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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時間的來臨：電子傳播媒介的時間想像
卞冬磊、張紅軍
《摘要》
本文認為，人類時間觀念在經歷了自然時間、鐘錶時間兩階段後正向「媒介時間」過渡。在資訊社會來臨的背景下，鐘錶時間已處於危機，而塑造新型時間觀念之任務正落在電子傳播媒介身上。透過對人類日常生活時間的重組，電子媒介不但轉移了人們的時間參照標準，並也透過科技及傳播內容塑造了以瞬時、零散與無序為特徵的「媒介時間」，從而改變了人類的時間知覺，這種新型時間觀顯將對社會發展與人類生活產生較爲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媒介時間、無序、零散、瞬時
《全文》
壹、引言：時間觀念研究的縱向切入
作爲日常生活之背景，我們傾向於視時間為理所當然，並賦予它普通的意義與自證的屬性；然而在學術研究上，時間卻總是複雜而迷人。奧古斯丁（Augustinus, 395-401∕周士良譯，1963: 242）《懺悔錄》之困惑即稱：「那麼時間究竟是什麼？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充分說明了時間概念之玄奧至深。
但探索腳步從未停止，人們常從時間出發尋找其絢爛多彩之意義。有關時間之論述實可謂「汗牛充棟」而散佈各自然、社會、人文學科，如自然科學之時間研究曾歷經霍金（Stephen Hawking）、威格羅（Gerald J.
Whitrow）、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等人之發揚，探索時間之屬性、方向、前進與存在方式；汪天文（2004: 17）即曾謂，「時間研究實具有自然科學路線之傾向」。
社會學之時間研究則從涂爾幹（Emile Durkheim）起始，經索羅金（Pitirim A.
Sorokin）、默頓（Robert K. Merton）深入探析而認為「只有人類才具有時間觀念，並將時間理解為一種社會制度」（Urry, 1996∕李康譯，2003: 506）。又經多方引伸、演變、發展至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之「時間與在場」及後現代思潮之「時間壓縮」概念，而Urry（1996∕李康譯，2003: 505）亦曾對20世紀時間社會學之不景氣發展頗有微辭，認為「20世紀社會理論的歷史就是時間觀念缺失的歷史」。
總體而言，西方哲學之時間研究多沿兩條路徑崎嶇而上：一條爲亞里斯多德物理學開創的「時間與運動」客觀方向，現代自然科學的時間意義就此繼承而來。另條路徑則沿襲奧古斯丁「時間是心靈的特性」而來，到現象學胡塞爾發展的「內在時間」，探索的是人對時間的主觀體驗，如時間之存在、瞬間與永恆（Husserl, 1928/1980∕楊富斌譯，2000: 7）。
然而上述時間研究或顯零散或與民眾日常生活相去甚遠，猶未能將時間概念引入生動的人類社會。文化學的時間研究則將其與人類社會緊密連結起來，Tylor（1929∕連樹聲譯，1992: 1）即曾表示：「文化，包括全部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和作為社會成員的人通過學習而獲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習慣的複合體」。換言之，時間乃人為建構，是在社會再生產實踐中所產生的觀念，既構成了我們對世界的表達，也成爲彰顯群體差別的象徵；時間可謂是文化顯著要素。
Hall（1973∕劉建榮譯，1991: 1）曾說，「時間會說話」，並將時間視為不同文化間之第一種「無聲的語言」，認為其「比有聲語言更坦率，表達的資訊響亮而清晰」。整體而言，文化與時間之研究在於考察不同地域、種群、宗教等時間觀念之差異，以反映不同文化之狀況，解釋文化衝突之根源，促進文化之理解與交融。
時間觀念研究的橫向切入結成了豐碩果實，而時間觀念研究的縱向切入則係以整個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反映不同時代社會風貌之差別與生活方式之變遷。或許，歷史畫卷本是徐徐展開，描述歷史理應娓娓道來，縱向切入將不可避免地、武斷地割裂歷史的延續性，甚至呈現出嚴重的歷史主義主張。但將社會人爲劃分階段的手法卻可能更爲清晰地呈現人類的過去、此在、願景，並明晰變遷的痕跡；換言之，社會變遷就部分地體現在人類創造的時間觀念之中。
「不同的社會培養不同的時間觀念」（Harvey,
1990∕閻嘉譯，2003:
242）。在工業社會向資訊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時間這個影響社會的縱向尺度也發生了轉變。農業社會培養的「自然時間」（nature time）、工業社會培養的「鐘錶時間」（clock
time），正不約而同地讓位於新的時間觀念。
一些預言已在西方社會學家的文章裡零星出現。如Levine（1997∕範東生、許俊農譯，2000: 112）即曾表達疑惑：「時鐘時間的下一步演化，可能會導致我們對『滴答人』的懷念嗎？我們還會回到時針和分針所代表的真實時間嗎？」此語多少暗示了新時間到來的信號。Urry（1996∕李康譯，2003: 522-523）則以不太確信的口吻提出「即時性時間」（instantaneous time）：「據稱鐘點時間在一定程度上正被所謂『即時性時間』所取代，這種即時性時間可以概括為『錄影時間』（video time）」，這基本上接近了時間轉變之本質。
此外，Bauman（1999∕歐陽景根譯，2002: 185）亦曾提出「軟體時間」（software
time）一詞：「一旦人們能夠以電子信號的速度跨越空間距離，時間再也不是『獲得某種東西的迂迴曲折』，『軟體時間』的『接近瞬時』預兆著『空間的貶值』」。休閒學家Googale與Godbey（1995∕成素梅、馬惠娣、季斌、馮世梅譯，2000:
148）則提及「計算機時間」（computer time）：「計算機不只是一種工具，它標誌著一個新的時間定向，計算機的速度是十億每秒，遠遠超出人的感知極限，在此之前，速度從未超出人的意識範圍」。
