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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下半年，成都《电子报》刊登了广西桂平县下弯中学物理老师梁尺蜂向爱因斯坦挑战的信。出于对自己早期崇敬的爱因斯坦的维护，我向梁尺蜂索要到他写的论文来看，一点一点给他纠正。但深入分析下去，便发现不仅是这位梁尺蜂先生对牛顿力学存在误解，爱因斯坦所提出的新物理学也不正确。这样，我自己也迅速转入对经典物理学进行寻根求源的探索之路。1990年上半年，我根据自己多年对物理学的爱好研究经验很快完成了“系统运动力学”，马上请我弟弟及其他在校读研究生的同学帮助审阅，一致认为正确无误，程实平也开始与我合作《21世纪的牛顿力学》一书的探索工作。
梁尺峰于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于某师范大学物理系，自己从事相对论研究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他建立了自己的“梁氏相对论”和“梁氏重力论”。可是在国内，没有人对他做的研究给出明确回答。难道普通人就不能向爱因斯坦发出挑战？他希望得到人们的解答。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爱氏相对论是怎么回事，只是从先前受到的舆论宣传知道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巨星，因此成为自己最崇敬的人。看到有人要向爱因斯坦发出挑战，我心中自然不服。梁尺峰何许人？真有什么了得的创造发现吗？于是，我向梁尺峰索要到他写的论文来观看，结果发现这位先生连牛顿力学都没有学明白，计算公式存在严重错误。我回信指出其论文中的错误，梁尺峰马上改正计算公式，然后给我寄来新写的论文。
我告诉梁尺峰，在垂直于绝对加速度的方向上，就是可适用牛顿定律的惯性系。梁尺峰马上提出所谓的“双参照系”理论，同一坐标系里两个相互垂直的坐标轴方向上可以分别为惯性系与加速系，将他的“梁氏理论”又发展了一步。爱氏没有“双参照系”理论，梁尺峰马上就整出“双参照系相对论”。对梁尺峰的瞎胡搞，我作了反复的纠正，劝他别在浪费精力在他力所不及的研究上。但梁尺峰听不进去，还说他参加过全国第2届理论物理研讨会，他的论文得到了若干位专家教授的好评。不信，可以向有关人士查证等等。1991年8月份将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全国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他已经被邀请参加研讨会。按照梁尺峰提供的地址，我向华东师范大学主持该届研讨会的负责人去函，了解梁尺峰的所说是否属实。举办持该届研讨会的负责人马上发函给我，邀请我去参加研讨会。当时，我弟弟正在上海机械学院攻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教过我的老师。在学校做固体激光器项目的滕家织教授也想请我去帮几天忙。这样，我决定去上海参加在华师大举行全国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见识一下真相。
不了解真情的人以为由专业从事理论物理教学与研究的专家教授举办的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一定是档次很高的学术研究活动。确实，在研讨会上露面的名教授是不少，大名鼎鼎的交大校长许伯威教授在研讨会上露了面。复旦大学的倪光钧教授，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学院、华东化工理工大学的许多位教授都来参加了研讨会。东道主华东师范大学也有好几位教授参加了研讨会。加上外地大学来参加研讨会的人，教授不下10位，副教授不下20位。北京大学的刘辽教授也来参加了研讨会，他做的报告是“炫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人听。华东化工理工大学理论物理研究院的李新洲教授做的报告，我已经记不起是什么题目，李新洲只是介绍了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状况，顺带说了一下自己的报告内容，特别提到他的论文前提条件是宇宙是有限的。因上海市交通不方便，李新洲和来自上海其它大学的教授也都住在华东师范大学提供的宿舍里。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一共进行了5天时间，除最后一天晚上组织大家去游玩黄蒲江外，整个白天与晚上，大家都在进行学术交流和辩论。尤其是在会场外时间里，辩论是很好的学术交流。当时，我并没有写有专门的论文去参加该次研讨会，我在会上散发的论文是“从真理到科学”。当然，没有谁同我辩论真理与科学的关系。
这次研讨会，实际来参加会议的人有三分之一纯粹是来玩，白天都到商店去逛商场。很有意思的是，来参加会议的人中，有5、6位属于“花路子”理论发明者，会上也同样让他们上台做报告。其中有一人是来推销他的“永动机”，因上不了台面，只能在会场下找人讨论。福州大学图书馆的一位酶先生提出了“五刹子”理论，马上就被批倒爬下。有一位老师将几个物理公式叠在一起，给出所谓的全能计算公式，当场就被问倒。有一位名叫甘永超的先生将光的波动公式与粒子性公式硬放在一起来证明其中自相矛盾，自然不堪一击，但他却被某位教授相中，后来报考了这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还有一位笔名叫“可雪”的先生在会上向相对论发难，指出光子系所导致的问题。他提出的光子系问题自然是把教授们弄的发火，但又没法说清楚，只好以研讨会不讨论相对论问题，不予理睬。
谁把这些搞“伪科学”研究的人请来参加研讨会？研讨会的举办者。其实，所谓的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本来就是一个骗局。最先由几位老师发起的理论物理研讨会，原本是想借研讨会之名举办收费的讲座，向那些爱好物理的参会者收一点办班钱。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没有批准这种心术不正的做法，才改成学术交流活动。为了让研讨会开的有点声色，只要谁对研讨会有兴趣，有没有论文都没关系，通通都邀请来参加。在华东师大举行的全国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还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学术交流活动。但从此之后，所谓的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就完全成为每年提供给参加会议的老师们游山玩水的机会。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可能举办了十来届，庐山、武夷山、桂林等名胜都玩遍之后，什么成果都没有见到。上级不再提供经费给他们游玩下去，研讨会只得终止。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上，李新洲似乎是名气最大的大教授，原因据说是他与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是大学同学或校友。我以前并不知晓李新洲，最熟悉的名字是许伯威，这是因为很早就看到过许伯威编写的物理教材。上海出版的《新民晚报》曾经在1990年之前介绍过李新洲的两项研究成果。一项是李新洲根据拓扑学证明了人们生活的空间是3维空间；另一项是李新洲研究出“单磁极子”具有极大的能量，一个“单磁极子”所具有的能量转化为电力可供上海市使用一星期。如果制造出“单磁极子”，能源缺少问题就可以得以解决。我并没有想到在研讨会上遇到李新洲教授，既然遇到了他，我就要当面请教他这两项成果是否真向报上讲的那么了得。正巧，研讨会的第一天上午就听到了李新洲教授做的报告，报告完后由大家向他提问。
我向李新洲教授提出的问题是：请给我们证明“宇宙是有限的”。我相信李新洲教授作的数学分析完全正确，既然他的论文成立条件是“宇宙是有限的”，只要他能证明“宇宙是有限的”，他的论证结果就对了。李新洲教授并没有证明“宇宙是有限的”，而是回答说：“那是哲学问题”。似乎这样说就可以表明那是不关自己的事情。试想，李新洲要把“宇宙是有限的”做为自己所写论文的成立条件，他岂能把这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否正确不当一回事？我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回答，李新洲便十分真诚的对我说：“现在国外不是正在流行宇宙是有限的观点吗？”我听后问他：“这么说，物理学研究是不是也成了唱流行歌曲的性质？” 李新洲教授无言回答。研讨会头一天下午，李新洲教授继续给大家介绍他最拿手的拓扑学，从“七桥问题”开始讲解拓扑学的起源思想。待李新洲教授讲完课，请大家提问时，我问李新洲教授：“拓扑学是不是建立在3维空间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数学工具？如果存在第4度空间，人们可以通过莫须有的第4度空间将“七桥问题”攻下，拓扑学还能这样建立起来吗？”换现在的说法，如果存在霍金的“时空虫洞”，人们可以通过莫须有的“时空虫洞”将“七桥问题”攻下，拓扑学还能这样建立起来吗？李新洲教授没有正面回答提问，而是说了一句很微妙的话：“你说呢？”我再问李新洲教授：“既然拓扑学是建立在3维空间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数学工具，根据它来证明人们生活的空间是3维空间，这是不是发生了逻辑循环？”即：李新洲教授仅仅是验证了自己作的数学推导过程没有错误，怎么能说是“证明人们生活的空间是3维空间”呢。李新洲教授马上慌了神，约我晚上在他的住处讨论。但结果是从这天下午起，李新洲教授再也没有出现在研讨会上，住处也找不见他的影子。本来，我还要向李新洲教授请教他的单磁极子是怎么回事，他打算用多少能量才能制造出一个单磁极子？中学生都知道将海水降低一度释放出的热能可以供全世界使用许多年，可是要使海水降低一度，人们又要付出多么大的能量呢？李新洲教授是明白人，发现要坏事，自己就赶紧躲藏起来了事。
在研讨会上频频出手，轻而易举就驳倒“花花理论”的华东师范学院的陆继宗付教授，看到李新洲教授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十分不服，晚上同我在其住处进行了一番辩论。最后，陆继宗对我说，李新洲所说的“宇宙是有限的”条件，就是我所说的“完整物体系统”。坦率的说，我十分敬佩这位陆继宗付教授，他的脑子反应很快，逻辑清晰。在辩论完李新洲的“宇宙是有限的”命题后，我向他请教相对论究竟是怎么回事情。陆继宗对我说：“你不能去看大学教材写的相对论，要看泡利写的相对论。”我说自己看过泡利写的相对论，陆继宗便马上急着说：“泡利写的相对论也不能看，要看现代的文献。”我再问他应该具体看那些文献，陆继宗再也不作任何回答了。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仔细研究过大学教材写出的相对论。听了陆继宗的一番话后，让我感到奇怪，既然大学教材中写出的相对论不能看，那为什么还要将它作为样板提供给学生去学习？难道大学就应该欺骗他的学生吗？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的两位教授连续2天给大家专门做了刚从国外引进的研究课题“分维”与“混痋”的报告，这是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的核心议题。它是由两位美国工程师最先发现的现象，国外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者参与研究后，国内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者也马上跟进去起哄。“分维”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知道，在几何相似形中，面积变化与体积的变化同线段相似比是平方与立方的关系。也就是说，面积的变化是2维量、体积的变化是3维量。在自然界中还存在另一类相似形，它们所包含的构成单元变化关系与线段相似比并不是2次方或3次方关系。例如“空心三角形”，任何一个三角形都可以分解成四个全等的小三角形，将正中的三角形挖掉后，剩下的3个小三角形也按照同样的分解方式挖掉正中更小的三角形，继续在每一个更小的三角形中按照同样的分解方式挖掉正中更小的三角形，如此无限进行下去。由这种“空心三角形”构成的相似形，边长增加一倍，所包含的构成单元只增加3倍，约等于2的1.584962501次方。因其介于2维量度与3维量度之间，特称之为“分维”。如果把平行四边形等分成9个全等平行四边形，挖掉靠四边中部的4个小平行四边形，剩下的5个小平行四边形也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处理，无限进行下去。由这种“空心平行四边形”构成的相似形，边长增加一倍，所包含的构成单元将增加5倍，约等于2的2.321928095次方。也介于2维量度与3维量度之间。类似地，如果将4面体只留下四个角上的4个全等的小4面体，将正中部分挖掉。剩下的4个小4面体也按照同样方式挖掉正中部分，如此无限进行下去。由这种“空心4面体”构成的相似形，边长增加一倍，所包含的构成单元只增加4倍，等于2的2次方，并不等于2的3次方。从而出现了与“实心”相似形不同的构成单元变化规律。
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者却将它小题大做，以为可以获得了不起的发现。云彩似乎也具有类同的相似形规律，河岸、边界似乎也具有类同的相似形规律，根据具体的相似形规律计算出相应的“分维”值，“分维”的具体数值就可能反映出物体内在的运动特性。似乎可以根据它发现天气变换的规律。然而，人们只要略做研究就会发现，在各种具体的不同相似形与呈现出来“分维”计算值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分维” 值，却彼此不相干的事例，而具有类同规律的相似形之间也表现出不相等的“分维” 值。这表明，所谓的“分维”乃是事物呈现结果，并非是导致事物按照某种方式进行呈现的原因。人们没可能从“分维” 计算值上能够获得决定物质运动规律的新发现，这是我在参加研讨会时就已经作出的分析判断。
“混痋”又是怎么回事呢？用专业术语来说，“混痋”是关于“边界条件的研究”。当事物按照某种运动方式进行呈现达到一定的极限状况时将转化成另一种运动方式来进行呈现，而介于这两种运动方式之间的过渡区域即呈现为“混痋”的模糊状况。但在研讨会上，“混痋”被教书先生们鼓吹成：东半球的一只小鸟煽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导致西半球发生一场爆雨！任何一个长期的远景规划，都可能因为突然发生的某个微小事件导致它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者们是否真的把“混痋”理解成了如此平庸的理论？还是故意要夸大其词，以便向政府申请到“研究基金”呢？
就在此次研讨会开过不久，由谷超豪教授领头从事“分维”与“混痋”研究的一群人成立了“分维”与“混痋”爱好者研究协会，并向参加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的人寄发信函，邀请大家加入该研究协会。希望大家汇钱去向他们购买用计算机制作的“分维”与“混痋”事例图片资料。究竟是在搞搞笑？还是醉翁不在酒？大家不得而知。我对此种研究毫无兴趣，自然没有做出任何响应。十年过去了，并没有看到他们研究出什么成果来。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期间，由于第一天发生了李新州教授被我问住躲掉的事情，其他参加研讨会的许多人主动在午间与晚上找我进行交流。我去参加研讨会完全出于善意，并没有想与谁过不去。只有梁尺峰才是我想要寻找来当面质问的人，可他没来参加研讨会。提到梁尺峰，参加研讨会的好几位大学老师都知道他，梁尺峰是大家闲聊时拿来取笑的人物。从水平上讲，梁尺峰的确很糟糕。他四处发挑战信，结果是理科、工科的专家学者都在取笑他。但对于梁尺峰，他显然是理科教授失职，没有及时纠正物理教材中的错误和一直继续进行误导性科普宣传的受害者。
梁尺峰于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于某师范大学物理系，自己从事相对论研究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他建立了自己的“梁氏相对论”和“梁氏重力论”。可是在国内，没有人对他做的研究给出明确回答。难道普通人就不能向爱因斯坦发出挑战？他希望得到人们的解答。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爱氏相对论是怎么回事，只是从先前受到的舆论宣传知道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巨星，因此成为自己最崇敬的人。看到有人要向爱因斯坦发出挑战，我心中自然不服。梁尺峰何许人？真有什么了得的创造发现吗？于是，我向梁尺峰索要到他写的论文来观看，结果发现这位先生连牛顿力学都没有学明白，计算公式存在严重错误。我回信指出其论文中的错误，梁尺峰马上改正计算公式，然后给我寄来新写的论文。
我告诉梁尺峰，在垂直于绝对加速度的方向上，就是可适用牛顿定律的惯性系。梁尺峰马上提出所谓的“双参照系”理论，同一坐标系里两个相互垂直的坐标轴方向上可以分别为惯性系与加速系，将他的“梁氏理论”又发展了一步。爱氏没有“双参照系”理论，梁尺峰马上就整出“双参照系相对论”。对梁尺峰的瞎胡搞，我作了反复的纠正，劝他别在浪费精力在他力所不及的研究上。但梁尺峰听不进去，还说他参加过全国第2届理论物理研讨会，他的论文得到了若干位专家教授的好评。不信，可以向有关人士查证等等。1991年8月份将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全国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他已经被邀请参加研讨会。按照梁尺峰提供的地址，我向华东师范大学主持该届研讨会的负责人去函，了解梁尺峰的所说是否属实。举办持该届研讨会的负责人马上发函给我，邀请我去参加研讨会。当时，我弟弟正在上海机械学院攻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教过我的老师。在学校做固体激光器项目的滕家织教授也想请我去帮几天忙。这样，我决定去上海参加在华师大举行全国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见识一下真相。
不了解真情的人以为由专业从事理论物理教学与研究的专家教授举办的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一定是档次很高的学术研究活动。确实，在研讨会上露面的名教授是不少，大名鼎鼎的交大校长许伯威教授在研讨会上露了面。复旦大学的倪光钧教授，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学院、华东化工理工大学的许多位教授都来参加了研讨会。东道主华东师范大学也有好几位教授参加了研讨会。加上外地大学来参加研讨会的人，教授不下10位，副教授不下20位。北京大学的刘辽教授也来参加了研讨会，他做的报告是“炫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人听。华东化工理工大学理论物理研究院的李新洲教授做的报告，我已经记不起是什么题目，李新洲只是介绍了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状况，顺带说了一下自己的报告内容，特别提到他的论文前提条件是宇宙是有限的。因上海市交通不方便，李新洲和来自上海其它大学的教授也都住在华东师范大学提供的宿舍里。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一共进行了5天时间，除最后一天晚上组织大家去游玩黄蒲江外，整个白天与晚上，大家都在进行学术交流和辩论。尤其是在会场外时间里，辩论是很好的学术交流。当时，我并没有写有专门的论文去参加该次研讨会，我在会上散发的论文是“从真理到科学”。当然，没有谁同我辩论真理与科学的关系。
这次研讨会，实际来参加会议的人有三分之一纯粹是来玩，白天都到商店去逛商场。很有意思的是，来参加会议的人中，有5、6位属于“花路子”理论发明者，会上也同样让他们上台做报告。其中有一人是来推销他的“永动机”，因上不了台面，只能在会场下找人讨论。福州大学图书馆的一位酶先生提出了“五刹子”理论，马上就被批倒爬下。有一位老师将几个物理公式叠在一起，给出所谓的全能计算公式，当场就被问倒。有一位名叫甘永超的先生将光的波动公式与粒子性公式硬放在一起来证明其中自相矛盾，自然不堪一击，但他却被某位教授相中，后来报考了这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还有一位笔名叫“可雪”的先生在会上向相对论发难，指出光子系所导致的问题。他提出的光子系问题自然是把教授们弄的发火，但又没法说清楚，只好以研讨会不讨论相对论问题，不予理睬。
