到了“人类思维”对于“人类实践”的依赖性上来了。“只有人类实践才是人类理性知识的基础”的轨道上来。人类前进了一千年，从对于那些以“宗教”为晃子的偶像崇拜的大颠狂，走向发展形式思维的自然哲学的道路，但是人间的“形式思维”的发展，不论是现代物理、现代数学，还是泛进化主义的现代哲学，都把自己当成了“公理”来崇拜，它们最后又都摆脱了对于“公义”的信仰，进入了以“人”为本的“广义进化主义”的道路，这个“人”所搞出来的——“约定”和“假设”基础上演绎出来的东西，不仅把“宇宙”搞的一团浑沌，还把人间搞得又一次颠狂起来，形成了形式主义的“科学大颠狂”。现在是到了人类重新唤呼“公义和理性”的时候了，但是康德又说，“不是知識依照對象，而是對象依照知識”。没有新的“知识”，那些“物质对象”是建立不起来的。
没有科学和信仰的合理关系，唤呼“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伦理道德”，也就仅仅只是唤呼而言。霍金和那些现代物理学家也许觉得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找到了“头上的星空”，那就是正在吞嚼什么星系的“黒洞”和疯狂膨胀着的宇宙，以及占据整个宇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无法测量和描述的“暗物质和暗能量”。但那样的东西对于人类有用吗？
我们想站到人类实践和思维的制高点，但是就算我们站到了今天的科学的制高点上，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还是只能看到今天的科学一片浑沌和对于未来的茫然。但是我相信那些唤呼信仰和公义的人；而决不相信那些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得到了“公义”，而只要求人们跟着他们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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