在浩瀚如煙海的社會論述中，新時間的到來因而擁有充分證據顯示其的確隨著社會轉型而悄然改變。上述「即時性時間」、「錄影時間」、「軟體時間」、「計算機時間」因而可視為是媒介時間研究的起點，分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新科技對鐘錶時間的深刻衝擊。
但時間觀念的變化是否純然受到科技影響？本文認為並不盡然。「媒介時間」之命名即是在承認科技對時間塑形的決定性前提下，一方面將塑造時間之科技（計算機、網際網路、手機、廣播電視等）歸結為媒介範疇，另方面則從這些媒介內容著手，研究以電子媒介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媒介在時間轉型過程中的作用。換言之，新的時間觀念正是電子媒介科技與大眾傳播媒介內容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媒介時間」之「媒介」也包含著兩層因素，既可看作是科技，又可視為是一般性的文化機構。
嘗試去追尋時間足跡且在縱向歷史座標上梳理時間流變，應當足以反映生活之進化與社會之變遷。時間觀念影響了我們如何認知、解釋甚至對社會採取行動，而不同時代所遭遇的時間觀念之變化，其改變的是生而為人的經驗。只有清楚瞭解時間的轉型事實以及當下社會的時間特性，人們才能更認知社會運轉的方式，並進而對社會採取適於自身的解釋和行動。
貳、從自然時間到鐘錶時間：人類時間觀念的歷史透視
起源問題向來模糊，何況「時間是人類幾種最初經驗方面最難以捉摸和最為神秘的一種」（Boorstin, 1983∕嚴擷芸、呂佩英、李成儀、吳亦南譯，1992:
1）。在農業文明到來之前，由於時間和人的初始生存關係不夠密切，且因它先天抽象，時間觀念始終處於緩慢發展的醞釀狀態。Whitrow（1972∕文荊江譯，1982: 4）曾說：「對目前尚存的原始部落的研究使我們有充分的證據相信，人類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擺脫像動物一樣生活在綿延不斷的現實中的自然傾向」。
漫長的原始社會畢竟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時間經驗，先民通過勞動、天文觀察以及神秘的思維活動，為時間文明的初次到來奠定了基礎。在原始勞動中，採集、漁獵對象的季節性活動加強了先民對循環時間的感覺。如易洛魁人（Iroquois，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的採集活動早已展示了一種相對成熟的時間意識：「採集在易洛魁人的經濟生活中有重大意義，每年從夏季到深秋，婦女們帶領兒童採集草莓、野櫻果等各種漿果，製成食物，其中一部分儲藏起來過冬」（林耀華，1984: 223）。
此外，原始樸素的天文觀察也推動了時間向科學方向發展。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73-1883/1925∕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1972: 523）說：「必須研究自然科學各個部門的發展。首先是天文學－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為了定季節，就已經絕對需要它」。埃及人找到天空中最明亮的天狼星作爲標誌年份的跡象，其每年僅一次在早上升起時與太陽成一直線。Boorstin（1983∕嚴擷芸等譯，1992: 5）則通過語言學考察了「月亮」在很多語言中與「測量」一詞的詞根相同，因而認爲：「月亮是人類通用的第一種計時器」。
當農業文明降臨，它在物質和精神上對人的改造使人有足夠智力去思考時間。相對穩定的農業活動—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培養了較為規律性的時間感覺，加之對天文現象漸悉，標誌著時間觀念成熟的計時工具曆法誕生。鄭天傑（1971: 3）對曆法誕生的概括說明非常凝練：
太古時代，人們所有的照明工具，僅日、月、星三光而已。日、月、星與人們生活有密切的關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此等自然現象，人類歷經長時間觀察，記錄其與晝夜明暗，潮水漲落，草木枯榮的關聯，並循著各種不同的時節，從事於漁牧、狩獵、耕種諸活動，遂演進成了曆法。
正是自然界透露的規律性資訊（如晝夜明暗、潮水漲落、草木枯榮）作為傳播介質進入了人類的觀念世界，時間才建構了它的初次文明。自然時間是以天文規律、季節流轉、植物生長等自然現象為參照標準的時間體系，它是農業文明的產物，帶有農業社會緩慢變遷、穩定平衡的若干特徵。
隨著社會發展，曆法規定之時間單位（年、月、日）愈發不能滿足人類活動的要求，對具體事務精確計時的需要促使人們一直為創造時間單位更小的計時工具而努力。日晷、水鐘和沙漏滿足了這種需求，在鐘錶誕生前，它們一直是主要的臨時性計時工具。
但上述計時工具缺陷太多，如日晷需要陽光，水鐘和沙漏需要人工服侍，因而造成了它們的過渡性角色。從中世紀修道院裡「以槌擊鐘」到發明鐘錶內的「控制擺」；從義大利物理學家伽利略（Galileio Galilei）發現「擺」的等時性規律，到荷蘭物理學家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57年取得了鐘擺發明專利（Wolf,
1935∕周昌忠、苗以順、王榮遠譯，1991: 127），鐘錶在機械技術上獲得了突破。接著，從鐘錶最初作為奢侈品到批量生產走進普羅大眾，從時間標準的混亂不堪到十九世紀末期確立標準時區（Whitrow, 1972∕文荊江譯，1982: 54），鐘錶時間終在日常生活中逐漸普及。
鐘錶時間與自然時間截然不同，作為人造時間，它給人類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領域帶來了深刻變化。在自然時間時期，人們的行動按照事件的需要安排，這種安排服從於身體發出的信號；但鐘錶時間改變了這一切。McLuhan（1964∕何道寬譯，2004a: 188）指出：
鐘錶作為一項技術，是一種機器，它按照裝配線模式生產統一的秒、分、時等單位。經過這樣統一的加工，時間就從人的經驗節律中分離出來了……。不靠個人獨特的經驗計量時間，而是用抽象的統一單位來計量時間，【以】這種方式計算的時間則慢慢滲透進了一切感知生活，不僅工作，而且像吃飯睡覺都逐漸順應了鐘錶的需要而不是生物體的需要（添加語句出自本文作者）。