谁把这些搞“伪科学”研究的人请来参加研讨会？研讨会的举办者。其实，所谓的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本来就是一个骗局。最先由几位老师发起的理论物理研讨会，原本是想借研讨会之名举办收费的讲座，向那些爱好物理的参会者收一点办班钱。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没有批准这种心术不正的做法，才改成学术交流活动。为了让研讨会开的有点声色，只要谁对研讨会有兴趣，有没有论文都没关系，通通都邀请来参加。在华东师大举行的全国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还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学术交流活动。但从此之后，所谓的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就完全成为每年提供给参加会议的老师们游山玩水的机会。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可能举办了十来届，庐山、武夷山、桂林等名胜都玩遍之后，什么成果都没有见到。上级不再提供经费给他们游玩下去，研讨会只得终止。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上，李新洲似乎是名气最大的大教授，原因据说是他与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是大学同学或校友。我以前并不知晓李新洲，最熟悉的名字是许伯威，这是因为很早就看到过许伯威编写的物理教材。上海出版的《新民晚报》曾经在1990年之前介绍过李新洲的两项研究成果。一项是李新洲根据拓扑学证明了人们生活的空间是3维空间；另一项是李新洲研究出“单磁极子”具有极大的能量，一个“单磁极子”所具有的能量转化为电力可供上海市使用一星期。如果制造出“单磁极子”，能源缺少问题就可以得以解决。我并没有想到在研讨会上遇到李新洲教授，既然遇到了他，我就要当面请教他这两项成果是否真向报上讲的那么了得。正巧，研讨会的第一天上午就听到了李新洲教授做的报告，报告完后由大家向他提问。
我向李新洲教授提出的问题是：请给我们证明“宇宙是有限的”。我相信李新洲教授作的数学分析完全正确，既然他的论文成立条件是“宇宙是有限的”，只要他能证明“宇宙是有限的”，他的论证结果就对了。李新洲教授并没有证明“宇宙是有限的”，而是回答说：“那是哲学问题”。似乎这样说就可以表明那是不关自己的事情。试想，李新洲要把“宇宙是有限的”做为自己所写论文的成立条件，他岂能把这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否正确不当一回事？我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回答，李新洲便十分真诚的对我说：“现在国外不是正在流行宇宙是有限的观点吗？”我听后问他：“这么说，物理学研究是不是也成了唱流行歌曲的性质？” 李新洲教授无言回答。研讨会头一天下午，李新洲教授继续给大家介绍他最拿手的拓扑学，从“七桥问题”开始讲解拓扑学的起源思想。待李新洲教授讲完课，请大家提问时，我问李新洲教授：“拓扑学是不是建立在3维空间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数学工具？如果存在第4度空间，人们可以通过莫须有的第4度空间将“七桥问题”攻下，拓扑学还能这样建立起来吗？”换现在的说法，如果存在霍金的“时空虫洞”，人们可以通过莫须有的“时空虫洞”将“七桥问题”攻下，拓扑学还能这样建立起来吗？李新洲教授没有正面回答提问，而是说了一句很微妙的话：“你说呢？”我再问李新洲教授：“既然拓扑学是建立在3维空间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数学工具，根据它来证明人们生活的空间是3维空间，这是不是发生了逻辑循环？”即：李新洲教授仅仅是验证了自己作的数学推导过程没有错误，怎么能说是“证明人们生活的空间是3维空间”呢。李新洲教授马上慌了神，约我晚上在他的住处讨论。但结果是从这天下午起，李新洲教授再也没有出现在研讨会上，住处也找不见他的影子。本来，我还要向李新洲教授请教他的单磁极子是怎么回事，他打算用多少能量才能制造出一个单磁极子？中学生都知道将海水降低一度释放出的热能可以供全世界使用许多年，可是要使海水降低一度，人们又要付出多么大的能量呢？李新洲教授是明白人，发现要坏事，自己就赶紧躲藏起来了事。
在研讨会上频频出手，轻而易举就驳倒“花花理论”的华东师范学院的陆继宗付教授，看到李新洲教授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十分不服，晚上同我在其住处进行了一番辩论。最后，陆继宗对我说，李新洲所说的“宇宙是有限的”条件，就是我所说的“完整物体系统”。坦率的说，我十分敬佩这位陆继宗付教授，他的脑子反应很快，逻辑清晰。在辩论完李新洲的“宇宙是有限的”命题后，我向他请教相对论究竟是怎么回事情。陆继宗对我说：“你不能去看大学教材写的相对论，要看泡利写的相对论。”我说自己看过泡利写的相对论，陆继宗便马上急着说：“泡利写的相对论也不能看，要看现代的文献。”我再问他应该具体看那些文献，陆继宗再也不作任何回答了。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仔细研究过大学教材写出的相对论。听了陆继宗的一番话后，让我感到奇怪，既然大学教材中写出的相对论不能看，那为什么还要将它作为样板提供给学生去学习？难道大学就应该欺骗他的学生吗？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的两位教授连续2天给大家专门做了刚从国外引进的研究课题“分维”与“混痋”的报告，这是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的核心议题。它是由两位美国工程师最先发现的现象，国外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者参与研究后，国内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者也马上跟进去起哄。“分维”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知道，在几何相似形中，面积变化与体积的变化同线段相似比是平方与立方的关系。也就是说，面积的变化是2维量、体积的变化是3维量。在自然界中还存在另一类相似形，它们所包含的构成单元变化关系与线段相似比并不是2次方或3次方关系。例如“空心三角形”，任何一个三角形都可以分解成四个全等的小三角形，将正中的三角形挖掉后，剩下的3个小三角形也按照同样的分解方式挖掉正中更小的三角形，继续在每一个更小的三角形中按照同样的分解方式挖掉正中更小的三角形，如此无限进行下去。由这种“空心三角形”构成的相似形，边长增加一倍，所包含的构成单元只增加3倍，约等于2的1.584962501次方。因其介于2维量度与3维量度之间，特称之为“分维”。如果把平行四边形等分成9个全等平行四边形，挖掉靠四边中部的4个小平行四边形，剩下的5个小平行四边形也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处理，无限进行下去。由这种“空心平行四边形”构成的相似形，边长增加一倍，所包含的构成单元将增加5倍，约等于2的2.321928095次方。也介于2维量度与3维量度之间。类似地，如果将4面体只留下四个角上的4个全等的小4面体，将正中部分挖掉。剩下的4个小4面体也按照同样方式挖掉正中部分，如此无限进行下去。由这种“空心4面体”构成的相似形，边长增加一倍，所包含的构成单元只增加4倍，等于2的2次方，并不等于2的3次方。从而出现了与“实心”相似形不同的构成单元变化规律。
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者却将它小题大做，以为可以获得了不起的发现。云彩似乎也具有类同的相似形规律，河岸、边界似乎也具有类同的相似形规律，根据具体的相似形规律计算出相应的“分维”值，“分维”的具体数值就可能反映出物体内在的运动特性。似乎可以根据它发现天气变换的规律。然而，人们只要略做研究就会发现，在各种具体的不同相似形与呈现出来“分维”计算值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分维” 值，却彼此不相干的事例，而具有类同规律的相似形之间也表现出不相等的“分维” 值。这表明，所谓的“分维”乃是事物呈现结果，并非是导致事物按照某种方式进行呈现的原因。人们没可能从“分维” 计算值上能够获得决定物质运动规律的新发现，这是我在参加研讨会时就已经作出的分析判断。
“混痋”又是怎么回事呢？用专业术语来说，“混痋”是关于“边界条件的研究”。当事物按照某种运动方式进行呈现达到一定的极限状况时将转化成另一种运动方式来进行呈现，而介于这两种运动方式之间的过渡区域即呈现为“混痋”的模糊状况。但在研讨会上，“混痋”被教书先生们鼓吹成：东半球的一只小鸟煽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导致西半球发生一场爆雨！任何一个长期的远景规划，都可能因为突然发生的某个微小事件导致它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者们是否真的把“混痋”理解成了如此平庸的理论？还是故意要夸大其词，以便向政府申请到“研究基金”呢？
就在此次研讨会开过不久，由谷超豪教授领头从事“分维”与“混痋”研究的一群人成立了“分维”与“混痋”爱好者研究协会，并向参加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的人寄发信函，邀请大家加入该研究协会。希望大家汇钱去向他们购买用计算机制作的“分维”与“混痋”事例图片资料。究竟是在搞搞笑？还是醉翁不在酒？大家不得而知。我对此种研究毫无兴趣，自然没有做出任何响应。十年过去了，并没有看到他们研究出什么成果来。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期间，由于第一天发生了李新州教授被我问住躲掉的事情，其他参加研讨会的许多人主动在午间与晚上找我进行交流。我去参加研讨会完全出于善意，并没有想与谁过不去。只有梁尺峰才是我想要寻找来当面质问的人，可他没来参加研讨会。提到梁尺峰，参加研讨会的好几位大学老师都知道他，梁尺峰是大家闲聊时拿来取笑的人物。从水平上讲，梁尺峰的确很糟糕。他四处发挑战信，结果是理科、工科的专家学者都在取笑他。但对于梁尺峰，他显然是理科教授失职，没有及时纠正物理教材中的错误和一直继续进行误导性科普宣传的受害者。
通过交流，发现过半数的大学物理老师不了解真实的物理世界，他们对理论物理的认识停留在呆板的不求甚解上。例如，我曾经同时与两位大学物理老师（当时为副教授职称）探讨过头不动、扇子动与头动、扇子不动的物理效应。“头不动、扇子动”与“头动、扇子不动”，似乎是等价的相对运动，但二者所产生的物理效果截然不同。有人可能指出在扇子与人之间存在着第三者空气，所以不能用相对论来进行解释。完全正确，在涉及物理世界中的具体现象时，人们必须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进行思考，决不能把在特定意义下得出的数学方程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
自然界中任何物质进行的都是绝对运动，但人们只能通过比较观察到物质间呈现出来的相对运动。物质运动状态发生改变时表现出来的运动规律，与物质之间进行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相互作用规律，并不是同一个考察对象。两位大学物理老师感到很纳闷，难以想通。我给他们举出这么一个事例：外面有一辆汽车在不远处突然发动加速开走，我们把参照系建立在该汽车上，在此非惯性系上进行考察，两位老师应该受到了惯性力的作用，但两位老师真受到了惯性力的作用吗？两位老师晃动了几下身体，眼睛眨发眨发地自言说：“是呀！我受到惯性力的作用吗？”我再进一步举例说：“根据矢量合成法则，在铁轨上行驶的列车可以等效于开出铁轨再返回铁轨上行驶的数学分析结果。但实际的状况是，并未发生列车开出铁轨再返回铁轨上行驶的事实。”人们应该正确地对待数学分析内容，根据微积分计算实际问题时，相关物体在进行数学分析的过程中不但已经被无限细分，而且还可能是作了无穷小的无穷小细分，然而在现实之中并不能对物质进行无限细分。所以，必须把数学上的推演与物理事实之间的不同分辨开来对待，人们才不会把根据数学上进行的空想推演实验误认为真实的物理世界就是如此。
没有参与辩论，一直坐在旁侧聆听的福州大学丘容教授事后主动几次找我谈心，希望我能够把这些书本上没有说到的物理思想写成系统的东西提供给老师教学参考。研讨会结束前一天晚上，在大家参加黄蒲江游览的船上，另一位某大学的老师突然来找我谈心，给我说了许多关于教育届的腐败情况。从他口中，我头一次知道在上个世纪50年代搞大跃进的时侯，中国最权威的科学家钱学森，曾经通过数学推导，证明“确实是可以亩产上万斤粮食”的历史故事。这位老老师语重心长的鼓动我，一定要把书本上没有讲出来的物理道理写出来给大家学习，毕竟大部分老师并不具有创建性的思维能力，他们只能照着书本讲课。由于这位老老师出现的太突然，也没有给我留下名片，后来再未见到他，仅从参加研讨会的人员名册上无法知道他是那一所大学的老师。
开完会后，我马上到弟弟那里去给他通报了参加研讨会的经过情况。然后和他一起去拜望我的物理光学老师凌世得教授。凌教授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原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在我刚进大学的1979年，他已经从浙大调到上海机械学院改做工程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当时学校里仅有的13名正付教授之一。正是凌教授在我经历从理转工的过程中，专门给我们做了几次报告，讲述怎样掌握一般的物理学习方法，改变了我起初轻视工程技术的思想。凌教授闻听了我参加研讨会的情况介绍后，也提供了他自己早就对相对论的疑问看法。像光波的相速度可以超过光速导致信息传播响应速度超过光速早已经不是新鲜事情，若是以信息传播响应速度作为依据，建立起基于测量效应的物理学，相对论的起始点需要重新进行思考。但这些属于敏感话题不可能在国内的学术杂志上发表，只能到国外学术杂志上去发表。在国内“论资排辈”学术风气下，我得“长到他那么长的胡子了”，才可以发表这些论文。他要我们别去与理科老师做无谓的辩论，大家对自然世界的接触情况相差悬殊，他们难以明白我们从实验事实的角度对物理学理论的见解。之后，我去给縢教授弄好他请我帮忙做的事情才离开上海。其间，与縢教授多次作了关于物理学概念的讨论，縢教授把我带去请他帮忙审阅的“系统运动力学”做了审查。为确保无误，在我走后，縢教授又请学校里其他教授对“系统运动力学”做了审阅，有问题马上告诉给我。结果是，所有审阅过“系统运动力学”的老师都认为没有不妥当之处。
1991年，负责举办第五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的联络老师继续给我发来邀请参加研讨会的信函，但我对所谓的理论物理研讨会已经失去兴趣。与此同时，因长期的辛劳，综合疲劳症再度引起我的身体发生问题，我只得转过来攻克自己遇到的人生难题。特别是在讲述了自己学生时代取得的辉煌成绩之后，有一个永远的悲哀故事也必须如实讲述出来。即和我一起在文革时期读书长大的人，由于受到当时环境限制被圈定在只与有限的亲人接触的范围里面养大，不善与人交往所潜存着的缺陷，在学生时代末期就已经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对自己的危害，并进一步地妨碍了原定计划的施行。
我曾经是在读高中之前不与任何同学交往的“封闭症”典型。升入高中后，在崇尚科学，努力拼搏学习的同时，我们这些原先被封闭在家里长大的乖孩子们，先是以互相好奇不服气的心里进行较量，而后又在互相买帐，互相关心的往来活动中建立起了纯净的友情。我作为从小自我封闭十几年的人，正是在高中与其他同学交往的时侯，开始走出了个人的圈子。而把我从封闭圈子中拉出来的第一个人，正是我在高中一年级认识的班上那位学习成绩曾排在我之前的的女同学。这位在女学生中长的最清秀娇美的好强女孩，她在我们进入高中刚刚开始上课没几天，就向我发出了学习上的竞争挑战！起初，她的数学、语文成绩都比我好，头1学期结束期末考试时，她取得整个年级总分第2名，我只排到第5名。进入第2个学期后，她被我打败，再没有成为我的竞争对手。通过学习上的竞争，我们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我永远忘不了她那双看上去总是在悄悄探索着什么的漂亮眼睛，只要有她在一旁，我的心里就感到踏实，什么艰难困苦都无所畏惧。自从她在学习竞争上被我打败之后，她对我的行动都默默地给予支持，她已把我当成最可信耐的人，我也把她做为自己最信耐的思想寄托者。进入大学后，她是第一个在来信中要我注意休息，养好身体，将来争取为人民工作50年的人。我也开始向她吐露自己的弱点。尤其是我在未能如愿地读到想学的专业，同时自己又因为身体不佳，情绪处于最低沉的时候，向她说出对前途担忧的话，使她突然改变了对我的看法。自此，我和她都陷入了长期的迷雾之中。我到贵阳新光公司工作后，她和我之间出现的问题成了我不间断的思虑主题。为了寻找到挽救危机的办法，我付出了长达12年的时间来反省自己，改正自己早期存在的种种缺点，期盼着再能够重新取得她认可。但遗憾的是，当我最终找到了正确的方法途径后，时间已经过去太多，她终于在其他人的好意介绍安排下离我而去。她最终没有成为我的人生旅伴，几乎使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我之所以没有选择倒下不再起来的道路，原因之一是不能让含辛茹苦、辛劳一生的父母难过，更放不下的是自己在哲学、物理学等多方面研究思考获得的成果，还没有其他人能够替代表达出来，我不得不亲自继续将它们完成。
别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可能会抽烟喝酒，无心做事。我没有那些习惯，当我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去找事情做。当自己与所做的事情熔为一体，完全忘掉自己时，心里才会感到坦然。也正是这种真正做到忘记自己存在的做事方式和勇于追求真理的理性思维，使我在分析诸多疑难问题时迅速找到了符合其自身规律的正确途径。持续十多年的刻苦勤奋和对依恋之人的朝思夜想，我自己的身体早已经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自从87年发生过“面瘫”后，我身体上旧的病痛还未完全好转，新的问题已开始出现。虽然自己以顽强的拼命精神支撑着没有倒下去，但自己的身体无可掩饰的出现了难以让人们喜欢看到的病态形象。每当我感觉到可能不能给依恋之人带来幸福之时，自己还能够奉献出来给她的东西，也就是应该将她赶离自己。既不愿意失去她，又不得不用伤害她和说自己的违心话语来促成难堪的局面出现。这是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抉择！努力呀！努力，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过它。可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方法，把屁努出来了也不会有任何用。
事实上，当一个人失去可爱的英容笑貌之时，无论他是多么的才华横艺，了解他的人最多也只能是对他表示出尊敬，不但“煮熟的鸭子也会飞掉”，他还可能会遭遇到飞来之祸。1991年1月31日，我在给自己住所的单身楼义务修理配电房总闸开关时，突然遭受到3个喝醉酒的歹徒莫名其妙的袭击。如果不是及时逃脱，自己不死也已经残废掉。事后查明，3个歹徒已经在袭击我之前，先袭击过另一位模样看上去不太顺眼的人。后来，袭击我的3个歹徒中的首要分子在91年6月初发生在贵阳师范大学门口公路上的一起车祸中，被突然冲闯过来的车辆当场挤死。我被袭击的事件才不了了之。
在我结束学生时代，被分配到贵阳新天公司工作的同时，曾经在高中与我并肩学习的那位学习成绩十分优秀的同学也从成都科技大学电力系统专业毕业分配回贵阳市工作。他在市内上班，我在市郊10公里远的地方上班，休息时间错开，平常见面机会不多。这位同学在高中二年级由于人为因素发生失误，把应该取得的数理化竞赛优胜奖失掉，心里也憋着气，希望在大学毕业后通过自己刻苦努力考上研究生。但由于他所从事的电力调度工作时刻也离不开，他自己又是极其认真负责的人，很快成为单位上的一把好手，白天完全把精力放到工作上，只能晚上加班自学外语到3点钟才休息。这位同学原本在学生时代的身体状况很好，也就忽视了必要的适当休息。在经过5年时间日夜奋斗之后，他的外语水平已经达到国内同行业的前列。很不幸，他也因此累病患上绝症，到医院动完手术，回家修养了一年，89年才又返回单位上班。还算发现早，加上他先前体质好，没有彻底倒下，但也不可能再继续走考研道路。
对我们这些在文革时期度过小学和初中的一代人最大的损失，就是耽误掉学习外语的最好时光。小学唱京剧，初中唱歌剧，我可以把红湖赤卫队全剧背颂，到高中才开始正式学英语。上大学后仍然从开始学起，很少有人马上过得了外语关。中途没有患上重病，能够通过勤学苦练把外语提高到考研水平者，基本上都是只会死读书的一类人。学好外语十分必要，但最佳学外语时期应该是在读小学与初中阶段。过了这段时间再来补，付出的代价就十分大，甚至根本没机会再补。好不容易补好了外语，大都又把身体弄得极其糟糕。这位在高中实际水平仅次于我的数学、物理高手，基础功夫依然雄厚。他在患病休息一年返回单位上班后，帮我核查“系统运动力学”有无推导错误，翻译摘要，并帮我用电脑将其打印成印刷文字。假如国家在经济改革中没发生一系列错误，能够有让我们能正常生存和具有做科研的环境，我和各位同学完全可以通过合作，取长补短，迅速取得重大成就。但随着经济改革走向歧途，我们连正常生存都陷入了困境，大家只得先设法顾住肚子，很快分离，大部分人完全终止去走科研道路。
患上绝症的同学为了度过难关，把当时所见到的每一种玄虚气功都学遍。从峨眉道家丹顶功法，到严新推销的九步功和电气功，张宏宝炮制的中华益智功，以及其它五花八门的功法都拿来修练，对其中鼓吹的神话维护不已，因此同我发生了许多次激烈的争执。逐渐地，我已意识到他并非真迷信那些骗人的胡说，而是他把自己未来的生存希望寄托到这些神奇现象发生上。为此，我也按照他的需要制作出练电气功所用的工具给他拿去实践，没取得任何实效。不久，这位同学也在帮我校对“系统运动力学”论文的过程中转变观念，鼓动我去攻下称为“气功”的千年难题，攻下它将会给广大的人们造福。
其实，在1987年我发生面瘫的之时，我母亲也因为长年积劳成疾患上重病，被当地中西医生判定活不出来，只得在家里自己疗养。由于母亲综合病症多，医院只能尽量使病情不再加重，却无法将她所患的疾病治愈。在此状况下，母亲决定自己通过修练气功攻克难关。可母亲只上过小学，看不懂我弟弟拿给她的《真气运行法》。我弟弟曾在读大学时就学练过真气运行法，他按照书上介绍的方法练习，每次都反而被弄得更加难受，只得放弃。我母亲更不可能自己领悟出正确的练习方法，只得要我先给她作讲解。我即被赶鸭子上架，按照自己理解的现代医学知识，结合基础物理学原理进行讲解，母亲再按照我提供的思路自己去摸索。在经过1年半时间的修练后，母亲度过了难关。
鉴于学练气功可能发生严重问题，我原本打算等自己年老退休后再去研究。但是到1991年6月份，在我感到身体快油干灯草尽，自己已经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之时，才终于下定决心，背水一战，自己来摸索解救自己身体的方法。从91年6月份到92年2月份，是我的身体状况从极其不妙状况变为良好的转折时期。我先是从学过各种气功修炼方法的同学那里，询问到他修炼气功的入门要领，然后便按照自己掌握的物理学基本原理和现代医学知识开始实践。一边摸索，一边总结。由于我采用了正确的分析思路，很快就取得飞速进展。短短3个月，我已经走出了长达10多年的身体不佳阴影。待到92年初之时，我的身体不但已完全康复，自己的容貌也基本恢复了正常状况的良好形象。只可惜的是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得太晚！其实，在1989年之前，我朝思夜想的依恋之人就已经被我对他的一片痴情重新感化，只是我那时的憔悴面容实在难以让她接受！用她的话说是“人已经老了”。她最后决定在别人给她介绍的道路上走下去。这条路一旦走出太远也就身不由己，我只能祝愿她会幸福！
自然界中任何物质进行的都是绝对运动，但人们只能通过比较观察到物质间呈现出来的相对运动。物质运动状态发生改变时表现出来的运动规律，与物质之间进行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相互作用规律，并不是同一个考察对象。两位大学物理老师感到很纳闷，难以想通。我给他们举出这么一个事例：外面有一辆汽车在不远处突然发动加速开走，我们把参照系建立在该汽车上，在此非惯性系上进行考察，两位老师应该受到了惯性力的作用，但两位老师真受到了惯性力的作用吗？两位老师晃动了几下身体，眼睛眨发眨发地自言说：“是呀！我受到惯性力的作用吗？”我再进一步举例说：“根据矢量合成法则，在铁轨上行驶的列车可以等效于开出铁轨再返回铁轨上行驶的数学分析结果。但实际的状况是，并未发生列车开出铁轨再返回铁轨上行驶的事实。”人们应该正确地对待数学分析内容，根据微积分计算实际问题时，相关物体在进行数学分析的过程中不但已经被无限细分，而且还可能是作了无穷小的无穷小细分，然而在现实之中并不能对物质进行无限细分。所以，必须把数学上的推演与物理事实之间的不同分辨开来对待，人们才不会把根据数学上进行的空想推演实验误认为真实的物理世界就是如此。
没有参与辩论，一直坐在旁侧聆听的福州大学丘容教授事后主动几次找我谈心，希望我能够把这些书本上没有说到的物理思想写成系统的东西提供给老师教学参考。研讨会结束前一天晚上，在大家参加黄蒲江游览的船上，另一位某大学的老师突然来找我谈心，给我说了许多关于教育届的腐败情况。从他口中，我头一次知道在上个世纪50年代搞大跃进的时侯，中国最权威的科学家钱学森，曾经通过数学推导，证明“确实是可以亩产上万斤粮食”的历史故事。这位老老师语重心长的鼓动我，一定要把书本上没有讲出来的物理道理写出来给大家学习，毕竟大部分老师并不具有创建性的思维能力，他们只能照着书本讲课。由于这位老老师出现的太突然，也没有给我留下名片，后来再未见到他，仅从参加研讨会的人员名册上无法知道他是那一所大学的老师。
开完会后，我马上到弟弟那里去给他通报了参加研讨会的经过情况。然后和他一起去拜望我的物理光学老师凌世得教授。凌教授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原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在我刚进大学的1979年，他已经从浙大调到上海机械学院改做工程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当时学校里仅有的13名正付教授之一。正是凌教授在我经历从理转工的过程中，专门给我们做了几次报告，讲述怎样掌握一般的物理学习方法，改变了我起初轻视工程技术的思想。凌教授闻听了我参加研讨会的情况介绍后，也提供了他自己早就对相对论的疑问看法。像光波的相速度可以超过光速导致信息传播响应速度超过光速早已经不是新鲜事情，若是以信息传播响应速度作为依据，建立起基于测量效应的物理学，相对论的起始点需要重新进行思考。但这些属于敏感话题不可能在国内的学术杂志上发表，只能到国外学术杂志上去发表。在国内“论资排辈”学术风气下，我得“长到他那么长的胡子了”，才可以发表这些论文。他要我们别去与理科老师做无谓的辩论，大家对自然世界的接触情况相差悬殊，他们难以明白我们从实验事实的角度对物理学理论的见解。之后，我去给縢教授弄好他请我帮忙做的事情才离开上海。其间，与縢教授多次作了关于物理学概念的讨论，縢教授把我带去请他帮忙审阅的“系统运动力学”做了审查。为确保无误，在我走后，縢教授又请学校里其他教授对“系统运动力学”做了审阅，有问题马上告诉给我。结果是，所有审阅过“系统运动力学”的老师都认为没有不妥当之处。
1991年，负责举办第五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的联络老师继续给我发来邀请参加研讨会的信函，但我对所谓的理论物理研讨会已经失去兴趣。与此同时，因长期的辛劳，综合疲劳症再度引起我的身体发生问题，我只得转过来攻克自己遇到的人生难题。特别是在讲述了自己学生时代取得的辉煌成绩之后，有一个永远的悲哀故事也必须如实讲述出来。即和我一起在文革时期读书长大的人，由于受到当时环境限制被圈定在只与有限的亲人接触的范围里面养大，不善与人交往所潜存着的缺陷，在学生时代末期就已经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对自己的危害，并进一步地妨碍了原定计划的施行。
我曾经是在读高中之前不与任何同学交往的“封闭症”典型。升入高中后，在崇尚科学，努力拼搏学习的同时，我们这些原先被封闭在家里长大的乖孩子们，先是以互相好奇不服气的心里进行较量，而后又在互相买帐，互相关心的往来活动中建立起了纯净的友情。我作为从小自我封闭十几年的人，正是在高中与其他同学交往的时侯，开始走出了个人的圈子。而把我从封闭圈子中拉出来的第一个人，正是我在高中一年级认识的班上那位学习成绩曾排在我之前的的女同学。这位在女学生中长的最清秀娇美的好强女孩，她在我们进入高中刚刚开始上课没几天，就向我发出了学习上的竞争挑战！起初，她的数学、语文成绩都比我好，头1学期结束期末考试时，她取得整个年级总分第2名，我只排到第5名。进入第2个学期后，她被我打败，再没有成为我的竞争对手。通过学习上的竞争，我们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我永远忘不了她那双看上去总是在悄悄探索着什么的漂亮眼睛，只要有她在一旁，我的心里就感到踏实，什么艰难困苦都无所畏惧。自从她在学习竞争上被我打败之后，她对我的行动都默默地给予支持，她已把我当成最可信耐的人，我也把她做为自己最信耐的思想寄托者。进入大学后，她是第一个在来信中要我注意休息，养好身体，将来争取为人民工作50年的人。我也开始向她吐露自己的弱点。尤其是我在未能如愿地读到想学的专业，同时自己又因为身体不佳，情绪处于最低沉的时候，向她说出对前途担忧的话，使她突然改变了对我的看法。自此，我和她都陷入了长期的迷雾之中。我到贵阳新光公司工作后，她和我之间出现的问题成了我不间断的思虑主题。为了寻找到挽救危机的办法，我付出了长达12年的时间来反省自己，改正自己早期存在的种种缺点，期盼着再能够重新取得她认可。但遗憾的是，当我最终找到了正确的方法途径后，时间已经过去太多，她终于在其他人的好意介绍安排下离我而去。她最终没有成为我的人生旅伴，几乎使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我之所以没有选择倒下不再起来的道路，原因之一是不能让含辛茹苦、辛劳一生的父母难过，更放不下的是自己在哲学、物理学等多方面研究思考获得的成果，还没有其他人能够替代表达出来，我不得不亲自继续将它们完成。
别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可能会抽烟喝酒，无心做事。我没有那些习惯，当我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去找事情做。当自己与所做的事情熔为一体，完全忘掉自己时，心里才会感到坦然。也正是这种真正做到忘记自己存在的做事方式和勇于追求真理的理性思维，使我在分析诸多疑难问题时迅速找到了符合其自身规律的正确途径。持续十多年的刻苦勤奋和对依恋之人的朝思夜想，我自己的身体早已经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自从87年发生过“面瘫”后，我身体上旧的病痛还未完全好转，新的问题已开始出现。虽然自己以顽强的拼命精神支撑着没有倒下去，但自己的身体无可掩饰的出现了难以让人们喜欢看到的病态形象。每当我感觉到可能不能给依恋之人带来幸福之时，自己还能够奉献出来给她的东西，也就是应该将她赶离自己。既不愿意失去她，又不得不用伤害她和说自己的违心话语来促成难堪的局面出现。这是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抉择！努力呀！努力，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过它。可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方法，把屁努出来了也不会有任何用。
事实上，当一个人失去可爱的英容笑貌之时，无论他是多么的才华横艺，了解他的人最多也只能是对他表示出尊敬，不但“煮熟的鸭子也会飞掉”，他还可能会遭遇到飞来之祸。1991年1月31日，我在给自己住所的单身楼义务修理配电房总闸开关时，突然遭受到3个喝醉酒的歹徒莫名其妙的袭击。如果不是及时逃脱，自己不死也已经残废掉。事后查明，3个歹徒已经在袭击我之前，先袭击过另一位模样看上去不太顺眼的人。后来，袭击我的3个歹徒中的首要分子在91年6月初发生在贵阳师范大学门口公路上的一起车祸中，被突然冲闯过来的车辆当场挤死。我被袭击的事件才不了了之。
在我结束学生时代，被分配到贵阳新天公司工作的同时，曾经在高中与我并肩学习的那位学习成绩十分优秀的同学也从成都科技大学电力系统专业毕业分配回贵阳市工作。他在市内上班，我在市郊10公里远的地方上班，休息时间错开，平常见面机会不多。这位同学在高中二年级由于人为因素发生失误，把应该取得的数理化竞赛优胜奖失掉，心里也憋着气，希望在大学毕业后通过自己刻苦努力考上研究生。但由于他所从事的电力调度工作时刻也离不开，他自己又是极其认真负责的人，很快成为单位上的一把好手，白天完全把精力放到工作上，只能晚上加班自学外语到3点钟才休息。这位同学原本在学生时代的身体状况很好，也就忽视了必要的适当休息。在经过5年时间日夜奋斗之后，他的外语水平已经达到国内同行业的前列。很不幸，他也因此累病患上绝症，到医院动完手术，回家修养了一年，89年才又返回单位上班。还算发现早，加上他先前体质好，没有彻底倒下，但也不可能再继续走考研道路。
对我们这些在文革时期度过小学和初中的一代人最大的损失，就是耽误掉学习外语的最好时光。小学唱京剧，初中唱歌剧，我可以把红湖赤卫队全剧背颂，到高中才开始正式学英语。上大学后仍然从开始学起，很少有人马上过得了外语关。中途没有患上重病，能够通过勤学苦练把外语提高到考研水平者，基本上都是只会死读书的一类人。学好外语十分必要，但最佳学外语时期应该是在读小学与初中阶段。过了这段时间再来补，付出的代价就十分大，甚至根本没机会再补。好不容易补好了外语，大都又把身体弄得极其糟糕。这位在高中实际水平仅次于我的数学、物理高手，基础功夫依然雄厚。他在患病休息一年返回单位上班后，帮我核查“系统运动力学”有无推导错误，翻译摘要，并帮我用电脑将其打印成印刷文字。假如国家在经济改革中没发生一系列错误，能够有让我们能正常生存和具有做科研的环境，我和各位同学完全可以通过合作，取长补短，迅速取得重大成就。但随着经济改革走向歧途，我们连正常生存都陷入了困境，大家只得先设法顾住肚子，很快分离，大部分人完全终止去走科研道路。
患上绝症的同学为了度过难关，把当时所见到的每一种玄虚气功都学遍。从峨眉道家丹顶功法，到严新推销的九步功和电气功，张宏宝炮制的中华益智功，以及其它五花八门的功法都拿来修练，对其中鼓吹的神话维护不已，因此同我发生了许多次激烈的争执。逐渐地，我已意识到他并非真迷信那些骗人的胡说，而是他把自己未来的生存希望寄托到这些神奇现象发生上。为此，我也按照他的需要制作出练电气功所用的工具给他拿去实践，没取得任何实效。不久，这位同学也在帮我校对“系统运动力学”论文的过程中转变观念，鼓动我去攻下称为“气功”的千年难题，攻下它将会给广大的人们造福。
其实，在1987年我发生面瘫的之时，我母亲也因为长年积劳成疾患上重病，被当地中西医生判定活不出来，只得在家里自己疗养。由于母亲综合病症多，医院只能尽量使病情不再加重，却无法将她所患的疾病治愈。在此状况下，母亲决定自己通过修练气功攻克难关。可母亲只上过小学，看不懂我弟弟拿给她的《真气运行法》。我弟弟曾在读大学时就学练过真气运行法，他按照书上介绍的方法练习，每次都反而被弄得更加难受，只得放弃。我母亲更不可能自己领悟出正确的练习方法，只得要我先给她作讲解。我即被赶鸭子上架，按照自己理解的现代医学知识，结合基础物理学原理进行讲解，母亲再按照我提供的思路自己去摸索。在经过1年半时间的修练后，母亲度过了难关。
鉴于学练气功可能发生严重问题，我原本打算等自己年老退休后再去研究。但是到1991年6月份，在我感到身体快油干灯草尽，自己已经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之时，才终于下定决心，背水一战，自己来摸索解救自己身体的方法。从91年6月份到92年2月份，是我的身体状况从极其不妙状况变为良好的转折时期。我先是从学过各种气功修炼方法的同学那里，询问到他修炼气功的入门要领，然后便按照自己掌握的物理学基本原理和现代医学知识开始实践。一边摸索，一边总结。由于我采用了正确的分析思路，很快就取得飞速进展。短短3个月，我已经走出了长达10多年的身体不佳阴影。待到92年初之时，我的身体不但已完全康复，自己的容貌也基本恢复了正常状况的良好形象。只可惜的是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得太晚！其实，在1989年之前，我朝思夜想的依恋之人就已经被我对他的一片痴情重新感化，只是我那时的憔悴面容实在难以让她接受！用她的话说是“人已经老了”。她最后决定在别人给她介绍的道路上走下去。这条路一旦走出太远也就身不由己，我只能祝愿她会幸福！
1991年，我弟弟程实平也因为长期的综合疲劳引发早博、心率迟缓问题，在上海多家医院看了一年多时间病。医生告诉他要吃许多许多的药，但还不一定能好。他感到前景一片灰暗，身体也日渐变差。92年下半年，程实平得知我攻下了身体上的老大难关，马上请假到我那里学习刚探索出来的保健技能。仅用20天，他的心率便恢复到正常，再到医院检查，早博、心室杂音等问题已经可以不用再担忧。
患上绝症的高中同学眼看到我取得的成功，也很快掌握了我探索出来的保健技能。不在受骗人的神怪气功宣说所迷惑，枉费工夫，改为每周日到黔灵公园爬山，通过锻炼加强体质，迅速取得明显进展，终于度过了人生难关。95年，他被加拿大国家电力系统下的公司聘去工作，一年后流落到社会上从事自己所能做的任何工作，现仍在加拿大生活。
为了让更多人学习掌握我探索出来的保健技能，92下半年，我找到了贵阳《气功报》社，他们马上计划连载我研究出来自我保健技能。可惜，我在他们还未把我研究的保健技能刊登出来之前对他们正在刊登的神怪气功当面进行了多次批驳，终于把主编韦寿康先生激怒，取消了刊登我写的保健技能计划。对此事，贵阳《气功报》责任编辑李崇孝先生向我表示了极大的遗憾。这位曾在《贵州日报》担任过多年编辑的老先生，因为在几年前患上淋巴癌，自己虽然对神怪气功不持反对态度，但更加希望看到符合科学真正有效的自我保健技能提供给人们学习。《气功报》社的主编和两位聘请的兼职编辑都是患有疾病的人，他们编辑出版《气功报》，本意也是希望给大众提供参考交流的场地。我如果不去批评他们刊登歪理邪说使主编先生恼羞成怒，先过度一段时间，待我写的保健技能刊登之后，再通过组织讲解，便可逐渐走上正道。未曾想，由于已经流行过的各种气功已经失去新鲜感，我探索出来的保健技能又被搁置下来，当时还没入气功门道，只读过初中的李洪志钻到了空子，向人们推出所谓的“法论功”，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同时也彻底毁掉了正常的气功学习。自92年底，我得知贵阳《气功报》取消刊登我写的保健技能之后，就与他们中断了联系。7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期间又出了一个斜门的法论功。
1992年，基于我攻克了困扰自己20多年的身体不佳难题，我决定下海打工。一方面通过实践认识真实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市场，一方面为出版学术专著积攒资金。92年6月份，我开始到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广东省探路。头1次出发之时，两省地方之间的气温相差太大，水土不服，到珠海市仅呆了14天就只得返回贵州。在此之前，新光公司里的许多同龄人都辞掉原来的工作下了海。我之所以没有能够下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身体欠佳。我在贵阳新天光学仪器公司工作了10年，全部加班时间累加起来还不到10天。我在自己所学的光学专业领域，完成工作任务是清清松松的小事情。尽管自己身体不佳，也仍然有大把空余时间来撰写论文。但在下海后，就可能会遇到其它各方面的事情要去加班加点的做才能够完成，没有良好身体做保证，找到的钱可能还不够用来看病。
1993年3月份，我再次离开贵州省，来到广东省的深圳市。从此正式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我刚到深圳市时，身上只带有400元钱。如果我在几天内找不到工作，自己就得马上打道回去。到达深圳市后，我按照别人先前告诉的地址，找到贵州省遵义市住深圳市办事处，在那里开了两天床位。办好住宿登记，我就马上走到街上找招聘广告。很快，我就看到了由深圳市技术组织部门支持的亚西亚食品包装机械厂诚聘电子工程师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我找到了这家工厂设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正巧经理在处理杂务事情。这位年龄只比我大几岁的年青经理知道我的来意后，立即带我去看他仿照别的厂家生产的塑料热封机制造出来的一台可靠性还很差的新产品。他把这个机器的工作程序告诉我后，要求我给他设计一个控制电路。我仅用了几分钟时间，就画出两种可以达到要求的电路给了他。于是他要我下午就去他的工厂上班。我回到遵义住深圳办事处，继续住完第2个晚上后，就带着不满一个行李包的随身物品来到了地处深圳市步心花园的亚西亚食品包装机械厂。
那是一个仅有20人的小作坊工厂，开张只有一年多时间。正在开发生产的产品有塑料热封机、塑料热封剪和吹风式干依机。可惜这位读过硕士研究生的经理夏先生没学过机械制造专业课程，电子电路也懂的不多，他自己的构思虽然有一些新意，但实际制造出来的东西连起码的框架都没有设计好，全是属于玩具性质的伪劣产品。我到来之后的当天晚上，这位年青经理便激动地跑来找我谈心，诉说他与我是相见恨晚。确实，他的工厂已经因为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太差，卖出去就会被客户投诉，他从市里得到的几十万元攒助费基本上已经在过去的1年时间中消耗光。他遇到我时，我对他也已经是爱莫能助。因此我只在这个小厂勉强呆了半个月。我离开亚西亚食品包装机械厂之后仅1个月，该厂便被上级主管部门勒令关闭。头一个月的打工，我实现了先在深圳生存下来第一步，钱是几乎没有挣到。