由於鐘錶時間劃分的時、分、秒具備可計算特徵，很快成為工業生產的組織者。鐘錶是工業社會有條不紊的關鍵：安排工人工作、吃飯、休息的時間，要求工人服從於固定的時刻表；這種方式迅速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認知、解釋，甚至所採取的行動。Harvey（1990∕閻嘉譯，2003: 289）曾有精確說明：
工廠工人們的第一代通過自己的雇主懂得了時間的重要性；第二代人則形成了自己的10小時運動的短時間工作委員會；第三代工人為了超時或加班工資而罷工。他們接受了自己雇主的各種範圍，學會了在哪些範圍內進行抵抗，他們曾經有過非常深刻的教訓，即時間就是金錢。
雖然鐘錶時間仍在社會機構運轉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它卻正迎來危機：首先，替代性的計時器正以超過鐘錶多倍的普及速度擴散，其次是人們對鐘錶時間的態度也由歡迎變成排斥，開始抱怨其對生活的控制。2005年4月發生的一系列全球列車脫軌事故中已有人反思鐘錶時間的危害，如一篇名為〈恪守時間也有錯—日本列車出軌的反思〉文章就將事故發生的文化原因歸結為「對精確時間的過分恪守」。2
參、從鐘錶到電子媒介：時間原型之轉移及其影響
時間原型即計時所依託之工具，當是一目了然之事，如從自然時間到鐘錶時間，我們歷經日月星辰、植物動物、日曆、日晷、沙漏、鐘擺、機械鐘錶、數位手錶等時間原型；而時間觀念之改變常外化為時間原型之轉移。當自然時間向鐘錶時間擺度，人們從不甚精確的自然物體中解放出來，向精確客觀的機械鐘錶轉移，同樣在媒介時間來臨之際，鐘錶時間也正悄然經歷著時間原型從鐘錶向電子媒介的轉移。
Castells（2000∕夏鑄九、王志弘譯，2001:
530）曾說：「在網路社會裏，這種線性、不可逆轉、可以度量、可以預測的時間正在遭遇挫折」。他所稱之「挫折」已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亦即手錶的銷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替代性的計時工具已經普及。筆者對100名大學生進行隨機調查後發現，同時擁有手機和手錶的有68人，但常佩戴手錶的只有34人。
換言之，鐘錶時間的原型正在式微，而電子媒介充當了替代手錶的角色。細數我們生活中常見的替代性計時工具幾乎都可歸結至電子媒介的範疇，最大的轉移顯然流向了手機，因為其在現代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作為計時工具的輔助功能也獲得了超過手錶的普及性，因而成為影響手錶佩戴的最大原因。
此外，由於電子傳播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運用，電視螢幕上的整點與半點時間顯示、個人電腦時間的連續性顯示、廣播每隔一刻鐘的報時，也逐步成為人們獲得時間的方式。Morley（1992∕史安斌譯，2005: 314）將這個現象描述為「全國標準時間的家庭化」：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許多廣播電臺在整點、半點或一刻鐘的時候，都要提醒聽眾校對時間，整點一到就會播報整點新聞，而在諸如此類的儀式所建構的語境下，許多收音機聽眾也習慣整天開著收音機。我們還逐漸意識到，對許多聽眾來說，收音機最主要的功能之一，便是充當了全國性的「會說話的時鐘」。
雖然電子媒介顯示之時間仍屬鐘錶時間的延續，但其顯示方式與傳統機械鐘錶存在著顯著差異：傳統機械鐘錶「12個數位接鄰排列在一起，再加上兩根不停走動的指標顯示時間的流逝」（Levine, 1997∕範東生、許俊農譯，2000:
112）；電子媒介顯示時間的方式卻類同數位計時器，只能顯示某個瞬間。Levine認為這影響了我們對時間形態的感知：
【對機械鐘錶】，一眼就可以知道12小時的全過程，獲悉自己現在正在通過哪個時段，這樣的手錶是由重新安排事物在空間中的位置來測量時間。……數位鐘錶卻無法提供這種訊息。它們是一種有缺憾的工具，一次只能表現那個瞬間的事情，我們無法感受到此時此刻所發生的事情，還包括著過去和未來（添加語句出自本文作者）。
時間原型從鐘錶流向電子媒介之事實標誌著鐘錶時間的衰落，頗有「借屍還魂」之意味，其表達的時間形態已是鐘錶時間發展的極致。這種從「時段」向「瞬間」轉變之感受，恰好承接著由電子傳播媒介塑造的時間觀念帶給人類的前所未有的感知。
肆、媒介時間的來臨：電子傳播媒介的時間想像
如上節所述，時間觀念之轉變常外化為時間原型之轉移。任何一種時間觀念除須有相應的時間原型外，還須具備確定時間即定時（to time）之功能，如此方能穩定地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媒介時間乃係以電子傳播媒介透過對日常生活的定時功能並進而帶給人類全新的時間感知，改變著人們對社會生活的認知、解釋、甚至所採取的行動。
一、以電視為核心的電子傳播媒介對日常生活的定時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感受之時間就是一種定位方式，無論自然時間或鐘錶時間皆提供了相應的定時方式：如在自然時間階段，先民透過天體運轉（日月星辰之位置）、植物狀態（播種或成熟）等定時；在鐘錶時間階段，人們則透過抽象的時間單位（時、分、秒）來定時。由於社會運轉仍需井然有序、精確同步、平穩運行的時間為參照系統，具備精確定時功能的鐘錶時間仍將佔據社會系統的重要位置。
「毫無疑問，沒有哪種智慧勝過為事情的告終與起始確定時間」（Elias, 1998∕劉佳林譯，2005: 238），如此它就須在漫長的世代學習透過經驗加以發展：「在自然時間階段初期，定時是被動的，人們多少會根據自己動物衝動的壓迫來進行定時：餓了就吃，吃了就睡」；當這種被動定時發展到較高水準時，就會變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隨著人造計時器的發展，定時逐漸由被動的生理衝動、自然規律逐漸成為主動的智力活動，悄然無息間也被精確的數位所控制；而當電子傳播媒介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運用後，其內容、形式也順理成章地成為新的定時工具。