我从第1家工厂转到深圳市内的第2家公司之时，该公司还要求做书面考试。我指出考试卷子中的一些题目出得有错误，给他们作了纠正。开发部经理马上要我先到他那去上班。这一家由内地北方人集资开办的深圳市银光公司，主要业务是房地产，同时也学着做一点音响产品拿到内地去卖。在广东省有许多这样的工厂，从香港看到什么音响时髦，就马上买来仿造。先把里面的器件尽量换成价格便宜的垃圾货，再把外观尽量做得花梢好看一点，贴上一个叫起来能蒙人的名牌，就拿到内地市场上去卖。深圳市银光公司在1年前就开始做这样的音响产品，1993年春节后，又准备重操旧业。只是该公司在1993年发生了投资危机，大老板因筹集不到新的资金来继续建完已经盖了几层楼的商品房，四处去找有资金的人来加盟自己的产业。而新找来的几个老板都是有虚无实的空头资票者， 大老板与新找来的老板不断地进行争吵。满心欢喜的找到一个据说很有钱的老板，但没过多久又只得炒掉他。我在该公司干等了半年时间，除了帮新找来的老板搬过1次家，修过1台遥控扇，检查过1台录像机外，原先想要我搞的产品开发工作一点都没做。但我要感谢深圳市银光公司使我在它那里开始使用到了个人计算机。
1993年秋天，全国第7届前沿理论物理研讨会在福州大学举行。负责主办这届研讨会的丘荣教授为了邀请到我去参加研讨会，特地把邀请信分别寄到我原先在贵阳工作的单位、我在珠海市的姐姐住处，以及我在深圳打工的地方。为了准备好参加研讨会散发给大家看的论文，我从银光公司在深圳市福田区租借的住地搬到了设在深圳市八挂岭的工程开发部去住。白天有空，就到市里到处去看这个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究竟与内地有何不同点。晚上则一边给公司设在八挂岭的工程开发部守夜，一边用个人计算机重新修改自己以前撰写出的物理学论文。直到93年的9月初，因我事先已向银光公司开发部经理说好到此时我要请1个月假去参加研讨会，银光公司同意我办理辞职，开会回来再去他们那里继续干。
1993年9月15日，一场猛烈的热带风瀑突然从珠海市吉大正面登陆，珠海四面交通中断。我原定在珠海休息10几天，就去广州赶火车到福建省福州大学开会的计划，也因此不能顺利进行。当时一位好心的朋友开着车试图在9月16日把我送到广州，但车子开出去才几百米，前面已经完全是白茫茫的一片水，再找不到可以前进的道路。车子在退回出发地时，从路边房上掉下的碎石砸坏了车子后背玻璃。9月18日，从珠海到广州的公路恢复正常通车，我才得以乘汽车赶到广州市。由于此时去乘火车已不能赶在开会之前到达目的地福建省福州市，我只得改乘广州到福州的大巴汽车去福州大学。经过近两天时间的日夜赶路，终于在9月20日临晨1点钟到达了福州市。在经过半过多小时的打听寻找后，我才找到了福州大学，并从福州大学的校门翻墙跳进去。待最后找到接待参加研讨会人员的招待所住地时，已经是9月20日的临晨2点过钟。9月20日上午8点钟，第7届前沿理论物理研讨会正式开始，我的报告被安排在20日下午进行。但由于一路上饥餐渴饮，冷热交加，做报告时突然出现浑身发颤，我只能草草的发了一下言。但比这更令人失望的是，5天的开会日程，实际只在头2天让参加研讨会的人们对自己的论文作了很简单的介绍，从第3天清早起就全部安排到武夷山名胜风景区去游玩。
负责主办第7届研讨会的丘荣教授确实是一位期望有人能在物理学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长辈。他在参加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期间看到我将几位付教授级以上的老师连连问倒，很希望我将自己研究的物理学基础理论尽快全面写完。他邀请我来参加第7届研讨会，目的是要告诉我研讨会的真相。他再次要我应该把自己撰写的系统运动力学编缉成可以让人们看懂，容易理解的书籍出版，不要寄希望于字数受到限制的论文集能够有所作用。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我写的系统运动力学系列论文。其实，召开研讨会只是一个形式，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论文可能什么档次的文章都有，只要不是太不像样或明显胡说八道的论文都可以收录进去。说白了，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论文只是表明某人写出的创新文章已经在某年某月被正式的公开给大家看到，将来如果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可以将它作为谁是第一个提出某种新东西的依据。真正的对错评判，是在社会实践中被人们慢慢的琢磨消化后，谁最终承受住时间的考验被大众接受他的学说，到那一天才会被公认为经典的科学知识来对待。
与福州大学一道主持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的夏门大学的二位老教授，在与大家一起闲聊时讲到毕业于夏门大学的陈景润，其实陈景润研究的“哥得吧赫猜想”并没有多重大的意义。1978年，国家为了激励人们重视教育，才把并没有真正攻下哥得吧赫猜想的陈景润树立成为榜样。徐迟写的关于陈景润研究哥得吧赫猜想的报道文章“摘取世界桂冠的明珠”，误导了许多人去跟着瞎起哄，大学里有许多人花费了十几年时间去研究哥得吧赫猜想，结果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宝贵时光。一句话，舆论界的炒作可以把平常的事情鼓吹成神奇了不得的东西，物理学界同样也避免不了会受到舆论炒作的思想驱使。但对真正走在科学研究探索道路上的人来说，则不会被舆论炒作牵着鼻子走。思想幼稚的人，才会把有著名学者参加研讨会当成必然具有高层次水平的依据来蒙骗自己，蒙骗其他不知道真情的大众。
鉴于93年在深圳没有找到好的发展机会，1994年我改到珠海市寻求发展。在一次无意中的问路时，我与珠海市的1位获得国家级专家证书的郑老先生相遇。他是一位音响爱好者，我在内地工作之余时，对音响也作过专门的研究实践。广东的《音响世界》杂志、北京的《电子制作》杂志、成都的《电子报》，都刊登过我写的多篇关于音响制作方面的文章。我将自己对音响重放原理的研究告诉给郑老先生后，他立即邀请我到他那里去工作，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创业。这样，我就于94年春节过后开始到郑老先生的所在单位，一个名为“实用技术研究所”， 实际仅有20几号人的小工厂去上了班。
郑老先生是这个小研究所的总工程师，1位年龄比我大1岁的年轻所长，专门从一家外资企业把他请来担当助手。可惜这位郑老先生对专业技术的研究理解反应速度太迟钝，虽然他凭着“苦干加苦干”的精神在过去取得过成果，但在需要迅速作出正确判断并去行动的今天，他已完全处于应付的被动局面中。再加上年轻的所长把心思都投放到了与人争斗方面，尽管郑老先生找了自己许多位老朋友鼎立相助，他最后还是被自己以往报复整治过的实力比他强的对手所施的计谋消耗掉仅有的几十万元家底，研究所在1995年下半年被迫解散。郑老先生从此退休回家，年轻的所长自己也另外到别的工厂去打工。我在这个小研究所干了1年半时间，帮着郑老先生解决技术上的问题。为了使工厂能继续生存下去，我曾和工人们一起到集贸市场去摆过地摊，推销以往从其它单位运回来抵债的破旧东西。因此，在94年初到95年上9月份，我主要是经受了把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具有的“万班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彻底扔掉的磨炼！郑老先生的创业计划失败，我也只能与他分手告别。
1995年下半年，由于出现多媒体电脑，专门为美国Packard Bell公司生产多媒体电脑配套音响的珠海柏力电子有限公司在报纸上刊登招聘计量工程师的广告。我在随意翻看报纸时看到了这个已经过期很旧的招聘广告，作为专业从事10年光学计量仪器设计制造工作的老手，我出于好奇，便趁出门办事到这个公司打探一下，看看他们需要做那些计量工作。我来到柏力电子公司一看，该公司并没有做任何严格要求的精密计量工作，他们只是在生产很低档，能响就行的简单有源音响产品，感到没意思。出于礼貌，我留下1个可以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给工程部经理，就返回去休息。刚刚过完95年的“国庆”节，珠海柏力电子有限公司工程部的经理就连续几天打了3次电话来请我去给他帮帮忙。我看自己暂时还没有找到有兴趣的工作，柏力公司工程部经理又如此再三恳请，就决定先去帮他们做上几个月。没想到我到柏力公司一干，就干了整整4年半时间，这期间发生了令人惊奇的事情。
与我以往呆过的3家工厂不同，珠海柏力电子有限公司是由香港的老板合股投资兴办的外资企业。公司为了使自己生产的音响产品在美国具有较高的竞争影响力，董事长特地以每月3万美金的报酬从世界著名的日本YAMAHA音响公司高薪请来一位美国工程师担任产品主设计工作。我来柏力公司之时，柏力公司给美国Packard Bell公司生产的第一代多媒体音响产品，音调控制只能对高音进行衰减，整体感觉不佳。这位美国工程师在原先使用的电路上解决不了高音不良的缺陷，Packard Bell公司只得同意他再增加一块能单独进行高低音调节控制的“BBE”集成电路来实现提升高音的要求。其实，导致高音不能提升的原因仅仅是电路上作高音调节用的双联电位器使用了超薄型结构，二只电位器有一端已在内部连接成一只公共引脚，不能按照标准的高低音调提升电路进行设计。Packard Bell公司在增加这枚价格高达一点几个美元的“BBE”电路芯片后，每套产品的制造成本不但增加了3美元，还给生产增加了许多困难，柏力公司负责生产技术指导的工程部正在为此犯难。我来柏力公司后，工程部经理便把情况告诉了我，希望我能够在不增加那块“BBE”集成电路板的情况下实现提升高音的要求。我查看了电路图后，第2天就改好电路，装出样机给了他们去听。那位从日本YAMAHA音响公司高薪请来的美国工程师知道我已经在原先使用的音响电路上修改实现了高音提升要求，马上慌张起来，一个连一个的出现新错误。老板在付出让整个公司停下生产3个多月时间，等他拿出正确的设计图纸的经济损失代价后，不得不炒了他尤鱼，同时把产品主设计工作交给我来做。而我此时每个月的报酬也只才有1500元人民币，以后慢慢一点一点增加，直到1999年底，我的月工资才达到4700元。
患上绝症的高中同学眼看到我取得的成功，也很快掌握了我探索出来的保健技能。不在受骗人的神怪气功宣说所迷惑，枉费工夫，改为每周日到黔灵公园爬山，通过锻炼加强体质，迅速取得明显进展，终于度过了人生难关。95年，他被加拿大国家电力系统下的公司聘去工作，一年后流落到社会上从事自己所能做的任何工作，现仍在加拿大生活。
为了让更多人学习掌握我探索出来的保健技能，92下半年，我找到了贵阳《气功报》社，他们马上计划连载我研究出来自我保健技能。可惜，我在他们还未把我研究的保健技能刊登出来之前对他们正在刊登的神怪气功当面进行了多次批驳，终于把主编韦寿康先生激怒，取消了刊登我写的保健技能计划。对此事，贵阳《气功报》责任编辑李崇孝先生向我表示了极大的遗憾。这位曾在《贵州日报》担任过多年编辑的老先生，因为在几年前患上淋巴癌，自己虽然对神怪气功不持反对态度，但更加希望看到符合科学真正有效的自我保健技能提供给人们学习。《气功报》社的主编和两位聘请的兼职编辑都是患有疾病的人，他们编辑出版《气功报》，本意也是希望给大众提供参考交流的场地。我如果不去批评他们刊登歪理邪说使主编先生恼羞成怒，先过度一段时间，待我写的保健技能刊登之后，再通过组织讲解，便可逐渐走上正道。未曾想，由于已经流行过的各种气功已经失去新鲜感，我探索出来的保健技能又被搁置下来，当时还没入气功门道，只读过初中的李洪志钻到了空子，向人们推出所谓的“法论功”，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同时也彻底毁掉了正常的气功学习。自92年底，我得知贵阳《气功报》取消刊登我写的保健技能之后，就与他们中断了联系。7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期间又出了一个斜门的法论功。
1992年，基于我攻克了困扰自己20多年的身体不佳难题，我决定下海打工。一方面通过实践认识真实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市场，一方面为出版学术专著积攒资金。92年6月份，我开始到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广东省探路。头1次出发之时，两省地方之间的气温相差太大，水土不服，到珠海市仅呆了14天就只得返回贵州。在此之前，新光公司里的许多同龄人都辞掉原来的工作下了海。我之所以没有能够下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身体欠佳。我在贵阳新天光学仪器公司工作了10年，全部加班时间累加起来还不到10天。我在自己所学的光学专业领域，完成工作任务是清清松松的小事情。尽管自己身体不佳，也仍然有大把空余时间来撰写论文。但在下海后，就可能会遇到其它各方面的事情要去加班加点的做才能够完成，没有良好身体做保证，找到的钱可能还不够用来看病。
1993年3月份，我再次离开贵州省，来到广东省的深圳市。从此正式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我刚到深圳市时，身上只带有400元钱。如果我在几天内找不到工作，自己就得马上打道回去。到达深圳市后，我按照别人先前告诉的地址，找到贵州省遵义市住深圳市办事处，在那里开了两天床位。办好住宿登记，我就马上走到街上找招聘广告。很快，我就看到了由深圳市技术组织部门支持的亚西亚食品包装机械厂诚聘电子工程师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我找到了这家工厂设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正巧经理在处理杂务事情。这位年龄只比我大几岁的年青经理知道我的来意后，立即带我去看他仿照别的厂家生产的塑料热封机制造出来的一台可靠性还很差的新产品。他把这个机器的工作程序告诉我后，要求我给他设计一个控制电路。我仅用了几分钟时间，就画出两种可以达到要求的电路给了他。于是他要我下午就去他的工厂上班。我回到遵义住深圳办事处，继续住完第2个晚上后，就带着不满一个行李包的随身物品来到了地处深圳市步心花园的亚西亚食品包装机械厂。
那是一个仅有20人的小作坊工厂，开张只有一年多时间。正在开发生产的产品有塑料热封机、塑料热封剪和吹风式干依机。可惜这位读过硕士研究生的经理夏先生没学过机械制造专业课程，电子电路也懂的不多，他自己的构思虽然有一些新意，但实际制造出来的东西连起码的框架都没有设计好，全是属于玩具性质的伪劣产品。我到来之后的当天晚上，这位年青经理便激动地跑来找我谈心，诉说他与我是相见恨晚。确实，他的工厂已经因为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太差，卖出去就会被客户投诉，他从市里得到的几十万元攒助费基本上已经在过去的1年时间中消耗光。他遇到我时，我对他也已经是爱莫能助。因此我只在这个小厂勉强呆了半个月。我离开亚西亚食品包装机械厂之后仅1个月，该厂便被上级主管部门勒令关闭。头一个月的打工，我实现了先在深圳生存下来第一步，钱是几乎没有挣到。
我从第1家工厂转到深圳市内的第2家公司之时，该公司还要求做书面考试。我指出考试卷子中的一些题目出得有错误，给他们作了纠正。开发部经理马上要我先到他那去上班。这一家由内地北方人集资开办的深圳市银光公司，主要业务是房地产，同时也学着做一点音响产品拿到内地去卖。在广东省有许多这样的工厂，从香港看到什么音响时髦，就马上买来仿造。先把里面的器件尽量换成价格便宜的垃圾货，再把外观尽量做得花梢好看一点，贴上一个叫起来能蒙人的名牌，就拿到内地市场上去卖。深圳市银光公司在1年前就开始做这样的音响产品，1993年春节后，又准备重操旧业。只是该公司在1993年发生了投资危机，大老板因筹集不到新的资金来继续建完已经盖了几层楼的商品房，四处去找有资金的人来加盟自己的产业。而新找来的几个老板都是有虚无实的空头资票者， 大老板与新找来的老板不断地进行争吵。满心欢喜的找到一个据说很有钱的老板，但没过多久又只得炒掉他。我在该公司干等了半年时间，除了帮新找来的老板搬过1次家，修过1台遥控扇，检查过1台录像机外，原先想要我搞的产品开发工作一点都没做。但我要感谢深圳市银光公司使我在它那里开始使用到了个人计算机。
1993年秋天，全国第7届前沿理论物理研讨会在福州大学举行。负责主办这届研讨会的丘荣教授为了邀请到我去参加研讨会，特地把邀请信分别寄到我原先在贵阳工作的单位、我在珠海市的姐姐住处，以及我在深圳打工的地方。为了准备好参加研讨会散发给大家看的论文，我从银光公司在深圳市福田区租借的住地搬到了设在深圳市八挂岭的工程开发部去住。白天有空，就到市里到处去看这个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究竟与内地有何不同点。晚上则一边给公司设在八挂岭的工程开发部守夜，一边用个人计算机重新修改自己以前撰写出的物理学论文。直到93年的9月初，因我事先已向银光公司开发部经理说好到此时我要请1个月假去参加研讨会，银光公司同意我办理辞职，开会回来再去他们那里继续干。
1993年9月15日，一场猛烈的热带风瀑突然从珠海市吉大正面登陆，珠海四面交通中断。我原定在珠海休息10几天，就去广州赶火车到福建省福州大学开会的计划，也因此不能顺利进行。当时一位好心的朋友开着车试图在9月16日把我送到广州，但车子开出去才几百米，前面已经完全是白茫茫的一片水，再找不到可以前进的道路。车子在退回出发地时，从路边房上掉下的碎石砸坏了车子后背玻璃。9月18日，从珠海到广州的公路恢复正常通车，我才得以乘汽车赶到广州市。由于此时去乘火车已不能赶在开会之前到达目的地福建省福州市，我只得改乘广州到福州的大巴汽车去福州大学。经过近两天时间的日夜赶路，终于在9月20日临晨1点钟到达了福州市。在经过半过多小时的打听寻找后，我才找到了福州大学，并从福州大学的校门翻墙跳进去。待最后找到接待参加研讨会人员的招待所住地时，已经是9月20日的临晨2点过钟。9月20日上午8点钟，第7届前沿理论物理研讨会正式开始，我的报告被安排在20日下午进行。但由于一路上饥餐渴饮，冷热交加，做报告时突然出现浑身发颤，我只能草草的发了一下言。但比这更令人失望的是，5天的开会日程，实际只在头2天让参加研讨会的人们对自己的论文作了很简单的介绍，从第3天清早起就全部安排到武夷山名胜风景区去游玩。
负责主办第7届研讨会的丘荣教授确实是一位期望有人能在物理学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长辈。他在参加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期间看到我将几位付教授级以上的老师连连问倒，很希望我将自己研究的物理学基础理论尽快全面写完。他邀请我来参加第7届研讨会，目的是要告诉我研讨会的真相。他再次要我应该把自己撰写的系统运动力学编缉成可以让人们看懂，容易理解的书籍出版，不要寄希望于字数受到限制的论文集能够有所作用。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我写的系统运动力学系列论文。其实，召开研讨会只是一个形式，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论文可能什么档次的文章都有，只要不是太不像样或明显胡说八道的论文都可以收录进去。说白了，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论文只是表明某人写出的创新文章已经在某年某月被正式的公开给大家看到，将来如果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可以将它作为谁是第一个提出某种新东西的依据。真正的对错评判，是在社会实践中被人们慢慢的琢磨消化后，谁最终承受住时间的考验被大众接受他的学说，到那一天才会被公认为经典的科学知识来对待。
与福州大学一道主持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的夏门大学的二位老教授，在与大家一起闲聊时讲到毕业于夏门大学的陈景润，其实陈景润研究的“哥得吧赫猜想”并没有多重大的意义。1978年，国家为了激励人们重视教育，才把并没有真正攻下哥得吧赫猜想的陈景润树立成为榜样。徐迟写的关于陈景润研究哥得吧赫猜想的报道文章“摘取世界桂冠的明珠”，误导了许多人去跟着瞎起哄，大学里有许多人花费了十几年时间去研究哥得吧赫猜想，结果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宝贵时光。一句话，舆论界的炒作可以把平常的事情鼓吹成神奇了不得的东西，物理学界同样也避免不了会受到舆论炒作的思想驱使。但对真正走在科学研究探索道路上的人来说，则不会被舆论炒作牵着鼻子走。思想幼稚的人，才会把有著名学者参加研讨会当成必然具有高层次水平的依据来蒙骗自己，蒙骗其他不知道真情的大众。
鉴于93年在深圳没有找到好的发展机会，1994年我改到珠海市寻求发展。在一次无意中的问路时，我与珠海市的1位获得国家级专家证书的郑老先生相遇。他是一位音响爱好者，我在内地工作之余时，对音响也作过专门的研究实践。广东的《音响世界》杂志、北京的《电子制作》杂志、成都的《电子报》，都刊登过我写的多篇关于音响制作方面的文章。我将自己对音响重放原理的研究告诉给郑老先生后，他立即邀请我到他那里去工作，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创业。这样，我就于94年春节过后开始到郑老先生的所在单位，一个名为“实用技术研究所”， 实际仅有20几号人的小工厂去上了班。
郑老先生是这个小研究所的总工程师，1位年龄比我大1岁的年轻所长，专门从一家外资企业把他请来担当助手。可惜这位郑老先生对专业技术的研究理解反应速度太迟钝，虽然他凭着“苦干加苦干”的精神在过去取得过成果，但在需要迅速作出正确判断并去行动的今天，他已完全处于应付的被动局面中。再加上年轻的所长把心思都投放到了与人争斗方面，尽管郑老先生找了自己许多位老朋友鼎立相助，他最后还是被自己以往报复整治过的实力比他强的对手所施的计谋消耗掉仅有的几十万元家底，研究所在1995年下半年被迫解散。郑老先生从此退休回家，年轻的所长自己也另外到别的工厂去打工。我在这个小研究所干了1年半时间，帮着郑老先生解决技术上的问题。为了使工厂能继续生存下去，我曾和工人们一起到集贸市场去摆过地摊，推销以往从其它单位运回来抵债的破旧东西。因此，在94年初到95年上9月份，我主要是经受了把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具有的“万班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彻底扔掉的磨炼！郑老先生的创业计划失败，我也只能与他分手告别。
1995年下半年，由于出现多媒体电脑，专门为美国Packard Bell公司生产多媒体电脑配套音响的珠海柏力电子有限公司在报纸上刊登招聘计量工程师的广告。我在随意翻看报纸时看到了这个已经过期很旧的招聘广告，作为专业从事10年光学计量仪器设计制造工作的老手，我出于好奇，便趁出门办事到这个公司打探一下，看看他们需要做那些计量工作。我来到柏力电子公司一看，该公司并没有做任何严格要求的精密计量工作，他们只是在生产很低档，能响就行的简单有源音响产品，感到没意思。出于礼貌，我留下1个可以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给工程部经理，就返回去休息。刚刚过完95年的“国庆”节，珠海柏力电子有限公司工程部的经理就连续几天打了3次电话来请我去给他帮帮忙。我看自己暂时还没有找到有兴趣的工作，柏力公司工程部经理又如此再三恳请，就决定先去帮他们做上几个月。没想到我到柏力公司一干，就干了整整4年半时间，这期间发生了令人惊奇的事情。
与我以往呆过的3家工厂不同，珠海柏力电子有限公司是由香港的老板合股投资兴办的外资企业。公司为了使自己生产的音响产品在美国具有较高的竞争影响力，董事长特地以每月3万美金的报酬从世界著名的日本YAMAHA音响公司高薪请来一位美国工程师担任产品主设计工作。我来柏力公司之时，柏力公司给美国Packard Bell公司生产的第一代多媒体音响产品，音调控制只能对高音进行衰减，整体感觉不佳。这位美国工程师在原先使用的电路上解决不了高音不良的缺陷，Packard Bell公司只得同意他再增加一块能单独进行高低音调节控制的“BBE”集成电路来实现提升高音的要求。其实，导致高音不能提升的原因仅仅是电路上作高音调节用的双联电位器使用了超薄型结构，二只电位器有一端已在内部连接成一只公共引脚，不能按照标准的高低音调提升电路进行设计。Packard Bell公司在增加这枚价格高达一点几个美元的“BBE”电路芯片后，每套产品的制造成本不但增加了3美元，还给生产增加了许多困难，柏力公司负责生产技术指导的工程部正在为此犯难。我来柏力公司后，工程部经理便把情况告诉了我，希望我能够在不增加那块“BBE”集成电路板的情况下实现提升高音的要求。我查看了电路图后，第2天就改好电路，装出样机给了他们去听。那位从日本YAMAHA音响公司高薪请来的美国工程师知道我已经在原先使用的音响电路上修改实现了高音提升要求，马上慌张起来，一个连一个的出现新错误。老板在付出让整个公司停下生产3个多月时间，等他拿出正确的设计图纸的经济损失代价后，不得不炒了他尤鱼，同时把产品主设计工作交给我来做。而我此时每个月的报酬也只才有1500元人民币，以后慢慢一点一点增加，直到1999年底，我的月工资才达到4700元。
其实在91年之前，我已经以为“系统运动力学”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它出版了。所以，我感到自己比李时针先生幸运！李时针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的医学药书《本草纲目》，是在他去世1年之后才得以出版。而在李时针生前，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出书的钱，也还是因为书商老板担心惹麻烦而得不到出版。人们早期接受的知识在思想中形成的观念和面对有损自己尊严时的虚容心理结合产生出来的顽固阻力，只有在遭受沉重的打出下才能被克服掉。我将自己撰写的论著赠送给国内100所高校，既是在请各位专家教授对它进行审阅，同时也是向已经成名的专家学者们发出了挑战。我相信自己不会落到现代物理学奠基人伽理略那样的遭遇。但如果真的变相出现了那样的事情，我也无所畏惧！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成为20世纪的历史。我将在21世纪到来之时，开启自己人生道路上新的起点。生命不息，奋进不止！当我在21世纪消失到大地之中时，我一定还要给人们奉献出更多的硕果。
2000年5月份，我将自己正式出版的新书赠送了一本给梁尺锋，顺便向他问候。我希望他把精力放在搞好自己的身体上，别再把所剩不多的时间花在他力所不能及的研究上。在此前几年，梁尺锋在成都《电子报》发表了自己为研究相对论付出极大代价，身体已经被弄得很差，不得不提前病休的消息。为此，我给《电子报》主编王有春先生写信，请他别在给梁尺锋鼓劲了，不然的话，会把梁尺锋的老命赔进去。几年前已经退休做顾问的王有春先生给我回信说：“如今国内太缺乏像梁尺锋这样拼命做学问的人，对梁尺锋的学术研究评价是专业人士的事情。只要梁尺锋没有作出危害社会的事情，对他拼命做学问的精神就应该大力提畅。” 梁尺锋收到我赠送的书，马上又寄来他最新写出的论文以及上海某研究所一位姓白的博士对他的论文进行批驳的文章给我看。梁尺锋写的论文仍然存在明显的数学推导错误，但那位博士对他的论文进行的批驳同样没有说服力，几乎是照本宣科式的指责梁尺锋在论证中偷偷假设了前提条件。我指出梁尺锋的论文存在数学推导错误后，梁尺锋只承认自己写错了数学符号，仍然没打算放弃推销他的“梁氏相对论”，同时还告诉我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正在对爱氏相对论进行讨论研究，他写的论文已经被收进即将出版的“新思考” 一书中。看到梁尺锋提供的新消息，我大吃一惊！马上给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爱氏相对论争鸣研究主持工作的宋正海研究员去信，请他们慎重，别把梁尺锋所写的那类论文当成可以取代爱氏相对论的新理论。宋正海当即给我回信，同时寄给我一系列有关爱氏相对论的争鸣质疑文章摘要，其中有黄得民、许少之、李文秀等先生写的质疑文章摘要，也有发展相对论的文章摘要。2000年7月下旬，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决定举行“中国首届爱氏相对论争鸣研讨会”，宋正海给我发来邀请信，我此时还没有正式对相对论做具体的专题研究，故希望与黄得民、许少之、李文秀等各位先生进行当面交流，进一步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再做具体分析。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首届爱氏相对论争鸣研讨会”，来参加研讨会的人不少于60人，其中也邀请有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理科教授参加。正如许少之先生所介绍的情况，并不是国内几个人心血来潮要与相对论过不去，其实整个世界都在对爱氏相对论进行反思，这是每个新世纪到来之时人们对过去一个世纪中存在重大争议问题重新进行总结整顿。查阅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在20世纪以前的17、18、19世纪，人们对许多现在认为是很简单的基础物理概念的认识其实也非常混乱，没有那一个物理概念从开始就像今天这么明白无误。相对论也需要修正错误，保留正确的事实并继续去寻找更为确切的解释。中国在应用科学、实验科学领域，由于经济条件，设备落后等原因，几乎只能跟着国外的科学研究发展状况走，只能把国外的新技术引进到国内消化吸收。但在基础物理学领域还具有可与国外学者一搏的智力条件，如果把极可能为中国学者解决的基础物理学理论课题放弃，眼睁睁看着它被国外学者解决，这将是十分遗憾的事情。于是，一场与国外学者进行研究赛跑的基础物理学理论研究工作在国内悄然兴起。
对这场悄然兴起的基础物理学理论研究工作，每个人因为受到以往的习惯观念影响，开始都可能会有误解。譬如，我就没有马上理解宋正海为什么要把梁尺峰那种档次的相对论学者拉进来，实际上还有若干位比梁尺峰水平更差的相对论发展者也被拉进研究学者行列之中。在反对相对论的人士中，大家对基础物理学的掌握程度也相差各异。但是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这些人确实都十分投入的在尽自己最大努力进行研究工作，好几位都带有自己出版的书拿到研讨会交流散发，这与那些借开研讨会之名从事游山玩水或办班收钱的学术腐败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中国太需要单纯的学术研究者和奉献精神！而某些习惯于照抄照搬书本，把科普读物当成金科玉律的人，自己不做学术研究，未经深入了解就到处乱打棍子。还有更多的人不知道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与认识规律，以自己习惯了的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式来看待目前的新形势。“姜是老的辣”，这并不是要贬低后辈，而是应该体会老一辈人为什么提倡某种可能也存在犯错误的事情。宋正海老先生其实是在通过一群自觉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吸引正规军加入到研究队伍之中。我其实就是被宋正海先生用梁尺峰引进来的人。
在2000年7月份以前，我即便知道爱氏相对论靠不住，却也没打算动手去清算它，于是在刚看到许少知、李映华几位老先生写的质疑文章时感到很有道理，中科院院长对许少知写的质疑论文也给予过好评。但随着深入的具体分析，每个人的基础工夫就显示出差别来了。人们显然不可能指望仅学过中学数学、物理的人能够把相对论中的错误清理掉，也不可能指望仅在理科专业从事物理教学的老师能够把相对论中的错误清理掉，否则早就不会继续出现那些错误了。光靠工科专业的人清算相对论中的错误，同样也会发生知识面欠缺的问题，不能将工作做彻底。因此这是需要理科、工科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从2000年7月开始，在经过3年时间的坚持不懈努力后，对爱氏相对论的争鸣质疑已经从刚开始的官方默许进入到可以大张旗鼓开展辩论，2003年10月份的“西安会议”已经成为大批正规军加入清算爱氏相对论队伍的里程碑。在国内外，还有着许多先前未打算认真清理相对论，但早就知道爱氏相对论靠不住的数学物理高手还没有将他们的思维分析工夫启动出来。事实上，我在参加2000年7月份举办的中国首届爱氏相对论争鸣研讨会后，虽然认定爱氏相对论错了，但还试图为爱氏相对论寻找到符合正确分析思路的数理分析模型，但越动真格的进行分析，爱氏相对论的结症越清楚，根本不可能蒙混过关。待到2000年底，我才正式举起锄头，要将不可能治疗好的爱氏相对论铲除掉。
从93年初～2000年初，我先后在深圳、珠海的5家私营、民营和外商企业从事产品开发设计工作，亲身感受了不同体制的企业所具有的特色和共同受到的客观规律制约。在全民所有的国家老板企业里，人们把企业存在的经营管理不当都简单的归结到体制原因上，误以为只要实行私有制，企业就必定能良性发展，管理不善和经营亏损现象似乎都自动消失。其实不然，无论是何种性质的企业，企业管理方式是否科学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当企业生产的产品被淘汰掉时都同样要陷入困境。国营企业存在吃大锅饭现象，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外商企业同样存在着吃大锅饭现象，而且不合理的事更没有道理申辩。自己再积极主动维护企业利益，为企业开发出好产品，老板会坦率地表明他愿意把钱扔进江里不关别人什么事情。所以，给私有制企业老板打工，就得利用自己具有的工作能力与其谈报酬条件，能以任何巧妙手段让老板多把一点钱拿给自己才是目的。我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的知识份子，还不会开口同老板谈报酬条件，每次都是让老板自己看着办好了，不论给多少报酬，我都同样尽力完成任务。
由于下海后连续7年的辛劳苦干，特别是使用电脑从事设计之后，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眼部受到的损害也迅速加快。2000年底，我刚用3个月时间撰写完成《21世纪的牛顿力学》第1个版本，右眼眶肌肉便突发溃疡，这是尚无治疗药物的绝症，只能停下来坐以待毙。就在又一次面临生命难关的时候，我将已经探索成功的“动态变换”气功修练原理应用到电子脉冲治疗方式上，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一线希望，把根据动态变换原理设计的电子脉冲治疗仪试用来治疗眼眶肌肉溃疡，竟迅速获得了良好收效。持续理疗3个月后，眼眶肌肉溃疡完全治愈。一起和我到福州大学参加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的大表兄杨东老师，在获悉我转告给他的信息后，也立即投入到撰写系列论文工作之中，但仅持续苦战3个月便诱发肝癌住进医院，于2001年初去世，他计划与我合作的事情已经是雄心无法实现了。
这位比我年长20岁，50年代就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因长期被安排在教育局从事中学物理教学研究工作，1987年才调到武汉教育学院做讲师，93年提升为付教授后不久便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休。说起他的生病原因，也是为了猛攻外语。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外语大学的是俄语。十年文革用不上，基本上完全荒废。文革结束后重头学英语，一方面要着管后一代的生活学习，一方面还要忙教学工作，只能在工作之余和休息日努力去背单词。年龄过了40岁以后，记忆力已明显变差，学习效率大为降低。整整花了10年时间，他才把英语学习达到在大学里评高级职称的水平档次要求。自己则因此患上严重的胃病不得不做大半部分切除手术，身体从此完全变样，如同来自太空的外星人一般。在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期间，负责主持会议的福州大学物理系付教授丘荣老师除了想让我进一步了解教育界的理论研讨真相，不要对教书先生报有期望，他们已经是现在这种样子难以改变，再次期望我一定要将3年前讲出的物理思想写成可以供老师不动脑子就能看明白的教科书外，他特别告诉我，他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即将退休，那可能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的机会。
而在2000年4月份，另一位十分爱好物理学，买了许多他自己看不懂的物理专业书籍研究的老兄，也已经在遭受病魔折磨一年时间后去世。我曾在他被确认患上癌症后把自己刚出版的自我保健技能书籍拿给他去练习，但他看不懂，花了3个月时间专程到很远的地方去学庞明的神奇气功，结果大失其所望，灰心而回。庞明的神奇气功实际就是心理暗示精神疗法，通过制造一些自欺的方式使病人产生出似乎已经在好转的错觉，从而唤起生活下去的信心，继续与病魔抗争。这种属于催眠术的治疗方式，对知识层次比较低的人可能会有一定作用，但也是成功率很低，并且要以思想变愚蠢为代价。
早在92年，我就意识到让大众都掌握好自我保健技能并不现实，正如在校读书能达到成绩优秀者寥寥无几。最好能研究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作用装置，使用它便可取得同样效果。97年，我根据动态变换原理制作出动态变换式红外线照射灯用于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确有一定作用，但未达到明显效果。2001年1月份研究成功的新一代动态变换式电子脉冲治疗仪，在进一步的实验中证实具有显著的高效率促进血液循环作用。我在以前没使用治疗仪做理疗时，用电脑设计一个塑料盒要花1个月时间，用电脑设计一个印刷电路板要花1个星期时间。而在同时使用5台动态变换式电子脉冲治疗仪做理疗后，设计同样复杂程度的塑料盒只需用7天时间，设计同样复杂程度的印刷电路板只需要2天时间。先前用电脑连续干活不能超过4小时并且经常走神，使用治疗仪做理疗后可以每次用电脑连续干活7小时而且几乎不走神。我在几十年中因睡觉思考问题习惯形成的严重失眠症，已到达每天必须借助动态变换式治疗仪进行理疗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状况。我曾经领教过多年的肝炎病痛，在肝功能指标正常后，肝脏在很长时期并未恢复到未患病前状况，时常还会发生明显的前后拉扯疼痛。91年之前，每5天就会发生1次肝脏部位很明显的拉扯疼痛。在研究出自我保健技能后可以马上做疏通练习减轻疼痛，以后发生疼痛的次数逐渐减少。2个月偶尔发生1次肝脏部位较明显的隐隐疼痛。有了动态变换式治疗仪后，一旦肝脏部位发生疼痛，马上对肝脏部位做几遍理疗就完全消除疼痛。每天坚持使用后，就再未出现肝脏部位疼痛的状况。因此从2001年开始，动态变换式电子脉冲治疗仪成为我着重研究的重点项目。
实际上，像严重失眠症导致神经衰弱发生紊乱，医院并没有好的治疗药物，只能使用镇静麻醉神经中枢的方式控制无休止的思考状态。我曾经尝试吃过松果体素片，结果更容易引起不愿意见到的梦景使思想无法平静。喝酒做试验，头两次挺有效，再继续就完全失效。像我这种睡觉思考问题习惯在几十年中形成的严重失眠症，若采取吃镇静麻醉药来强制大脑休息，也就将迅速把自己报废。其实，只要明白每个人活到一定时候就像使用旧了的车辆需要时常维护才能继续驾驶的道理，能够借助对身体没有损害作用的物理疗法继续使自己能够正常生活工作下去，乃是很平常的自然现象。正如糖尿病人每天需要打胰导素针一样，患有严重失眠症的人每天借助动态变换式治疗仪至少进行1次40分钟理疗即可正常生活工作，直到不再失眠为止，乃是一件大幸事。尤其是在使用电脑之后，虽然眼科医生一再建议人们应该注意休息。但必须使用电脑做事的人还得继续干工作，因消耗大量眼力普遍发生的干眼症等疾病持续增加。此外，长时期看电视对眼睛的消耗也十分严重，并非建议休息就能改变。仅在中国，每天就有50万人成为新的眼疾病患者，全世界使用电脑工作的人数更庞大。尽快把新一代动态变换式电子脉冲治疗仪推向社会，将会给无数人带来福音，解除病痛，同时也是有着具大需求量市场的产品。
2000年5月份，我将自己正式出版的新书赠送了一本给梁尺锋，顺便向他问候。我希望他把精力放在搞好自己的身体上，别再把所剩不多的时间花在他力所不能及的研究上。在此前几年，梁尺锋在成都《电子报》发表了自己为研究相对论付出极大代价，身体已经被弄得很差，不得不提前病休的消息。为此，我给《电子报》主编王有春先生写信，请他别在给梁尺锋鼓劲了，不然的话，会把梁尺锋的老命赔进去。几年前已经退休做顾问的王有春先生给我回信说：“如今国内太缺乏像梁尺锋这样拼命做学问的人，对梁尺锋的学术研究评价是专业人士的事情。只要梁尺锋没有作出危害社会的事情，对他拼命做学问的精神就应该大力提畅。” 梁尺锋收到我赠送的书，马上又寄来他最新写出的论文以及上海某研究所一位姓白的博士对他的论文进行批驳的文章给我看。梁尺锋写的论文仍然存在明显的数学推导错误，但那位博士对他的论文进行的批驳同样没有说服力，几乎是照本宣科式的指责梁尺锋在论证中偷偷假设了前提条件。我指出梁尺锋的论文存在数学推导错误后，梁尺锋只承认自己写错了数学符号，仍然没打算放弃推销他的“梁氏相对论”，同时还告诉我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正在对爱氏相对论进行讨论研究，他写的论文已经被收进即将出版的“新思考” 一书中。看到梁尺锋提供的新消息，我大吃一惊！马上给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爱氏相对论争鸣研究主持工作的宋正海研究员去信，请他们慎重，别把梁尺锋所写的那类论文当成可以取代爱氏相对论的新理论。宋正海当即给我回信，同时寄给我一系列有关爱氏相对论的争鸣质疑文章摘要，其中有黄得民、许少之、李文秀等先生写的质疑文章摘要，也有发展相对论的文章摘要。2000年7月下旬，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决定举行“中国首届爱氏相对论争鸣研讨会”，宋正海给我发来邀请信，我此时还没有正式对相对论做具体的专题研究，故希望与黄得民、许少之、李文秀等各位先生进行当面交流，进一步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再做具体分析。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首届爱氏相对论争鸣研讨会”，来参加研讨会的人不少于60人，其中也邀请有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理科教授参加。正如许少之先生所介绍的情况，并不是国内几个人心血来潮要与相对论过不去，其实整个世界都在对爱氏相对论进行反思，这是每个新世纪到来之时人们对过去一个世纪中存在重大争议问题重新进行总结整顿。查阅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在20世纪以前的17、18、19世纪，人们对许多现在认为是很简单的基础物理概念的认识其实也非常混乱，没有那一个物理概念从开始就像今天这么明白无误。相对论也需要修正错误，保留正确的事实并继续去寻找更为确切的解释。中国在应用科学、实验科学领域，由于经济条件，设备落后等原因，几乎只能跟着国外的科学研究发展状况走，只能把国外的新技术引进到国内消化吸收。但在基础物理学领域还具有可与国外学者一搏的智力条件，如果把极可能为中国学者解决的基础物理学理论课题放弃，眼睁睁看着它被国外学者解决，这将是十分遗憾的事情。于是，一场与国外学者进行研究赛跑的基础物理学理论研究工作在国内悄然兴起。