在電子傳播媒介系統中，電視內容較廣播、網際網路、手機等更可提供典型的定時功能。以電視為核心的電子傳播媒介是透過從單個節目、節目編排表、媒介事件直至塑造觀眾的儀式化消費等逐漸深入的過程從而完成對日常生活的定時，並實現對日常生活的時間安排產生結構性影響作用。
首先是單個電視節目的時間定位作用。Bryce（1987；轉引自Morley, 1992∕史安斌譯，2005）曾說明這一現象而將家庭分為「單向定時」（monochronic orientation）與「多向定時」（polychronic
orientation）兩類：3如多向定時家庭係以電視為時間原型，電視是形成時間框架的主體，其他活動則圍繞著電視節目來確定時間。例如，洗澡時間被安排在「這個電視節目結束時」，孩子們上床時間就常被確定為某個節目（如英國之【草原小屋】）播出後。在這樣的家庭中，電視時間表取代了時鐘時間成為家庭內其他活動的時間標準。
事實上，一類節目的長期開設必然會培養觀眾的收視習慣，即定時與節目「約會」之行為，如大陸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每天晨間6：30的【新聞與報紙摘要】、中央電視臺中午12時的【新聞30分】、晚間19時的【新聞聯播】、夜間22時的【晚間新聞報導】皆已成為許多觀眾起床、鍛鍊、吃飯、午休、睡覺的時間參照標準。
藤竹曉（1985∕蔡林海譯，1987: 15）亦曾提及日本的相似現象：「在日本，所謂『正時』，是指時鐘長針指向12的時候就進行新聞廣播，這已經形成了所謂的『新聞習慣』。這表明，從正時開始的某個時刻具有『新聞時間』的意義」。
相較於孤立、零散地將目光置於某個特殊節目，電視節目編排對日常生活時間安排產生的影響更大也更為隱蔽。Silverstone（1994∕陶慶梅譯，2004: 109）具體而微地分析了家庭主婦收看肥皂劇的情況：「節目和時間表是一個片斷，電視節目表與肥皂劇的連貫性是破碎的，但它們自身的敍述性結構，共同為每一天的時間結構提供了座標」。
Silverstone（1994∕陶慶梅譯，2004: 22）還以穿透實質的眼光評價起電視構建時間的能力：「電視就是通過它的節目表、節目的體裁和敍述方式來實現某種程度的依賴、安全與依附的能力。電視是一種週期性的現象，它的節目安排遵循一定的消費規則。肥皂劇、天氣預報、新聞，可能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就把一年以小時、天數和星期結構起來了」。
然而，電視節目編排表對日常生活時間的建構是長期作用的結果，實質上隱含了對日常事務與觀眾口味的迎合。在早晨時間，電視新聞網常有一些以「叫醒早晨」、「今日」等為名稱的新聞資訊節目佔據著人們上班前的那點可憐的時光；在午飯時間，新聞和娛樂消遣類節目可以令人消磨時光；而到了下班以後，各種節目類型都粉墨登場（包括動畫片、新聞、電視劇、綜藝節目等），直至深夜。
簡單來說，電視節目就是透過串聯起生活中的有閒時間為基本框架而搭建了節目時間表。電視為何將人變為「沙發馬鈴薯」（couch potato），就在於它是按照生活規律安排好每日時間進程並輔以不同口味。
此外，媒介事件是傳播媒介吸引觀眾的慣用技倆。所謂「媒介事件」即指大眾傳播所播送的盛大節日，是對「電視的節日性收看，即是關於那些令國人乃至世人屏息駐足的電視直播的歷史事件」（Dayan & Katz, 1992∕麻爭旗譯，2000: 1）。傳播媒介實質上透過媒介事件完成了長時段時間參照標準的轉移，使其（媒介事件）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日曆、周曆、甚至年曆。雖然它「具有非常規性的特徵，是對慣常的干擾」，但大眾傳播媒介由於每日都需吸引閱聽人注意力，常常透過刻意關注、擴大報導、誇大其詞、媒介公關等手段創造出週期短、日常化的引人矚目事件；持續不斷的媒介事件因而完成了對日常生活時間的建構。
這種建構在生活裡存有廣泛證據，如體育比賽、節日慶典、科技突破、自然災害等都因媒介過度參與而會掀起收視熱潮，而時間就將這些接連不斷發生且看似散亂但實質上卻富有規律的事件串聯起來。著重社會現象解釋的Toffler（1970∕任小明譯，1985: 440）即曾感受到傳播媒介此一隱蔽功能：
在美國，對大多數城市居民而言，春天的到來不是以草木突然萌發的嫩芽為標誌—在曼哈頓很少見到綠色—而是以棒球賽季節的開始為標誌。第一球由總統或者其他知名人士扔出，然後數百萬居民便群起效尤。這場大規模的儀式日復一日地進行下去。同樣，夏季的結束不以自然景象為標誌，而仍然是以一年一度的棒球決賽的實況傳到每一個家庭。體育新聞充斥著各家報紙，球場的情景在我們的意識中構成了一幅背景，一種不可缺少的音樂伴奏，無論證券交易所、世界政局和家庭生活中發生了什麼事，全國棒聯和美國棒聯都要在這場他們期待已久的運動中鋒芒畢露。各場比賽的結果不同，各隊聲望此起彼伏。但是這場鬧劇仍然按明確的嚴格的長期穩定的規則進行下去。
因而我們的日常生活時間參照標準之轉變，可謂就是以電視為核心的傳播媒介透過單個節目、節目編排表、媒介事件對生活時間的改造結果；有的明顯，但大部分隱蔽地讓我們渾然不覺。
而在時間被改造的過程中，我們消費媒介的方式也變得儀式化。Silverstone（1994∕陶慶梅譯，2004: 250）曾以宏觀視野與文學筆法總括了日常生活的時間構成。此時，電視時間取代日曆時間成為安排日常時間的標準：
日常生活由連續性的、可預言的和不可預言的一系列轉換為標誌，這些轉換發生在有標誌的和無標誌的、神聖的和世俗的生活之間。儀式性的時刻和空間鑲嵌在日常生活之中。而日常周而復始的輪迴堅持不懈地在其間見縫插針。在電視機前，時間飛逝。以前由日曆上安排好的計畫，現在由電視（廣播）節目預告代勞。
二、媒介時間的形成：科技和內容的作用
如前述，時間參照標準的轉移是時間觀念轉變的外在表達，而媒介時間之所以區別於鐘錶時間，乃是其所創造的時間特徵實與線性、可計算、不可逆的鐘錶時間具有本質差別，且這些差別係由在人類生活中普遍運用的電子媒介科技與影響巨大的大衆傳播媒介內容所共同作用形塑而成。
（一）瞬時性：電子媒介科技對時間的壓縮
簡單來說，每種科技都代表了某種時間立場，以壓縮時間、簡化過程為天性的現代科技實也迎合了人類節約時間的需求。電子媒介科技乃現代科學技術中壓縮時間、簡化過程之典範，自電報誕生後，電子傳播媒介就在壓縮時間上處於領先位置。
電報在電子媒介家族中曇花一現卻具備重要轉折意義，連接了文字與電子兩個時代，開創了瞬時通訊的「閃電式傳播線路」。Czitrom（1982∕曹靜生、黃艾禾譯，1991: 14）曾謂：