对这场悄然兴起的基础物理学理论研究工作，每个人因为受到以往的习惯观念影响，开始都可能会有误解。譬如，我就没有马上理解宋正海为什么要把梁尺峰那种档次的相对论学者拉进来，实际上还有若干位比梁尺峰水平更差的相对论发展者也被拉进研究学者行列之中。在反对相对论的人士中，大家对基础物理学的掌握程度也相差各异。但是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这些人确实都十分投入的在尽自己最大努力进行研究工作，好几位都带有自己出版的书拿到研讨会交流散发，这与那些借开研讨会之名从事游山玩水或办班收钱的学术腐败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中国太需要单纯的学术研究者和奉献精神！而某些习惯于照抄照搬书本，把科普读物当成金科玉律的人，自己不做学术研究，未经深入了解就到处乱打棍子。还有更多的人不知道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与认识规律，以自己习惯了的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式来看待目前的新形势。“姜是老的辣”，这并不是要贬低后辈，而是应该体会老一辈人为什么提倡某种可能也存在犯错误的事情。宋正海老先生其实是在通过一群自觉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吸引正规军加入到研究队伍之中。我其实就是被宋正海先生用梁尺峰引进来的人。
在2000年7月份以前，我即便知道爱氏相对论靠不住，却也没打算动手去清算它，于是在刚看到许少知、李映华几位老先生写的质疑文章时感到很有道理，中科院院长对许少知写的质疑论文也给予过好评。但随着深入的具体分析，每个人的基础工夫就显示出差别来了。人们显然不可能指望仅学过中学数学、物理的人能够把相对论中的错误清理掉，也不可能指望仅在理科专业从事物理教学的老师能够把相对论中的错误清理掉，否则早就不会继续出现那些错误了。光靠工科专业的人清算相对论中的错误，同样也会发生知识面欠缺的问题，不能将工作做彻底。因此这是需要理科、工科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从2000年7月开始，在经过3年时间的坚持不懈努力后，对爱氏相对论的争鸣质疑已经从刚开始的官方默许进入到可以大张旗鼓开展辩论，2003年10月份的“西安会议”已经成为大批正规军加入清算爱氏相对论队伍的里程碑。在国内外，还有着许多先前未打算认真清理相对论，但早就知道爱氏相对论靠不住的数学物理高手还没有将他们的思维分析工夫启动出来。事实上，我在参加2000年7月份举办的中国首届爱氏相对论争鸣研讨会后，虽然认定爱氏相对论错了，但还试图为爱氏相对论寻找到符合正确分析思路的数理分析模型，但越动真格的进行分析，爱氏相对论的结症越清楚，根本不可能蒙混过关。待到2000年底，我才正式举起锄头，要将不可能治疗好的爱氏相对论铲除掉。
从93年初～2000年初，我先后在深圳、珠海的5家私营、民营和外商企业从事产品开发设计工作，亲身感受了不同体制的企业所具有的特色和共同受到的客观规律制约。在全民所有的国家老板企业里，人们把企业存在的经营管理不当都简单的归结到体制原因上，误以为只要实行私有制，企业就必定能良性发展，管理不善和经营亏损现象似乎都自动消失。其实不然，无论是何种性质的企业，企业管理方式是否科学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当企业生产的产品被淘汰掉时都同样要陷入困境。国营企业存在吃大锅饭现象，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外商企业同样存在着吃大锅饭现象，而且不合理的事更没有道理申辩。自己再积极主动维护企业利益，为企业开发出好产品，老板会坦率地表明他愿意把钱扔进江里不关别人什么事情。所以，给私有制企业老板打工，就得利用自己具有的工作能力与其谈报酬条件，能以任何巧妙手段让老板多把一点钱拿给自己才是目的。我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的知识份子，还不会开口同老板谈报酬条件，每次都是让老板自己看着办好了，不论给多少报酬，我都同样尽力完成任务。
由于下海后连续7年的辛劳苦干，特别是使用电脑从事设计之后，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眼部受到的损害也迅速加快。2000年底，我刚用3个月时间撰写完成《21世纪的牛顿力学》第1个版本，右眼眶肌肉便突发溃疡，这是尚无治疗药物的绝症，只能停下来坐以待毙。就在又一次面临生命难关的时候，我将已经探索成功的“动态变换”气功修练原理应用到电子脉冲治疗方式上，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一线希望，把根据动态变换原理设计的电子脉冲治疗仪试用来治疗眼眶肌肉溃疡，竟迅速获得了良好收效。持续理疗3个月后，眼眶肌肉溃疡完全治愈。一起和我到福州大学参加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的大表兄杨东老师，在获悉我转告给他的信息后，也立即投入到撰写系列论文工作之中，但仅持续苦战3个月便诱发肝癌住进医院，于2001年初去世，他计划与我合作的事情已经是雄心无法实现了。
这位比我年长20岁，50年代就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因长期被安排在教育局从事中学物理教学研究工作，1987年才调到武汉教育学院做讲师，93年提升为付教授后不久便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休。说起他的生病原因，也是为了猛攻外语。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外语大学的是俄语。十年文革用不上，基本上完全荒废。文革结束后重头学英语，一方面要着管后一代的生活学习，一方面还要忙教学工作，只能在工作之余和休息日努力去背单词。年龄过了40岁以后，记忆力已明显变差，学习效率大为降低。整整花了10年时间，他才把英语学习达到在大学里评高级职称的水平档次要求。自己则因此患上严重的胃病不得不做大半部分切除手术，身体从此完全变样，如同来自太空的外星人一般。在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期间，负责主持会议的福州大学物理系付教授丘荣老师除了想让我进一步了解教育界的理论研讨真相，不要对教书先生报有期望，他们已经是现在这种样子难以改变，再次期望我一定要将3年前讲出的物理思想写成可以供老师不动脑子就能看明白的教科书外，他特别告诉我，他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即将退休，那可能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的机会。
而在2000年4月份，另一位十分爱好物理学，买了许多他自己看不懂的物理专业书籍研究的老兄，也已经在遭受病魔折磨一年时间后去世。我曾在他被确认患上癌症后把自己刚出版的自我保健技能书籍拿给他去练习，但他看不懂，花了3个月时间专程到很远的地方去学庞明的神奇气功，结果大失其所望，灰心而回。庞明的神奇气功实际就是心理暗示精神疗法，通过制造一些自欺的方式使病人产生出似乎已经在好转的错觉，从而唤起生活下去的信心，继续与病魔抗争。这种属于催眠术的治疗方式，对知识层次比较低的人可能会有一定作用，但也是成功率很低，并且要以思想变愚蠢为代价。
早在92年，我就意识到让大众都掌握好自我保健技能并不现实，正如在校读书能达到成绩优秀者寥寥无几。最好能研究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作用装置，使用它便可取得同样效果。97年，我根据动态变换原理制作出动态变换式红外线照射灯用于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确有一定作用，但未达到明显效果。2001年1月份研究成功的新一代动态变换式电子脉冲治疗仪，在进一步的实验中证实具有显著的高效率促进血液循环作用。我在以前没使用治疗仪做理疗时，用电脑设计一个塑料盒要花1个月时间，用电脑设计一个印刷电路板要花1个星期时间。而在同时使用5台动态变换式电子脉冲治疗仪做理疗后，设计同样复杂程度的塑料盒只需用7天时间，设计同样复杂程度的印刷电路板只需要2天时间。先前用电脑连续干活不能超过4小时并且经常走神，使用治疗仪做理疗后可以每次用电脑连续干活7小时而且几乎不走神。我在几十年中因睡觉思考问题习惯形成的严重失眠症，已到达每天必须借助动态变换式治疗仪进行理疗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状况。我曾经领教过多年的肝炎病痛，在肝功能指标正常后，肝脏在很长时期并未恢复到未患病前状况，时常还会发生明显的前后拉扯疼痛。91年之前，每5天就会发生1次肝脏部位很明显的拉扯疼痛。在研究出自我保健技能后可以马上做疏通练习减轻疼痛，以后发生疼痛的次数逐渐减少。2个月偶尔发生1次肝脏部位较明显的隐隐疼痛。有了动态变换式治疗仪后，一旦肝脏部位发生疼痛，马上对肝脏部位做几遍理疗就完全消除疼痛。每天坚持使用后，就再未出现肝脏部位疼痛的状况。因此从2001年开始，动态变换式电子脉冲治疗仪成为我着重研究的重点项目。
实际上，像严重失眠症导致神经衰弱发生紊乱，医院并没有好的治疗药物，只能使用镇静麻醉神经中枢的方式控制无休止的思考状态。我曾经尝试吃过松果体素片，结果更容易引起不愿意见到的梦景使思想无法平静。喝酒做试验，头两次挺有效，再继续就完全失效。像我这种睡觉思考问题习惯在几十年中形成的严重失眠症，若采取吃镇静麻醉药来强制大脑休息，也就将迅速把自己报废。其实，只要明白每个人活到一定时候就像使用旧了的车辆需要时常维护才能继续驾驶的道理，能够借助对身体没有损害作用的物理疗法继续使自己能够正常生活工作下去，乃是很平常的自然现象。正如糖尿病人每天需要打胰导素针一样，患有严重失眠症的人每天借助动态变换式治疗仪至少进行1次40分钟理疗即可正常生活工作，直到不再失眠为止，乃是一件大幸事。尤其是在使用电脑之后，虽然眼科医生一再建议人们应该注意休息。但必须使用电脑做事的人还得继续干工作，因消耗大量眼力普遍发生的干眼症等疾病持续增加。此外，长时期看电视对眼睛的消耗也十分严重，并非建议休息就能改变。仅在中国，每天就有50万人成为新的眼疾病患者，全世界使用电脑工作的人数更庞大。尽快把新一代动态变换式电子脉冲治疗仪推向社会，将会给无数人带来福音，解除病痛，同时也是有着具大需求量市场的产品。
2004年8月份，我将动态变换式电子脉冲治疗仪和二种专用电极罩送给上海中山医院理疗科试用。上海中山医院理疗科的主治医生楼惠军大夫很快答复说：“这是他见到过的电子脉冲治疗仪中效果最好的产品，但还需要将专用电极罩做得再美观漂亮一些。”2005年，我再次将新制做的专用电极罩样板送给上海中山医院理疗科试用，楼大夫明确答复我，新制做的电极罩已经挺好，通过临床实验完全没问题。然而，就在技术问题被一个个攻克解决掉的时候，又面临着国家管理和收费上的严重问题。虽然医疗器械产品通过临床实验后颁发生产许可证的登记费只有2000元，但通过产品检验和临床实验的收费极高，超过药监局颁发生产许可证登记费的30多倍，并且存在着许多人为制造的不合理现象。
国内市场销售的保健理疗产品，绝大部分处于似是而非的虚假状况。2005年底，我终于联系到愿意合作的生产厂家，2006年上半年已经开始着手申报工作，预定在下半年把产品正式推到市场。没曾想国家政策又发生变故，在市场上销售的伪劣医疗保健产品已经把整个局面毁坏，国家只得进行干预整顿。真是令人烦恼！中国迄今的社会管理一直处于放开就乱来的动荡状况，太需要建立起符合科学的全面管理机制了。我原本计划在推出最急于给人们使用的新一代动态变换式电子脉冲治疗仪后，再完全转到写着方面。由于进度被突然停止下来，从2006年9月～10月，我只好写去修改1987年和1988年撰写的第一本书稿，并对部分内容重新作出阐述，正式定名为《人与大自然的融合》。当该书的正式版本完成之时，正遇到中国政府决定要建立全民社会保障机制。我希望该书所给出的“国家经济学”能对中国建立全民社会保障机制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使中国走入根据科学方式建立的和谐社会中。
国内市场销售的保健理疗产品，绝大部分处于似是而非的虚假状况。2005年底，我终于联系到愿意合作的生产厂家，2006年上半年已经开始着手申报工作，预定在下半年把产品正式推到市场。没曾想国家政策又发生变故，在市场上销售的伪劣医疗保健产品已经把整个局面毁坏，国家只得进行干预整顿。真是令人烦恼！中国迄今的社会管理一直处于放开就乱来的动荡状况，太需要建立起符合科学的全面管理机制了。我原本计划在推出最急于给人们使用的新一代动态变换式电子脉冲治疗仪后，再完全转到写着方面。由于进度被突然停止下来，从2006年9月～10月，我只好写去修改1987年和1988年撰写的第一本书稿，并对部分内容重新作出阐述，正式定名为《人与大自然的融合》。当该书的正式版本完成之时，正遇到中国政府决定要建立全民社会保障机制。我希望该书所给出的“国家经济学”能对中国建立全民社会保障机制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使中国走入根据科学方式建立的和谐社会中。
班竹:
19楼屏蔽掉的内容希望放出来,前年我曾经发在新华网上,也没有被屏蔽.只因新华网贴子在1年后会被找不到,目前我已只剩下一个贴子,故此重发到开心科普BBS上.
19楼屏蔽掉的内容希望放出来,前年我曾经发在新华网上,也没有被屏蔽.只因新华网贴子在1年后会被找不到,目前我已只剩下一个贴子,故此重发到开心科普BBS上.
三、走出把人们陷入疑惑之中的神秘境界
误极必反，当错误的思想被贯彻到底时必将走到相反的一面去。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人已经感受到了整个教育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应试教育和“题海战术”成为最受大众攻击的对象，连还没有把初中读完，尚处于似懂非懂的小朋友对应试教育发表一点肤浅见解，也会引来人们的关注与赞赏。
其实，在以往各个年代人群之中，都有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教育整体处于病态之中，但在还未达到病情恶化到必须动手术的时候，只能听任其发展下去。之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在是否应进行教育改革，而是中国人自己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文化，需要经过一代人、一代人的反思觉醒，才能认识明白为什么西方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能够保持领先地位。人们应该记得，到20世纪初，中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即便开始派出留学生到国外接触了现代科学知识，他们对科学知识的认识也是处于被灌输状态，没人真正理解所学的科学理论，以神秘化的仰视态度对待所接受的自然科学理论就成其最明显的特征。于是，许多其实道理很简单的小问题，都是被中国人自己采取神秘化的仰视态度对待，才弄成为神秘搞不明白的大难题。这种状况随着中国逐渐的开放和与国外先进国家交流，每一代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整体上的改变缓慢，少数已经在走出神秘的人仍然要被整体意识所淹没。
譬如，在科学技术处于领先的社会里，学士是学习掌握足够多已达到专业水准的标识，硕士是具备可取得成果能力的标识，博士是在学术上已经取得成就的标识。因此，学士不要求能独立完成研究工作，只要求能达到完全内行的程度，可以担当研究助手。硕士则要求掌握独立完成研究工作的技能，主要研究别人提供的现成课题。博士必须进一步达到能自己寻找新课题并能将它研究解决的要求。所以，博士要以作出创新成果或在已有理论上作出突破性发展为授予依据，而学士将以完成必要的专业知识学习为授予依据。处于二者之间的硕士，主要以能否独立完成交给他的研究课题为授予依据。这就决定了攻读博士，如果不能作出创新成果或在已有理论上作出突破性发展，就不能授予学位。这是显而易见的简单道理，根据这个评判依据，即便某个人不是在大学或专职研究部门由具有资格的导师带领着从事下达的课题，只要他作出创新成果或在已有理论上作出突破性发展，经专业人士审查属实，就应该授予相应博士学位。但是在中国，学士、硕士、博士都只是学习掌握相关专业知识程度的标识，博士被误解成知识广博的传统旧观念。硕士也只是外语和高等数学比学士要求高一个等级而已，专业课能对付考试就行，实际能不能独立完成交给的课题并不重要。并不是所有大学教授都糊涂，连这么普通的道理都不明白。国内同样有实实在在达到货真价实要求的博士，他们大多是工科类博士。对纯理科博士，要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实现突破性发展确实不容易。只好以达到足够高深的专业理论水平作为主要的考评授予依据，研究课题多半只是虚构出来检验所掌握知识是否达到要求的练习考试题性质。
真正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常常都是没把基本概念弄清楚才制造出来的老大难题。以古老的时空概念来说，牛顿提出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并没有错误。无论到任何时候，只要对自然世界的存在物质进行追根究底的研究，人们就必定要把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作为初始的参照基准。当人们将物体理解为由无穷小的理想化质点来构成时，数学上的质点只需要用3维空间坐标量度，就已经准确的决定了它的瞬态位置，根本无须考虑旋转问题。但对于实际具有一定体积大小的物质来说，它在不能被分割开来处理，只能从整体作出描述，就必须在3维空间坐标量度基础上，再加入绕3个坐标轴进行转动的角速度分量。因此,固体物质的瞬态状况需要用3维空间坐标和3维绕轴向转动角速度分量，共6个参量才能唯一的决定下来，这是工厂里的机械加工师傅们都知道的常识，称之为机械加工中的运动学原则。在电子计算机采用位图模式表达实际图像时，需要使用到2维空间坐标量度和红、绿、蓝3种基色加一个亮度指标来对位图单元进行描述，也是由6维物理量构成的图像世界。再加上时间量，才变成7维平面时空图像世界。这些都是很容易理解的概念，人们并不能因此就说自己是生活在6维、7维空间里面。
由于物质只能通过相互作用才能感觉到彼此存在，人们不可能通过物质间进行的相互作用发现没有任何物质存在的绝对真空处于何方位置。顶多只能够观察到某个方位的空间里，物质分布密度很低很低，但是在更遥远之处究竟是什么状况，人们将无法作出准确地判断。人们永远也寻找不到绝对空间的边缘，只能以被人们已经发现的所有物质作为确定绝对空间中最大的局部空间的参考框架。在这个最大的局部空间里面，又可以区分成无数个彼此相连接的小局部空间。鉴于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是通过交换更小的基本粒子或转变成别的基本粒子来实现相互作用，处于任一局部空间里面的大能量物质必定要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处于同一局部空间里面数量更多的小能量物质作用，导致大能量物质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与此同时，大能量物质也对数量更多的小能量物质产生作用，使它们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形成新的空间位置分布状况。如果将一只巨大的电磁铁放在没有铁质物屏蔽的空房间外面正对着房间里面，先将其电源断开。待几个穿着铁夹衣服的人走进该空房间里面幽闲的进行谈话时，突然接通电磁铁电源产生出强力磁场，在房间里穿着铁夹衣服的人会发现所处的房间中突然出现自己抓不着，也摸不到的怪物把自己拉向墙面。学过电磁学的人当然明白其中缘由，但也并非知道了所有的一切物质原因。
当人们把电磁铁改放到别的地方做同样的实验时，这种电磁效应导致的“物质空间特性”将出现到相应的局部空间里面。于是，人们可以将由数量众多，分布在空间各个位置相对要小的很多的微小能量物质对大能量物质产生的作用特性，镶进三维坐标空间之中，成为超出三个物理量的多维数学分析模式。例如，在考虑到磁场强度、电场强度、引力场强度的情况下，需要用到9个物理分量加上3维位置坐标一起来作出描述而成为12维空间，加上时间量就变成13维时空的物理世界。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考察对象引入更多维数物理量，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物理学概念。如果有谁因此说人们是生活在“果壳”中的3维空间里面，他若不是无知致极，就是在故弄玄虚，制造莫须有的神奇。
但由于历史背景原因，就可能发生人为导致的荒诞错误。爱因斯坦建立的狭义相对论所赋予的时空作用，就是没有任何物质相互作用机制，完全建立在绝对空间坐标系上的捏造，这才是它最终必须被人们抛弃的原因。不知真相的人们往往出于似是而非的误解，把毫不相干的两个相同名称当成了一个概念。我曾经在与几位刚读完高中就出来打工的青年朋友闲聊时谈到爱因斯坦建立的相对论，他们马上就先对我说：“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所以相对论当然是正确的观点啦。”我想笑，却不敢笑，因为在我刚读完中学，在进入大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这样理解的相对论。狭义相对论的创造人爱因斯坦因此而成为我十分崇拜的偶像。事实上，“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这个在公元前500年就已经被人们所认识的古典相对论与爱因斯坦建立的相对论毫不相干。
苏格拉底在公元前400年，就曾经根据有大就有小，有方就有圆，有长就有短的古典相对论，推理出“有阳间就有阴间”的荒诞结论，对自己被判死刑并不感到遗憾，反而为自己马上就可以见到已经逝去多年生活在阴间里的老师感到高兴。在此后的二千多年之中，人们一直都还相信存在着与人们生活的人世间对应的另一个阴间世界，并不感到死亡可怕。不愿接受的是死亡过程可能遭受的痛苦，舍不下在一起相处多年的亲朋好友和喜爱之物。而不是像现在的人们已经明白生命只有一次，不到迫不得已，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最容易理解接受的古典相对论也不能滥用。
爱因斯坦建立的狭义相对论相对论并不探讨哲学问题，相对论是关于时空变换的纯数学假说。在经典物理学中，任何物质在空间的呈现位置以及相应的呈现时刻，都与参照系的选择无关。无论人们怎样选择参照系，都要按照同一质点在任何时刻的空间呈现位置是唯一的绝对空间点来确定出相应的坐标值。这样，同一时刻在空间不同位置呈现的任意两个质点，在任何参照系中，它们将同时呈现在空间中。但是在爱因斯坦建立的狭义相对论里，任何物质在空间的呈现位置以及相应的呈现时刻，都与参照系的选择相关。同一质点在具有相对运动的任意两个参照系里的呈现位置，以及相应的呈现时刻，将按照人为假定的时空变换关系来进行联系。于是，在人为选择的某个参照系里，同一时刻在空间不同位置呈现的任意两个质点，在另一个与先前参照系具有相对运动的参照系中，它们将以不同的两个时刻分别呈现在空间之中。这即是所谓的“同时性具有相对性”。
如果自己是以神秘化的仰视态度对待所接受的自然科学理论，对掺杂在里面的明显错误也会全盘接受下来，并以自己不能理解的程度来判断它是多么高深。在读高二时，那位基础功很差的班主任杨老师就多次对别的学生评论说某人的水平真高，理由是自己听不懂他做的报告。当同学们把感到挺有道理的水平高深判断方式告诉给我时，我问他们是否都能听懂猪在叫唤时所表达的意思？若是以自己听不懂的程度来判断对方水平高低，那猪也就成了水平极高的学者。
爱
因斯坦建立的狭义相对论相对论正是在大众缺乏正确判断方式下，被舆论炒作成为神话般的伟大理论。实际上，狭义相对论相对论从根子上就没有把基本概念弄准确，一方面它要把“同时才能并且一定呈现”作为建立物理理论的公理，另一方面又试图违背着个公理。根据“同时才能并且一定呈现”的理论成立前提条件，不必作数学推演，就能够断定“双生子佯谬”现象不会出现，试图用相反方向进行的飞行试验来证明“时间膨胀效应”乃是在乱谈琴。
误极必反，当错误的思想被贯彻到底时必将走到相反的一面去。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人已经感受到了整个教育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应试教育和“题海战术”成为最受大众攻击的对象，连还没有把初中读完，尚处于似懂非懂的小朋友对应试教育发表一点肤浅见解，也会引来人们的关注与赞赏。
其实，在以往各个年代人群之中，都有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教育整体处于病态之中，但在还未达到病情恶化到必须动手术的时候，只能听任其发展下去。之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在是否应进行教育改革，而是中国人自己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文化，需要经过一代人、一代人的反思觉醒，才能认识明白为什么西方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能够保持领先地位。人们应该记得，到20世纪初，中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即便开始派出留学生到国外接触了现代科学知识，他们对科学知识的认识也是处于被灌输状态，没人真正理解所学的科学理论，以神秘化的仰视态度对待所接受的自然科学理论就成其最明显的特征。于是，许多其实道理很简单的小问题，都是被中国人自己采取神秘化的仰视态度对待，才弄成为神秘搞不明白的大难题。这种状况随着中国逐渐的开放和与国外先进国家交流，每一代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整体上的改变缓慢，少数已经在走出神秘的人仍然要被整体意识所淹没。
譬如，在科学技术处于领先的社会里，学士是学习掌握足够多已达到专业水准的标识，硕士是具备可取得成果能力的标识，博士是在学术上已经取得成就的标识。因此，学士不要求能独立完成研究工作，只要求能达到完全内行的程度，可以担当研究助手。硕士则要求掌握独立完成研究工作的技能，主要研究别人提供的现成课题。博士必须进一步达到能自己寻找新课题并能将它研究解决的要求。所以，博士要以作出创新成果或在已有理论上作出突破性发展为授予依据，而学士将以完成必要的专业知识学习为授予依据。处于二者之间的硕士，主要以能否独立完成交给他的研究课题为授予依据。这就决定了攻读博士，如果不能作出创新成果或在已有理论上作出突破性发展，就不能授予学位。这是显而易见的简单道理，根据这个评判依据，即便某个人不是在大学或专职研究部门由具有资格的导师带领着从事下达的课题，只要他作出创新成果或在已有理论上作出突破性发展，经专业人士审查属实，就应该授予相应博士学位。但是在中国，学士、硕士、博士都只是学习掌握相关专业知识程度的标识，博士被误解成知识广博的传统旧观念。硕士也只是外语和高等数学比学士要求高一个等级而已，专业课能对付考试就行，实际能不能独立完成交给的课题并不重要。并不是所有大学教授都糊涂，连这么普通的道理都不明白。国内同样有实实在在达到货真价实要求的博士，他们大多是工科类博士。对纯理科博士，要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实现突破性发展确实不容易。只好以达到足够高深的专业理论水平作为主要的考评授予依据，研究课题多半只是虚构出来检验所掌握知识是否达到要求的练习考试题性质。
真正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常常都是没把基本概念弄清楚才制造出来的老大难题。以古老的时空概念来说，牛顿提出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并没有错误。无论到任何时候，只要对自然世界的存在物质进行追根究底的研究，人们就必定要把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作为初始的参照基准。当人们将物体理解为由无穷小的理想化质点来构成时，数学上的质点只需要用3维空间坐标量度，就已经准确的决定了它的瞬态位置，根本无须考虑旋转问题。但对于实际具有一定体积大小的物质来说，它在不能被分割开来处理，只能从整体作出描述，就必须在3维空间坐标量度基础上，再加入绕3个坐标轴进行转动的角速度分量。因此,固体物质的瞬态状况需要用3维空间坐标和3维绕轴向转动角速度分量，共6个参量才能唯一的决定下来，这是工厂里的机械加工师傅们都知道的常识，称之为机械加工中的运动学原则。在电子计算机采用位图模式表达实际图像时，需要使用到2维空间坐标量度和红、绿、蓝3种基色加一个亮度指标来对位图单元进行描述，也是由6维物理量构成的图像世界。再加上时间量，才变成7维平面时空图像世界。这些都是很容易理解的概念，人们并不能因此就说自己是生活在6维、7维空间里面。
由于物质只能通过相互作用才能感觉到彼此存在，人们不可能通过物质间进行的相互作用发现没有任何物质存在的绝对真空处于何方位置。顶多只能够观察到某个方位的空间里，物质分布密度很低很低，但是在更遥远之处究竟是什么状况，人们将无法作出准确地判断。人们永远也寻找不到绝对空间的边缘，只能以被人们已经发现的所有物质作为确定绝对空间中最大的局部空间的参考框架。在这个最大的局部空间里面，又可以区分成无数个彼此相连接的小局部空间。鉴于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是通过交换更小的基本粒子或转变成别的基本粒子来实现相互作用，处于任一局部空间里面的大能量物质必定要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处于同一局部空间里面数量更多的小能量物质作用，导致大能量物质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与此同时，大能量物质也对数量更多的小能量物质产生作用，使它们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形成新的空间位置分布状况。如果将一只巨大的电磁铁放在没有铁质物屏蔽的空房间外面正对着房间里面，先将其电源断开。待几个穿着铁夹衣服的人走进该空房间里面幽闲的进行谈话时，突然接通电磁铁电源产生出强力磁场，在房间里穿着铁夹衣服的人会发现所处的房间中突然出现自己抓不着，也摸不到的怪物把自己拉向墙面。学过电磁学的人当然明白其中缘由，但也并非知道了所有的一切物质原因。
当人们把电磁铁改放到别的地方做同样的实验时，这种电磁效应导致的“物质空间特性”将出现到相应的局部空间里面。于是，人们可以将由数量众多，分布在空间各个位置相对要小的很多的微小能量物质对大能量物质产生的作用特性，镶进三维坐标空间之中，成为超出三个物理量的多维数学分析模式。例如，在考虑到磁场强度、电场强度、引力场强度的情况下，需要用到9个物理分量加上3维位置坐标一起来作出描述而成为12维空间，加上时间量就变成13维时空的物理世界。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考察对象引入更多维数物理量，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物理学概念。如果有谁因此说人们是生活在“果壳”中的3维空间里面，他若不是无知致极，就是在故弄玄虚，制造莫须有的神奇。
但由于历史背景原因，就可能发生人为导致的荒诞错误。爱因斯坦建立的狭义相对论所赋予的时空作用，就是没有任何物质相互作用机制，完全建立在绝对空间坐标系上的捏造，这才是它最终必须被人们抛弃的原因。不知真相的人们往往出于似是而非的误解，把毫不相干的两个相同名称当成了一个概念。我曾经在与几位刚读完高中就出来打工的青年朋友闲聊时谈到爱因斯坦建立的相对论，他们马上就先对我说：“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所以相对论当然是正确的观点啦。”我想笑，却不敢笑，因为在我刚读完中学，在进入大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这样理解的相对论。狭义相对论的创造人爱因斯坦因此而成为我十分崇拜的偶像。事实上，“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这个在公元前500年就已经被人们所认识的古典相对论与爱因斯坦建立的相对论毫不相干。
苏格拉底在公元前400年，就曾经根据有大就有小，有方就有圆，有长就有短的古典相对论，推理出“有阳间就有阴间”的荒诞结论，对自己被判死刑并不感到遗憾，反而为自己马上就可以见到已经逝去多年生活在阴间里的老师感到高兴。在此后的二千多年之中，人们一直都还相信存在着与人们生活的人世间对应的另一个阴间世界，并不感到死亡可怕。不愿接受的是死亡过程可能遭受的痛苦，舍不下在一起相处多年的亲朋好友和喜爱之物。而不是像现在的人们已经明白生命只有一次，不到迫不得已，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最容易理解接受的古典相对论也不能滥用。
爱因斯坦建立的狭义相对论相对论并不探讨哲学问题，相对论是关于时空变换的纯数学假说。在经典物理学中，任何物质在空间的呈现位置以及相应的呈现时刻，都与参照系的选择无关。无论人们怎样选择参照系，都要按照同一质点在任何时刻的空间呈现位置是唯一的绝对空间点来确定出相应的坐标值。这样，同一时刻在空间不同位置呈现的任意两个质点，在任何参照系中，它们将同时呈现在空间中。但是在爱因斯坦建立的狭义相对论里，任何物质在空间的呈现位置以及相应的呈现时刻，都与参照系的选择相关。同一质点在具有相对运动的任意两个参照系里的呈现位置，以及相应的呈现时刻，将按照人为假定的时空变换关系来进行联系。于是，在人为选择的某个参照系里，同一时刻在空间不同位置呈现的任意两个质点，在另一个与先前参照系具有相对运动的参照系中，它们将以不同的两个时刻分别呈现在空间之中。这即是所谓的“同时性具有相对性”。
如果自己是以神秘化的仰视态度对待所接受的自然科学理论，对掺杂在里面的明显错误也会全盘接受下来，并以自己不能理解的程度来判断它是多么高深。在读高二时，那位基础功很差的班主任杨老师就多次对别的学生评论说某人的水平真高，理由是自己听不懂他做的报告。当同学们把感到挺有道理的水平高深判断方式告诉给我时，我问他们是否都能听懂猪在叫唤时所表达的意思？若是以自己听不懂的程度来判断对方水平高低，那猪也就成了水平极高的学者。
爱
因斯坦建立的狭义相对论相对论正是在大众缺乏正确判断方式下，被舆论炒作成为神话般的伟大理论。实际上，狭义相对论相对论从根子上就没有把基本概念弄准确，一方面它要把“同时才能并且一定呈现”作为建立物理理论的公理，另一方面又试图违背着个公理。根据“同时才能并且一定呈现”的理论成立前提条件，不必作数学推演，就能够断定“双生子佯谬”现象不会出现，试图用相反方向进行的飞行试验来证明“时间膨胀效应”乃是在乱谈琴。
缺乏严格的逻辑分析能力者，以为只要有光速不变假设和相对性原理做依据，狭义相对论在数学上完全自洽。实际并非如此，当盲目相信者试图用高速运动的粒子寿命增长实验来证明狭义相对论是正确理论之时，他们偏骗没有看到高速运动的粒子寿命增长现象并不涉及坐标变换。而且，当人们考察的对象是处于环形轨道上发生的事件时，只要把处于同一环形轨道上高速运动的各个点一道进行考虑，根据狭义相对论所使用的洛沦兹变换公式，一起同速运动的各个点A1、A2、…An，同时呈现在同一环形轨道上的时刻T1、T2、…Tn，将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在与高速运动的各个点保持相对静止的参照系同时呈现的上述各个点，呈现时刻都是相同的时刻t，而它们在与其处于高速运动，同地面保持静止的参照系里对应呈现的时刻T1′、T2′、…Tn′将不相等，依其顺序将计算得到
T1′＞T2′＞…＞Tn′＞T1′ 或 T1′＜T2′＜…＜Tn′＜T1′，
由于既要T1′＞Tn′，又要Tn′＞T1′，结果只能是Tn′＝T1′，从而使
T1′＝T2′＝…＝Tn′
根据它即可判定“同时性具有相对性”乃是一个伪命题。
当改为考虑一个完整圆环的同时呈现现象时，圆周可以等效成至少有一个裂缝，裂缝宽度均为0的裂口环。在相对静止状态考察，裂缝宽度为0的裂口环正好首尾相贴，等同于无缝的完整圆环。对于这样一个完整的裂缝宽度为0的圆环，在转动系考察应该是什么一个情况呢？设K′系以角速度ω相对于K系做匀速转动，在K系中确定出ω的指向与Z轴坐标指向相同。K′系的Z′轴与K系的Z轴重合，在t＝t′＝0的时刻，K′系的X′轴Y′轴分别与K系的X轴Y轴重合。一只以Z轴为对称中心半径等于r的圆环与K系处于静止状态中。在XY坐标平面上使用极坐标方式进行计算，从原点指向圆环上某一点A的矢径为极坐标起始轴ρ，从原点指向圆环上同一点A′且与X′Y′坐标平面一起转动的极坐标起始轴ρ′，在t＝t′＝0时刻与起始轴ρ重合。圆环上各个点在K系中的极坐标是（r ，θ），其中θ∈[ 0 ,2π）。对应在K′系呈现的极坐标是（r ，θ′），按照相对论坐标变换关系，将具有如下计算式子：
rθ′＝ k（rθ － rωt） 、 t′＝ k（t － r2ωθ/c2 ） ，rθ ＝ k（rθ′ ＋ rωt′） 、 t ＝ k（t′ ＋ r2ωθ′/c2 ） ；
其中k＝c/ c2－r2ω2 ＞1，ω是K′系相对于K系进行转动的角速度，它与转角θ都按照约定的右手规则确定正负号。在K系中，圆环上每一点相对于极坐标起始轴ρ的角度θ都是固定值，与时刻t的变化无关；而在K′系中呈现的圆环上每一点相对于极坐标起始轴ρ′ 的角度θ′都与时刻t的变化相关。以t′＝0的瞬态情况来考察，在K′ 系中呈现的圆环上每一点相对于极坐标起始轴ρ′ 的角度θ′ 将按照具有如下式子计算得出：
θ′＝θ/ k ， t ＝ kr2ωθ′/c2 ；
显然，圆环上每一点在K系中不重复的θ值为0～2π，由于k＞1, 在θ等于0和2π时，θ′ 等于0和2π/ k，且在θ′ 等于2π/ k时对应的t ＝2πr2ω/c2 ＞0；
其物理意义是：裂缝宽度为0的裂口环呈现在相对转动的参照系中，其周长将发生缩短。然而，如果在转动系里会产生大于0的裂口，考察裂口空间长度，按照洛沦兹变换，宽度不为0的裂口在静止系里应该变的更大，这立即与相对静止状态中的事实自相矛盾。对此，爱因斯坦只能通过将开口大于0的裂口环再头尾续接起来，仍然在转动系中呈现成开口为0的裂口环。
θ′的取值范围仍等于0～2π，对θ′＝2π这一点，可以计算得出相应的θ值为：
θ＝ 2πk , t＝ kr2ωθ′/c2 ＞ r2ωθ′/c2；
于是，转动系里θ′ 处于2π/ k～2π的这段圆弧，是由静止系里θ处于2π～2πk的圆弧段所构成。而静止系里θ处于2π～ 2πk的圆弧段，实际上是θ处于0 ～ 2π( k－1)的圆弧段！这样处理虽然可以逃避掉裂口问题，可却带出了另一个情况：在静止系呈现的裂缝宽度为0的裂口圆环，同一裂口端A在转动系里将呈现为两个位置相间的端点A′、A″，而这两个同时在转动系里呈现的端点A′、A″对应着静止系里裂口端A在两个不同时刻的呈现状况。这样，便会发生一个人在静止系里的两个先后时刻对应的状况，可以同时呈现在转动系里的两个不重合位置处。既然一道在转动系里同时呈现，他们就可以相互使用激光枪瞄准对方发射，将对方打死。该现象与哥德尔( Kurt Gödel ) 在20世纪40年代根据爱因斯坦建立的广义相对论推理出新生儿可以回到过去把自己杀死在母亲腹中的“新生儿自谋杀”同工异曲！面对哥德尔推理出来的“新生儿自谋杀”现象，爱因斯坦本人也对自己建立的相对论彻底丧失信心，终于在70岁生日写给好朋友的信中承认自己提出的相对论靠不住。
爱因斯坦建立的相对论到此已经寿终正寝。留给人们的只有符合观察事实的引力公式。对此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好想通。须知道，物理学的探索工作，其实就像橱师研究做一道“烧鸡”好菜一样，要经历“杀鸡拔毛”过程。做成了“烧鸡”好菜后，就必须把“鸡毛鸡屎”扔掉。爱因斯坦最后得出的引力公式确是一道“烧鸡”好菜，但他提出的相对论就是“鸡毛鸡屎”，必须扔掉。有人会以“正确的结果必须根据正确的理论才能得出来”做为相对论是正确理论的依据，事实上，如果正确的结果必须根据正确的理论才能得出来，那就必须先要有正确的理论在先，人们才能有正确结果。然而最早根本没有任何正确理论从天上掉下来，如果正确的结果必须根据正确的理论才能得出来，也就意味着人们永远都只能得到错误结果。错误理论有可能得出正确结果，这属于偶然碰巧。正确理论则意味着在它的允许使用条件下必须得出正确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碰巧。这即是它们的差别。