所有報紙都必須利用電報新聞並依賴於它，否則就會被淘汰，新聞業註定比以往更有影響，及時報導的新聞將給大眾的意識帶來更多的活力。重大事件的迅速傳播將在社區的群眾中引起對公眾事務的強烈關注—整個國家在同一時間內關注同一事物，從國家的中心到邊陲將保持著同一種感情和同一個搏動。
1873年誕生的電話使通訊速度與性質發生了變化，使用電話免除了發電報時的種種填寫、拍發、投遞時間，且可以直接對話並立即得到回音，縮短了資訊準備與等待回復的時間，較電報對時間的超越更進一步。簡言之，雖然電話是「一切媒介中離新聞體系形式最遠的媒介」，但「它恢復了口語在電子通訊中的絕對時代」（McLuhan, 1964∕何道寬譯，2004a: 332）。
歷史之河流淌到我們熟悉的腳下，首先是無線電廣播時代的來臨—1920年11月2日，KDKA廣播電臺的播出宣告了廣播時代的開始。廣播將資訊傳遞的時間進一步壓縮以至於達到瞬間可即，不僅是像電報那樣的瞬間傳遞，更在於使資訊能夠瞬間到達受眾面前。口語符號免去了文字符號寫作、印刷、運輸、發行、購買的過程，只需輕輕旋開按鈕，新聞事件便即時傳輸至眼前。
新聞報導、接收與事件的同步化因而帶給了人們前所未有的心理感受，McLuhan（1964∕何道寬譯，2004a: 377）即謂：「廣播使資訊傳播加快，資訊加速的同時又加快了其他媒介。它確實把世界變成小小的村落，造成了村民陷入難以填平的閒語、傳言和人身攻擊的欲壑」。
廣播已將資訊傳遞的速度推向極限，新聞事件與新聞報導間已近乎零時間差，所以電視及廣播以後誕生的網際網路、手機在時間超越上很難有所作為，只能改進資訊傳輸的品質，提供不同符號或是對瞬時傳遞有所平衡。
與廣播相較，電視的影響力更大，加劇了人們對資訊流動加速的心理感受，特別是在現場直播成為常態性報導手段以後，「真實圖景」的瞬時傳播對觀眾的心理衝擊已不可收拾。
網際網路的出現對資訊高速傳遞進行了一些平衡。雖然網際網路新聞較電視或廣播對新聞事件的反應更快，卻提供了一種延遲模式，使得新聞網頁可以較長時間地保存；且電子郵件與網路聊天的形式排除了電話交流即時回應的焦慮。Castells（2000∕夏鑄九、王志弘譯，2001: 561）對此曾有下列描述：
電腦仲介的通信使得即時對話成為可能，根據各人的興趣將人們聚在一起，從事互動式的多邊閒談。回覆的時間差可以輕易克服，新通信技術提供了克服時間障礙的立即感，就像電話一樣，但是彈性更大，讓通信的各方可以延擱幾秒鐘或幾分鐘，以便接收其他資訊，擴張通信的範圍，卻沒有電話不適於長久沉默的壓力。
手機融合了所有有利於加速資訊傳遞的優點：如在空間位置上，它的無線輕巧可以伴隨軀體和交通工具流動，而在資訊傳輸上，電子科技助它一臂之力。手機結合了以前所有媒介對載體的運用方法，在超越時間、加快資訊流動上幾乎達到極致，在細微之間縮小了發送資訊到接收資訊之間的時間溝壑。
Levinson（2003∕何道寬譯，2004b: 57）曾讚揚說：
在一個文字是城鄉唯一遠端通訊遊戲的世界裏，遲滯是無處不在、難以避免的。電話發明以後，到達目的地—房子、辦公室、門廳、街角—遲滯的時間就是打電話要花的時間。同樣的遲滯現象適用於收音機，也適用於電視和臺式電腦。然而到了今天，手機正在迅速加熱，飛快地烘乾過去那些延遲傳播的水坑，手機，已經深入到我們的社會，直接性和媒介的關係已成為今天的事實。二者之間的矛盾即將蕩然無存，到了那個時候，媒介與直接性就是同樣又同一的東西了。
從電報、電話、廣播、電視、網際網路到手機，對瞬時傳遞的不斷追逐正映證了Virilio（1995∕陸元昶譯，2004: 7）所創造的速度學（dromology）之「速度的決定性的重要性」：「即時通訊的傳播革命取消了所有的時間延續、取消了消息、圖像傳輸的所有延遲，速度，尤其是知識和資訊溝通的速度已經製造了一個令人迷亂的、膚淺的圖像世界」。這種瞬時性影響了整個媒介環境對時效和快速的追求，也根本改變著人類遭遇的時間經驗。
（二）零散化：電子傳播媒介內容分割對時間的塑造
隨著科技對時間的壓縮，人類時間分配日益呈現零碎的趨向。電子傳播媒介想像並放大了受眾對時間的零散分配，媒介內容也逐漸呈現出零散面貌，迫使受眾在消費媒介時將完整時間切割分配至諸多不同領域。
電視內容的零散化主要表現出兩個特徵。首先是電視節目傾向在固定時間塞進更多資訊，造成電視主題的變幻不定；其次是廣告插播對完整電視節目慣例性的打斷。
自電視誕生以來，單則電視新聞的長度變化從未引起重視，以致對其節奏加快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表面描述。筆者對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與【新聞30分】隨機調查發現，每則平均僅長一分多鐘的電視新聞實無法承載複雜事件，每幾分鐘就可成為獨立單元而無法進行宏大敍事說明，觀眾很少需要將上一時間段裡的思想或情緒帶到下個時間段，人們的注意力被不斷變化的主題所分散。
當然，廣告是電視新聞節目斷斷續續的重要原因。對電視媒介而言，廣告一直是個矛盾，既需靠其盈利卻又常因其流失很多觀眾，電視因此必須根據觀眾注意力持續之特徵處理好兩者平衡，精心編制廣告在節目中的適當位置。
在中國大陸的電視螢幕上，除了【新聞聯播】、中央一套黃金時間播出的電視劇、重要大型賽事等極少數節目外，廣告幾是無孔不入。一個每回合僅3分鐘、回合間休息1分鐘的拳擊爭霸賽，在每個回合間都有見縫插針地安排廣告。而【新聞聯播】與【天氣預報】間那一點點可憐的時間更被切分為5秒鐘一個單位出售給不同廣告商。廣告在電視上每隔幾分鐘就出現，每次持續幾分鐘，這種狀況造成了人們頻繁地更換頻道，對節目的感知更沒有整體可言。
電視節目本身變幻不定的主題與廣告不間斷且無規律地干擾，使得我們在消費這個最強大媒介時充滿了不安定感覺，注意力很難停留在一個畫面、一件完整事件，整個收視過程顯得支離破碎。Bagdikian（1983∕林珊、王泰玄、範東生、王志興、于華譯，1986:
318）就此給電視貼了個「標籤」：
電視是典型的短期傳播媒介。像魔術師一樣，電視的生命全在一瞬間。它與觀眾的關係就建立在這些支離破碎的片斷……，【對收視率的】關心近乎瘋狂，結果便是製作那種炫目於一時的節目，而不是令觀眾經久不忘的、合乎人道的內容（增添語句出自本文作者）。
網際網路本身是一種遊擊戰爭模式，即各則新聞間相互鏈結，整體上雖猶能保持聯繫，但分類與鏈結也不可避免地使各條新聞陷入隔絕狀態。網際網路新聞在某種程度上是標題化、圖片化、即時化的報紙，在其首頁上端出現的常是詳盡的目錄式標題，每個標題後面都隱藏著極其細緻、毫無整體感而言的內容。通過點擊目錄式標題即可進入某個新聞「通道」（channel），那也意味著與其他無數通道的隔絕，即使鏈結無處不再。
以電視為核心的電子傳播媒介在現階段的巨大影響已獲得了定義新聞存在形式的力量，並也決定了人們如何針對新聞報導內容做出反應；電視在將新聞變成雜耍之際，也引誘其他媒介這樣做才能滿足受衆的接收心理。電視定義新聞的方式已經向報紙滲透，於是在報刊市場上，新聞內容的零散已經成為報紙成功的法寶之一。歷史僅20餘年的《今日美國》（The USA Today）能夠成為美國發行量最大報紙，就在於它對新聞進行的切割處理方式成功地起了榜樣作用。
Ritzer（1996∕顧建光譯，1999: 14）曾經指出：
《今日美國》的成功導致全國很多報紙都採用了短小精悍的報導和彩色天氣形勢圖的形式。《今日美國》的影響十分明顯地體現在《博卡拉頓新聞報》（Boca Raton News）中，這是一份騎俠小報，被描述為「一種開胃小吃」，它把新聞切割成為比《今日美國》的新聞更小的小塊，點綴以彩色圖片和趣事。就像《今日美國》一樣，《博卡拉頓新聞報》的報導通常不會從一頁持續到另一頁，它們開頭和結尾都在同一頁上。為滿足這樣的要求，長而複雜的文章報導通常被分割為幾個片斷。因此，這些報導的背景性內容乃至有些必須要說明的主要內容，也被大大地削砍，甚至是完全省略掉了。
由上述討論觀之，大眾傳播媒介內容的零散化特徵必然影響到人類思維方式並造成整體知覺的退化，亦即我們再也無法集中注意力關注持續性的事件，而是習慣於消化短小的、瑣碎的、簡單的文字與圖像，也習慣於從一件事情突然轉移到另件事情；這就是時間利用零散化的表現。
（三）無序性：電子傳播媒介內容結構對時序的消滅
無序性和零散化是對孿生兄弟：零散化意味著將完整事件切分為一系列薄片，無序性則悄然將這些薄片的位置調換，使事件失去原本生活中的線性時間軌跡。包括電子媒介在內的大眾傳媒經過長期摸索後，發現了重新安排時序結構是吸引觀眾的重要手段。所以，我們或可將無序性視爲普遍認同的手段，施加在人類思維上並産生影響。
倒金字塔結構就是傳播媒介尋得的手段，在各類媒介的新聞報導中都有所體現，讓記者力求使用簡潔文字與圖像來解釋事件，這種處理手法與倒金字塔結構相結合成為今天大部分新聞報導的寫照，其過程可以數字式【圖一】顯示。
正常生活的時序： { 1，2，3，4，5，6，7，8，9 }
↓
新聞報導的選擇： { 1，3，5，7，9 }
↓
倒金字塔式的新聞報導： {
7，5，1，3，5，9
}
圖一：新聞報導的生產流程形象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上圖展示了日常生活的有序事件如何經過選擇性生產變成無序的新聞作品。在日常生活中，完整事件—包括序幕、起因、發展、高潮、結局與尾聲—到了記者手中時，往往先將高潮部分提前以造成轟動效果，由此必然帶來事件時序的調整。隨後就是「刪繁就簡」，去掉那些毫無必要的背景介紹與不影響事件進程的情節，以適應有限而寶貴的的時段或版面。這種處理手法顛覆了我們日常生活經歷事件時的線性、順序時間感。
Metz（1979∕蘇金琥、阮寧、洪天國譯，1983:
64）曾從新聞結構與受眾心理關係等角度討論此特性：
儘管倒金字塔結構有許多方面的價值，也受到了許多人的非難，認為它過於標準化和缺乏多樣性。貶低它的人說，這不是一種自然的敍述方式，因為一開始就出現高潮；他們進一步說，這種形式使人可以預測將要發生的事情，並且是老一套的。
除了電視戲劇化、倒敍式的新聞處理方式外，電視新聞節目的編排也不可能考慮時間的線性原則，往往從最重要的開始以遵循新聞價值從高至低的原則排列。這種方式忽視了新聞事件發生的時間序列，而是以空間的、地理的、新聞價值高低順序組成的方式加以拼貼，因而造成了時間序列的消失。
Bauman（2002∕郇建立譯，2005: 179）曾針對電子傳播媒介如何消滅時序進行了超越一般性內容結構的研究，著眼在媒體組織內容的方式。在《被圍困的社會》（Society under siege）一書中寫到：「媒體的方式就是把世界改造為一系列事件，每一個事件都足以引起注意，但又迅速的消失，這些事件被處理為適合最大的衝擊和瞬間的遺忘」。這些事件的排列組合是偶然的聯繫，而非必然的內在邏輯：
事件的發生的次序並不重要，世界盃之後就是戴安娜王妃的死，戴安娜王妃死後就是比爾‧克林頓的性醜聞，性醜聞之後就是塞爾維亞客機爆炸，爆炸之後就是莫三比克的洪水。順序很容易被顛倒或改組：順序並非真正重要，因為偶然的聯繫或邏輯並不是必然的，相反，次序的偶然性和隨機性預示了世界的變幻莫測。
Castells（2000∕夏鑄九、王志弘譯，2001:
561）與前述Bauman不謀而合地將多媒體超文本的無時間性看成是當代文化的關鍵特色，並分析了書面媒介與電子媒介文本在時間序列上的本質差異：
如果百科全書是依照字母順序將人類知識組織起來，電視則依據消費者的衝動或生產者的決策提供了接近資訊、表現與感知的通路。這麼一來，有意義事件的整個秩序失去了內在的、依照時序的節奏，而成為依其功用的社會脈絡而安排的時間序列。
總之，倒金字塔結構式的新聞報導方式以及媒體組織內容的生產方式在以電子媒介為主體的大眾傳媒內部長期、普遍、合理地使用，導致人們的思維方式產生微妙改變，使人們對事物的關注不再是深入的、有序的、連貫的，而是跟隨著電視圖像的轉換而不斷地穿梭於時間上毫無聯繫的場景之間。
三、媒介時間的社會特徵
相較於自然時間、鐘錶時間，媒介時間的社會特徵是模糊的，因為它是尚未成熟的體系，具備了瞬時、零散、無序等特點。但如將它引入生動的人類社會並將其放置在與社會、人的關係層面，它又呈現一些更宏觀且更著重社會影響的特徵：時間知覺的無序性、時間分配的零散化、時間使用的即時性。
（一）時間知覺的無序性
「時間的知覺方式揭示了社會及組成社會的階級、群體和個人的許多根本趨向」（Gurevich, 1976∕鄭樂平、胡建平譯，1988:
313），不同時間觀念擁有不同對時間的感知方式，循環的、神秘的、詩性的觀念與線性知覺的交錯，構成了時間知覺的整個歷史。
自然時間的結構是循環的，在一些民族中是螺旋上升的，並且影響人類的時間最為久遠。Whitrow（1972∕文荊江譯，1982: 1）說：「不僅原始部落對時鐘和日曆只有一些極其模糊的見解，就連大多數文明社會，直到兩三百年前我們的祖先，也總把時間看作自然的循環」。
鐘錶時間的結構則是線性的，在某些時候與循環時間觀交錯起來，就變成了類似三角函數正餘弦（sinα/cosα）曲線的結構。線性結構與鐘錶發明的可計算時間有關，Googale與Godbey（1995∕成素梅等譯，2000: 395）曾說：「從循環到線性，也許是人類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變化」，亦屬此意。
而媒介時間另又創造了新的時間結構，乃係建立在循環時間、線性時間的基礎上，類似分子運動式的圖景，是點狀的、散亂的、沒有持續性的，所以一般性的描述辭彙純屬徒勞，最好的辦法是先展示一幅一目了然的圖畫（見【圖二】）。
圖二：時間結構演變圖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由【圖二】觀之，時間結構的演變是個漫長時段，受到文化、宗教、信仰等複雜因素影響。媒介時間「分子雲」的形成非朝夕之事，要經過幾段曲折鬥爭。
媒介科技的進步首先將循環時間與線性時間的「線」壓縮、切割與瓦解，目的是要將「線」拆散為零散的「點」。Gurevich（1976∕鄭樂平、胡建平譯，1988: 335）即言：「現在的時間不斷被壓縮，直至其成為一個僅沿著過去通向未來的直線不斷滑行，使未來變成過去的點」。
隨後，以電子媒介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媒介將其內容細分至支離破碎，人們也將這些同時使用的點狀時間分配到眾多的、不同的、散亂的領域。人們消費媒介時在各個領域間隨時穿梭，造成了時間運動的無秩序性。又因為媒介內容的安排並非按照正常時序進行（見前節所述），所以各個點間的連續性被變本加厲地打亂，沒有任何規律可以遵循；這就形成了媒介時間的「分子雲」式結構。
Castells（2000∕夏鑄九、王志弘譯，2001:
561）注意到了「分子雲」式的時間結構在媒介消費行爲上的體現：「在同一個通信頻道裡，依據觀看者－互動者的選擇，媒體中各種時間的混合體創造了一種時間拼貼；不僅各種類型混合在一起，它們的時間也在同一水平面上同時並存，沒有開端，也沒有終結，沒有序列」。
媒介時間「分子雲」式的時間結構，給人們的時間知覺帶來了全新體驗，也影響了人們對時間的分配與使用方式。人們在電子媒介環境中所培養出的時間知覺影響著認知、解釋和對社會進一步採取的行動，而這些認知、解釋、行動也都逐漸呈現出與「分子雲」結構的相類似的無序和零散。「分子雲」式結構的時間既是人們感受到的時間運動軌跡，也是人類分配與使用時間的方式。
（二）時間分配的零散化
追溯時間的發展歷程，人類社會正在經歷從時間過剩到時間匱乏的轉變，整個世界現皆處於「時間的饑餓」狀態。社會交往的擴大、日常事務的繁雜都使人們試圖將有限時間分配至更多領域，使得時間變得急若流星。甚者，人類第一次發現即使在沒有事件的情況下，時間也不會停止其流動，所以必須努力節省時間、合理分配時間，並以有利於人類的行為來豐富和充塞時間。
以電子媒介為主體的大眾傳媒迎合了人類分配時間的特徵，力圖提供與之匹配的碎片式內容。大眾傳媒作為事件的製造者，在人們消費媒介時以製造更多主題的手段來分散時間。螢幕上的事件往往缺少真實事件具備的持續性，而螢幕事件又不斷消失，在每位觀衆身後都留下了呼籲再次被填充的空間。因此，生活需要大量、種類繁多、引人注目的事件，以便掩飾邏輯和持續性的缺乏。這個過程循環往復，使得事件消費者在有限時間內不斷尋求被媒體加工後的事件。
在消費電子傳播媒介時尤其如此。Urry（1996∕李康譯，2003: 523）曾在文章不起眼的地方提到「電腦青年」一詞。這項針對日本的研究，表明了傳播媒介帶來之時間結構變化正在重構年輕人的認知官能：
電腦青年能夠同時在錄影螢幕上看好幾個節目，還能把握其敍事結構；他們發展出自己的遊戲，其規則允許把按鈕不停地切來換去，以融合速度和同時性的時間知覺模式。蒂勒爾推斷，在未來，基於時間的同時性的此類「多媒體時間」，可能會比基於線性時間觀的傳統技能更為重要。
一種類比電子媒介邏輯的生活已在興起，人們開始試圖以有限時間做更多的事。Googale與Godbey（1995∕成素梅等譯，2000: 140）將其命名為「時間的深度利用」：一個人的交往方式愈複雜、所受教育水準愈高、所處社會的工業化程度愈高，就愈有可能同時做許多事情，即在同一段時間裡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或在更少時間內做某項特定活動。這種使用時間的模式其實是將有限時間分配至更多不同領域，失去的則是對一件事情持續性的關注；長此以往，我們對時間不再有持續的、整體的感覺。
正如Bauman（1999∕歐陽景根譯，2002: 1）開篇引用Paul Valery預言所述：
突然中斷、前後矛盾和出其不意，是我們生活中的普遍情況。對許多人來說，這些東西甚至已經成為他們的現實需求，除了突然變卦和接連更換自己的刺激物以外，他們的想法不再得到滿足……，我們再也不能夠承受任何具有持續性的事物。
（三）時間使用的即時性
Naisbitt（1982∕梅豔譯，1984: 17）關於「資訊社會人們的時間取向是未來」的判斷，在解釋當代社會時遇到了困難。不可否認，在這個變化迅速的時期，人們關心未來並充滿了不安定的感覺。但人們的行動卻給了時間取向的另外解釋：較之鐘錶時期的工業社會，媒介時間對當下的關注變本加厲。
媒介時間帶來的「瞬時時間感」加劇了人們對事物「即時滿足」的需求，引發了普遍而深刻的心理期待：既然電子傳播媒介能以最快速度提供產品，那麼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我們同樣也應享受相同待遇。
當新的文化與科技聯合展示了高效率且即時的服務時，人類永不滿足的稟性又在其他方面催生更多需要即時滿足的願望。心理與社會學者Urry（1996∕李康譯，2003: 524）敏銳地捕捉了這種不耐煩等待電梯、紅綠燈、微波爐並對未來感到不安等現代心理細節，並將這種現象總結為「等候型文化的消失」，開出了一份「即時性」清單，包括：
-- 在一個「扔棄」社會裏，各種產品、場所和形象愈來愈可單次使用；
-- 各種時尚、產品、勞動過程、觀念和形象愈來愈反復不定，轉瞬即逝；
-- 價值觀念和人際關係愈來愈具有「短暫性」；
-- 短期勞動合同—即所謂「召之即來」的勞動力—愈益普及；
-- 24小時的交易逐漸推廣，如此可使投資者和交易商不必為證券和外匯買賣焦急等待；
-- 對於信任、忠誠和隔代間家庭義務的意識日趨崩潰；
-- 愈來愈感到「生活節奏」變得太快，與人的經驗的其他方面形成對抗。
當然，這份清單遠遠無法列完，上述現象在我們日常生活經驗中或多或少都曾感覺到過。媒介時間關注當下的即時性，與自然時間、鐘錶時間施加給人類的影響構成了人們心理狀態的歷史形態。
這是一個從緩慢到急促的過程：在自然時間社會，人們通過長期勞作和等待獲得收穫；這是一種延遲滿足的心理。在鐘錶時間社會，人們以小時、天、月來結算收入；這是要求適時回報的心理。基於資訊社會的媒介時間，則是對工人按照鐘錶節奏獲得報償的心理發展。在當代社會，實行「週薪制」或者工資一日一結是個很高的誘惑；分期付款的盛行也凸顯了人們早點實現願望的迫切性。如果人們想念某人，再也用不著等待，只需掛個電話或去視頻（訊）聊天，就可消除空間阻隔的重重障礙。
總之，媒介時間是消滅等待、提早實現願望的時間，像「相見恨晚」、「厚積薄發」這樣的詞語可能將在媒介時間的社會詞典裡刪除或直接進入博物館陳列，因為在這個關注當下的即時性時代，這種感覺幾乎不可能再發生。
伍、結語：觸覺與時間的不可壓縮性
當源遠流長的時間之河流淌至當代，我們的時間觀念已經歷了兩次變遷。從上游孤獨而來的自然時間以緩慢步伐走完人類歷史最為漫長的孤旅，直到遇上鐘錶的發明才急轉而下，進入現代文明的旅程。
現在從上中游而來的兩股時間之流正積蓄力量邁向第三個轉折，進入開闊的媒介時間水域。這三種時間觀念交織融合，共存於社會與人們的思維，社會變遷史就部分地展現在時間轉變中（見【表一】）。
表一：自然時間、鐘錶時間，媒介時間：人類時間觀念變遷總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伴隨時間觀念變化而來的是人類日常生活之變化。正如本文「引言」一節所述，改變了時間觀念便不啻改變了生而為人的經驗。媒介時間所呈現的瞬時、零散和無序特徵，已經逐漸嵌入日常行爲，人們開始習慣於追趕媒介時間的節奏：使用微波爐或吸塵器以節約時間、用手機簡訊代替身體的交往、使用一次性物品減少麻煩、發明讀書機器以加快知識的消化；所有這些都使我們在適應新社會時如魚得水。
但用30秒彈奏一首華爾茲舞曲，可能使我們丟失其中重要部分，或者嘗試在晚上快速讀完馬克‧吐溫的小說，我們可能根本不能體會那些詼諧幽默的精華。儘管我們發明許多節約時間的裝置，但時間稀缺仍是社會的突出特徵。在忙碌中，我們常有伴隨疲憊而來的焦慮感，有著對人際關係短暫化的感嘆，更有對鄉野生活無所事事感的懷念。我們努力適應著社會，但電子時代對時間的輕易超越又使我們內心迷失方向。
在Castells（2000∕夏鑄九、王志弘譯，2001: 568）論著裡提及了人類抵抗瞬間時間的滑稽協會：1998年，美國舊金山灣區一群科學家、藝術家與企業家成立了「長遠現在基金會」（The Long Now Foundation），其目的在於設法促進長期思考成爲自動且常態而非困難罕見的習慣。基金會還致力於製作每年、每個世紀和每千年鳴響一次的新型時鐘：「這座鐘刻意要作爲一種人造物抗拒瞬間時間的觀念，讓我們的時間經驗慢下來，達到與我們的宇宙存在和歷史流變同步的步調」。
「長遠現在基金會」的做法用心良苦卻易走向極端，因為媒介時間的來臨是歷史必然，無論社群、國家或是個體皆須適應媒介時間帶來的時間節奏，否則只能被時代節奏淘汰。
但在媒介時間時代，我們必須對媒介時間帶來的變化有些平衡，以期擁有長期、完整、有序的生活體驗。我們無法乞求電子媒介科技減緩壓縮時間的步伐，也很難呼籲大衆傳媒放棄零散、無序的製作手法以追求完整、有序的作品，但須刪繁就簡，從人的自身出發尋求最本質的答案。媒介時間的本質即在於媒介科技對時間的壓縮，亦即對人的視覺、聽覺的瞬時超越。
在此問題上，Peters（1997∕何道寬譯，2003: 253）給了我們最接近本質的回答。他認為時間在電子時代可被輕易地壓縮與超越，我們因而可以異地通話、視頻、傳輸文字。但遠端通訊始終鑲嵌著隔閡的花邊，唯有觸覺在時間上才具有不可壓縮性：
如果沒有人的接觸，真正的社會不能夠存在。在所有的感官之中，觸覺的抗拒力最強，它不會被轉換成記錄和傳輸的工具。它頑強地和近距離結合在一起。實際上，觸覺是唯一沒有遠距離感知能力的器官，觸覺是不能記錄下來的。在這一點上，它的抗拒力超過視覺和聽覺，甚至超過味覺或嗅覺。觸摸和時間，這兩個我們可以共用但不能夠再生的東西，是我們真誠的唯一保證。
觸覺是唯一不能遠距離感知的器官，味覺、嗅覺排列其次：它們與視覺、聽覺不同，都是近距離才能擁有的感官體驗。媒介時間施於人類生活的最大影響之一，可能就在於造成了人與人的疏遠。雖然我們的交往較過去更爲廣泛，但那種深入的程度、真實的感覺卻下降至歷史最低點。要想在媒介時間的環境中尋找時間緩慢流動的安寧與溫情，就須在適應社會節奏的同時學會延伸自己的觸覺並留下適當空間。
或許在電子傳播媒介日益將個體變成「孤獨人」的當下現實，純然期待普羅大眾自我覺醒、自發接觸似乎帶有嚴重的想像成份，但只要群體充分認識媒介時間到來之事實及其消極後果並清晰其作用機理，就能夠克服對時間的順從，並作出適用於自身的行動，畢竟我們每個人都存在著「接近的衝動」（Giddens, 1982∕趙旭東、齊心、王兵、馬戎、閻書昌譯，2003:
127）：個體有種在大家共同在場或面對面情境下與別人相見的需要，特別是在缺乏任何共同在場形式的間接人際交往為特徵的現代社會。
註釋
1 本文作者感謝《新聞學研究》編委會及兩位匿名評審的指正，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學研究生肖文初、張稀穎對本文亦有不可忽略之貢獻。
2 2005年4月28日《揚子晚報》之〈恪守時間也有錯——日本列車出軌的反思〉大意為：發生在4月25日上午日本兵庫縣列車出軌事件，警方將列車超速列為首要疑點。有人說，該列車駕駛員超速就是因為到站時超過停車線而倒車造成晚點90秒。為了彌補延誤的時間，列車司機加速要把時間趕回來。《國際先驅論壇報》4月27日發表的題為〈日本準時是致命的〉的評論認為，在世界其他國家，火車晚點90秒可能還被認為是準時，但在日本，這90秒對於精準的火車時刻而言是不可原諒的。
3 Bryce在這裏使用「單向定時」和「多向定時」主要在於區分不同家庭的收視模式：單向定時的家庭以其他家庭活動設定的框架為基礎，將收視行為作為這個框架的特定填充物，其特徵爲：有高度計劃性與嚴格時間表、在其他活動之間隙收看電視、收看電視是單一活動、收視時注意力集中。多向定時家庭之其他活動則非形成框架的主體，電視也非填充物，電視就是框架（電視是一直開的），其他活動則圍繞著電視來確定時間，其收視特徵爲：無計劃性、沒有固定時間表、收視行爲變成其他活動的時鐘、收看電視時同時從事其他許多活動、對電視的關注是零散且時斷時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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