在科学理论的探索发现过程中，许多正确结果是出自于错误甚至荒诞的理论。但科学研究工作者并不停止在这种碰巧上，而是要保留正确结果，再想方设法寻找到正确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流体力学研究者已经发现，相对论时空的波动方程和人们常用的伽利略时空的可压缩流的波动方程，描述的是同一类物理现象。相对论变换是把不可压缩流动的方程变到可压缩流动方程的一种方法，只是所使用的时空变换乃是与洛仑兹变换相似的拟洛伦兹变换。通过拟洛伦兹变换，一套可压缩方程组可以变换成带有尺缩和钟慢效应的不可压流动方程组。反过来，通过拟洛伦兹逆变换，一套带有尺缩和钟慢效应的不可压流动方程组可以变换成可压缩方程组。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变换，简化某些具体的计算工作。
我最早开始质疑相对论与其他人无关，我是在89年之前，思考光学干涉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发现干涉条纹的空间呈现位置乃是与参照系相关的事实，在研究分析光学现象时存在着一个优越的参照系。人们以往把相对论应用到对光学干涉实验的解释，乃是在运动系里考察发生在静止系里的现象，并非是在运动系考察发生在运动系里的现象。我正要写成论文发表在光学专业学术杂志上，还未写就看到了梁尺峰发表在《电子报》上宣称向爱因斯坦挑战的公开信。我弟弟最早开始对相对论提出质疑也与其他人无关，他是在80年刚进大学第一个月写给我的信里，就已经对参照系的选择是否可以任意确定作出怀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开始研究怎样建立基准参照系，但还没有涉及对相对论的质疑。
我曾经误以为爱因斯坦建立的相对论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古典理论，后来刚接触到狭义相对论，便被爱因斯坦发表的论文中写出的偏导数微分方程符号吓住，整整10年没敢往里面迈进一步。之所以如此，就是在读高中时听我的数学老师说过，高等数学中最难弄的内容就是如何求解偏导数微分方程，而杨乐和张广厚在那时招收的研究生正是研究怎样求解偏微分方程。其实，爱因斯坦自己并没有在学生时代学好数学，被给他上数学课的老师阌可夫斯基骂为懒猪，大学考试还要借用同学写的笔记。爱因斯坦在创作广义相对论时，数学推导完全靠别人帮忙。再看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理解更是一塌糊涂，就是在他所发表的狭义相对论奠基性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中，就充斥着非常低级的明显错误。无论人们怎么假设光速不变，从运动系坐标原点发出的光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反射，返回坐标原点时，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既处于静止系的坐标原点，又处于运动系的坐标原点。但爱因斯坦想当然地把已经分离的静止系坐标原点与运动系坐标原点继续当成同一个空间点对待，以此推导出洛沦兹变换。详细解说请参阅《21世纪的牛顿力学》第四章第1节。
专业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教授也已经看出爱因斯坦所犯的错误，想方设法试图以别的推导方式来进行代替。然而直到迄今，没有人真正解决掉爱因斯坦制造的低级错误，只好把反对爱氏相对论的数学物理杰出高手彭加勒研究给出的变换作为对付人们从数学上进行质疑的挡箭牌，以为洛沦兹变换是彭加勒变换的一个特例，根据洛沦兹变换推导出来的爱氏相对论就正确无误。实际上，这种解释根本站不住脚。原因就在于，和爱因斯坦一样，这些试图捍卫爱氏相对论的人们都还没有真正学好牛顿力学，尚不知道一般形式的伽利略变换是
（xa′－xa0′）＝（xa－xa0）＋ v（ta－t0），（xb′－xb0′）＝（xb－xb0）＋ v（tb－t0）；
在ta＝tb＝t0时刻必须使
xa＝xa0 、xb＝xb0 、xa′＝xa0′、xb′＝xb0′
对同时呈现的异地质点A、B来说ta ≡tb，同时性具有绝对性。
有人可能会把带初始项的伽利略变换误解为是在把把参照系从一个质点改变到另一个质点上，不断地在进行坐标系跳跃变换。其实，并未作任何跳跃变换，对保持相对静止的任意两个坐标轴完全平行的参照系而言，它们是同一个参照系，仅仅是把不同的两个点作为计算起始位置而已。
在没有真正理解掌握好数学工具的人们看来，坐标原点只能使用数字0作标记。实际上，坐标原点也可以使用非0的任何数字做标记，坐标原点与其它任何一个位置点一样，都没有特殊性。带初始项的伽利略变换，可适合于对任意一个质点的运动描述。初始项为0的伽利略变换，只是其中特例。
显而易见，与一般形式的伽利略变换对应的洛沦兹变换应该是
（xa′－xa0′）＝ β[（xa－xa0）＋ v（ta－t0）] 、
（ta′－t0′）＝β[（ta－t0）－（xa－xa0）v2/c2 ]，
（xb′－xb0′）＝ β[（xb－xb0）＋ v（tb－t0）] 、
（tb′－t0′）＝β[（tb－t0）－（xb－xb0）v2/c2 ]；
在ta＝tb＝t0时刻必须使
xa＝xa0 、xb＝xb0 、xa′＝xa0′、xb′＝xb0′
因此
xa － xa0 ＝ xa′－ xa0′＝ 0
xb － xb0 ＝ xb′－ xb0′＝ 0
对同时呈现的异地质点A、B来说ta ≡ tb , 立即推导出ta′≡ tb′；
它表明，K′系中的A′、B′也保持同时呈现关系，同时性具有绝对性。β＝1/1－v2/c2 只能唯一地等于1，同一光波在两个具有相对运动的参照系中具有相同的传播速度立即被否定。
人们之所以陷在爱氏相对论的误区中，很大一个原因是把线性变换当成时空变换的充分必要条件。事实上，伽利略变换并不是来源于线性变换，而是来源于变量代换。同样，洛沦兹变换也不是来源于线性变化，而是来源于变量代换。特别是按照线性变化思路通过引入虚光速才推演出来的仿洛沦兹变换，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由变量代换推演出来。若使用想当然的线性变换进行推导，除必须引入莫须有的虚光速概念外，还将制造出不可思义的莫名其妙物理关系。在大学物理教材中，为了根据线性变换推导出洛沦兹变换，不得不使用特殊的空间点来求解出变换系数。当使用初始条件为t0＝t0′＝0、x0＝x0′＝0的质点运动方程来做分析时，根据质点在K系和K′系里的运动方程是
x ＝ x0＋ vt 、x′＝ x0′ ＋ v′t′，
无论在经典概念或相对论体系中，都必定得出
x － vt ＝ x0 ≡ 0 ，x′－ v′t′＝ x0′≡ 0 ；
进行坐标变换时，注意速度方向相反将导致用－v替换质点运动方程中的v′，由于x0和x0′等于0，别管t和t′是什么关系，即便t≠t′，在任何时刻都是
x ≡ 0 ，x′－（－ v）t′＝ x′＋ vt′≡ 0 ；
谁都改变不了x ＝ k（x′＋ vt′）实际只能是0 ≡ k×0的含义,根据它进行的数学推导就是无意义的胡拼瞎凑结果。唯一的出路就是还原真相，爱氏相对论与彭氏相对论具有完全不的同物理意义，爱因斯坦本人就明确地评说彭加勒至死也没有弄懂相对论。现在大学里专业学习的相对论，实际已经是彭加勒研究提出的相对论，并非是爱氏相对论。遗憾的是，在科普读物或普通物理教材中，仍然试图把爱因斯坦制造的奇谈怪论灌输给大家。
T1′＞T2′＞…＞Tn′＞T1′ 或 T1′＜T2′＜…＜Tn′＜T1′，
由于既要T1′＞Tn′，又要Tn′＞T1′，结果只能是Tn′＝T1′，从而使
T1′＝T2′＝…＝Tn′
根据它即可判定“同时性具有相对性”乃是一个伪命题。
当改为考虑一个完整圆环的同时呈现现象时，圆周可以等效成至少有一个裂缝，裂缝宽度均为0的裂口环。在相对静止状态考察，裂缝宽度为0的裂口环正好首尾相贴，等同于无缝的完整圆环。对于这样一个完整的裂缝宽度为0的圆环，在转动系考察应该是什么一个情况呢？设K′系以角速度ω相对于K系做匀速转动，在K系中确定出ω的指向与Z轴坐标指向相同。K′系的Z′轴与K系的Z轴重合，在t＝t′＝0的时刻，K′系的X′轴Y′轴分别与K系的X轴Y轴重合。一只以Z轴为对称中心半径等于r的圆环与K系处于静止状态中。在XY坐标平面上使用极坐标方式进行计算，从原点指向圆环上某一点A的矢径为极坐标起始轴ρ，从原点指向圆环上同一点A′且与X′Y′坐标平面一起转动的极坐标起始轴ρ′，在t＝t′＝0时刻与起始轴ρ重合。圆环上各个点在K系中的极坐标是（r ，θ），其中θ∈[ 0 ,2π）。对应在K′系呈现的极坐标是（r ，θ′），按照相对论坐标变换关系，将具有如下计算式子：
rθ′＝ k（rθ － rωt） 、 t′＝ k（t － r2ωθ/c2 ） ，rθ ＝ k（rθ′ ＋ rωt′） 、 t ＝ k（t′ ＋ r2ωθ′/c2 ） ；
其中k＝c/ c2－r2ω2 ＞1，ω是K′系相对于K系进行转动的角速度，它与转角θ都按照约定的右手规则确定正负号。在K系中，圆环上每一点相对于极坐标起始轴ρ的角度θ都是固定值，与时刻t的变化无关；而在K′系中呈现的圆环上每一点相对于极坐标起始轴ρ′ 的角度θ′都与时刻t的变化相关。以t′＝0的瞬态情况来考察，在K′ 系中呈现的圆环上每一点相对于极坐标起始轴ρ′ 的角度θ′ 将按照具有如下式子计算得出：
θ′＝θ/ k ， t ＝ kr2ωθ′/c2 ；
显然，圆环上每一点在K系中不重复的θ值为0～2π，由于k＞1, 在θ等于0和2π时，θ′ 等于0和2π/ k，且在θ′ 等于2π/ k时对应的t ＝2πr2ω/c2 ＞0；
其物理意义是：裂缝宽度为0的裂口环呈现在相对转动的参照系中，其周长将发生缩短。然而，如果在转动系里会产生大于0的裂口，考察裂口空间长度，按照洛沦兹变换，宽度不为0的裂口在静止系里应该变的更大，这立即与相对静止状态中的事实自相矛盾。对此，爱因斯坦只能通过将开口大于0的裂口环再头尾续接起来，仍然在转动系中呈现成开口为0的裂口环。
θ′的取值范围仍等于0～2π，对θ′＝2π这一点，可以计算得出相应的θ值为：
θ＝ 2πk , t＝ kr2ωθ′/c2 ＞ r2ωθ′/c2；
于是，转动系里θ′ 处于2π/ k～2π的这段圆弧，是由静止系里θ处于2π～2πk的圆弧段所构成。而静止系里θ处于2π～ 2πk的圆弧段，实际上是θ处于0 ～ 2π( k－1)的圆弧段！这样处理虽然可以逃避掉裂口问题，可却带出了另一个情况：在静止系呈现的裂缝宽度为0的裂口圆环，同一裂口端A在转动系里将呈现为两个位置相间的端点A′、A″，而这两个同时在转动系里呈现的端点A′、A″对应着静止系里裂口端A在两个不同时刻的呈现状况。这样，便会发生一个人在静止系里的两个先后时刻对应的状况，可以同时呈现在转动系里的两个不重合位置处。既然一道在转动系里同时呈现，他们就可以相互使用激光枪瞄准对方发射，将对方打死。该现象与哥德尔( Kurt Gödel ) 在20世纪40年代根据爱因斯坦建立的广义相对论推理出新生儿可以回到过去把自己杀死在母亲腹中的“新生儿自谋杀”同工异曲！面对哥德尔推理出来的“新生儿自谋杀”现象，爱因斯坦本人也对自己建立的相对论彻底丧失信心，终于在70岁生日写给好朋友的信中承认自己提出的相对论靠不住。
爱因斯坦建立的相对论到此已经寿终正寝。留给人们的只有符合观察事实的引力公式。对此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好想通。须知道，物理学的探索工作，其实就像橱师研究做一道“烧鸡”好菜一样，要经历“杀鸡拔毛”过程。做成了“烧鸡”好菜后，就必须把“鸡毛鸡屎”扔掉。爱因斯坦最后得出的引力公式确是一道“烧鸡”好菜，但他提出的相对论就是“鸡毛鸡屎”，必须扔掉。有人会以“正确的结果必须根据正确的理论才能得出来”做为相对论是正确理论的依据，事实上，如果正确的结果必须根据正确的理论才能得出来，那就必须先要有正确的理论在先，人们才能有正确结果。然而最早根本没有任何正确理论从天上掉下来，如果正确的结果必须根据正确的理论才能得出来，也就意味着人们永远都只能得到错误结果。错误理论有可能得出正确结果，这属于偶然碰巧。正确理论则意味着在它的允许使用条件下必须得出正确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碰巧。这即是它们的差别。
在科学理论的探索发现过程中，许多正确结果是出自于错误甚至荒诞的理论。但科学研究工作者并不停止在这种碰巧上，而是要保留正确结果，再想方设法寻找到正确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流体力学研究者已经发现，相对论时空的波动方程和人们常用的伽利略时空的可压缩流的波动方程，描述的是同一类物理现象。相对论变换是把不可压缩流动的方程变到可压缩流动方程的一种方法，只是所使用的时空变换乃是与洛仑兹变换相似的拟洛伦兹变换。通过拟洛伦兹变换，一套可压缩方程组可以变换成带有尺缩和钟慢效应的不可压流动方程组。反过来，通过拟洛伦兹逆变换，一套带有尺缩和钟慢效应的不可压流动方程组可以变换成可压缩方程组。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变换，简化某些具体的计算工作。
我最早开始质疑相对论与其他人无关，我是在89年之前，思考光学干涉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发现干涉条纹的空间呈现位置乃是与参照系相关的事实，在研究分析光学现象时存在着一个优越的参照系。人们以往把相对论应用到对光学干涉实验的解释，乃是在运动系里考察发生在静止系里的现象，并非是在运动系考察发生在运动系里的现象。我正要写成论文发表在光学专业学术杂志上，还未写就看到了梁尺峰发表在《电子报》上宣称向爱因斯坦挑战的公开信。我弟弟最早开始对相对论提出质疑也与其他人无关，他是在80年刚进大学第一个月写给我的信里，就已经对参照系的选择是否可以任意确定作出怀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开始研究怎样建立基准参照系，但还没有涉及对相对论的质疑。
我曾经误以为爱因斯坦建立的相对论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古典理论，后来刚接触到狭义相对论，便被爱因斯坦发表的论文中写出的偏导数微分方程符号吓住，整整10年没敢往里面迈进一步。之所以如此，就是在读高中时听我的数学老师说过，高等数学中最难弄的内容就是如何求解偏导数微分方程，而杨乐和张广厚在那时招收的研究生正是研究怎样求解偏微分方程。其实，爱因斯坦自己并没有在学生时代学好数学，被给他上数学课的老师阌可夫斯基骂为懒猪，大学考试还要借用同学写的笔记。爱因斯坦在创作广义相对论时，数学推导完全靠别人帮忙。再看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理解更是一塌糊涂，就是在他所发表的狭义相对论奠基性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中，就充斥着非常低级的明显错误。无论人们怎么假设光速不变，从运动系坐标原点发出的光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反射，返回坐标原点时，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既处于静止系的坐标原点，又处于运动系的坐标原点。但爱因斯坦想当然地把已经分离的静止系坐标原点与运动系坐标原点继续当成同一个空间点对待，以此推导出洛沦兹变换。详细解说请参阅《21世纪的牛顿力学》第四章第1节。
专业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教授也已经看出爱因斯坦所犯的错误，想方设法试图以别的推导方式来进行代替。然而直到迄今，没有人真正解决掉爱因斯坦制造的低级错误，只好把反对爱氏相对论的数学物理杰出高手彭加勒研究给出的变换作为对付人们从数学上进行质疑的挡箭牌，以为洛沦兹变换是彭加勒变换的一个特例，根据洛沦兹变换推导出来的爱氏相对论就正确无误。实际上，这种解释根本站不住脚。原因就在于，和爱因斯坦一样，这些试图捍卫爱氏相对论的人们都还没有真正学好牛顿力学，尚不知道一般形式的伽利略变换是
（xa′－xa0′）＝（xa－xa0）＋ v（ta－t0），（xb′－xb0′）＝（xb－xb0）＋ v（tb－t0）；
在ta＝tb＝t0时刻必须使
xa＝xa0 、xb＝xb0 、xa′＝xa0′、xb′＝xb0′
对同时呈现的异地质点A、B来说ta ≡tb，同时性具有绝对性。
有人可能会把带初始项的伽利略变换误解为是在把把参照系从一个质点改变到另一个质点上，不断地在进行坐标系跳跃变换。其实，并未作任何跳跃变换，对保持相对静止的任意两个坐标轴完全平行的参照系而言，它们是同一个参照系，仅仅是把不同的两个点作为计算起始位置而已。
在没有真正理解掌握好数学工具的人们看来，坐标原点只能使用数字0作标记。实际上，坐标原点也可以使用非0的任何数字做标记，坐标原点与其它任何一个位置点一样，都没有特殊性。带初始项的伽利略变换，可适合于对任意一个质点的运动描述。初始项为0的伽利略变换，只是其中特例。
显而易见，与一般形式的伽利略变换对应的洛沦兹变换应该是
（xa′－xa0′）＝ β[（xa－xa0）＋ v（ta－t0）] 、
（ta′－t0′）＝β[（ta－t0）－（xa－xa0）v2/c2 ]，
（xb′－xb0′）＝ β[（xb－xb0）＋ v（tb－t0）] 、
（tb′－t0′）＝β[（tb－t0）－（xb－xb0）v2/c2 ]；
在ta＝tb＝t0时刻必须使
xa＝xa0 、xb＝xb0 、xa′＝xa0′、xb′＝xb0′
因此
xa － xa0 ＝ xa′－ xa0′＝ 0
xb － xb0 ＝ xb′－ xb0′＝ 0
对同时呈现的异地质点A、B来说ta ≡ tb , 立即推导出ta′≡ tb′；
它表明，K′系中的A′、B′也保持同时呈现关系，同时性具有绝对性。β＝1/1－v2/c2 只能唯一地等于1，同一光波在两个具有相对运动的参照系中具有相同的传播速度立即被否定。
人们之所以陷在爱氏相对论的误区中，很大一个原因是把线性变换当成时空变换的充分必要条件。事实上，伽利略变换并不是来源于线性变换，而是来源于变量代换。同样，洛沦兹变换也不是来源于线性变化，而是来源于变量代换。特别是按照线性变化思路通过引入虚光速才推演出来的仿洛沦兹变换，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由变量代换推演出来。若使用想当然的线性变换进行推导，除必须引入莫须有的虚光速概念外，还将制造出不可思义的莫名其妙物理关系。在大学物理教材中，为了根据线性变换推导出洛沦兹变换，不得不使用特殊的空间点来求解出变换系数。当使用初始条件为t0＝t0′＝0、x0＝x0′＝0的质点运动方程来做分析时，根据质点在K系和K′系里的运动方程是
x ＝ x0＋ vt 、x′＝ x0′ ＋ v′t′，
无论在经典概念或相对论体系中，都必定得出
x － vt ＝ x0 ≡ 0 ，x′－ v′t′＝ x0′≡ 0 ；
进行坐标变换时，注意速度方向相反将导致用－v替换质点运动方程中的v′，由于x0和x0′等于0，别管t和t′是什么关系，即便t≠t′，在任何时刻都是
x ≡ 0 ，x′－（－ v）t′＝ x′＋ vt′≡ 0 ；
谁都改变不了x ＝ k（x′＋ vt′）实际只能是0 ≡ k×0的含义,根据它进行的数学推导就是无意义的胡拼瞎凑结果。唯一的出路就是还原真相，爱氏相对论与彭氏相对论具有完全不的同物理意义，爱因斯坦本人就明确地评说彭加勒至死也没有弄懂相对论。现在大学里专业学习的相对论，实际已经是彭加勒研究提出的相对论，并非是爱氏相对论。遗憾的是，在科普读物或普通物理教材中，仍然试图把爱因斯坦制造的奇谈怪论灌输给大家。
在国外，从爱因斯坦刚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起，就遭到大多数物理学家的反对，而不是像国内在上个世纪里所宣传的那样神圣了不得。爱因斯坦为什么会被中国人误当成为最伟大的巨星来对待，除了与中国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处于被西方国家封锁，只得闭关自守，对国外信息知道得很迟缓，大部分人到90年代知道的信息还是30年代以前的旧闻外，以神秘化仰视态度对待所接受的自然科学理论，导致了许多道理简单的小问题被中国人自己弄成了神秘搞不明白的大难题。
实际，外国佬也同样是普通人，他们中的大部份人也只会照本宣科，难得出现一个敢于胡思乱想的爱因斯坦。当爱因斯坦以误打瞎凑方式碰上一只“死老鼠”，获得了著名的偌贝尔大奖后，大批与爱因斯坦同属于二流水平的人士自然会对他另眼相看，纷纷效仿。毕竟最后是以成败论英雄，整到大奖就是“天才”。英国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霍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试图沿着爱因斯坦开创的幻想道路，通过误打瞎凑方式碰上另一只“死老鼠”，但没有如愿以偿，反而出尽笑话。就数学方面的造诣来说，我远不及他，但国内大把有数学造诣不亚于霍金的数学教授。不要以为数学是神奇到中国人都达不到与国外著名教授比肩的了得东西，中国在基础工业、应用科学方面整体落后于国外先进国家，但像数学这样的仅靠人体即可掌握的“智力游戏”，中国人还未落后。例如，与偌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是同学或校友的李新州教授，在数学上的造诣不会亚于李政道或杨振林，即便李政道和杨振林曾获得过偌贝尔大奖，也只是在物理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具有独到之处，并非在其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高手。杨振林获得偌贝尔大奖后，曾以讲授爱氏相对论为业10多年，他同样解决不了爱因斯坦搞不定的问题。
中国人应该认识清楚，偌贝尔大奖并不是体育竞技场上的冠军获奖，各个国家派出选手进行一番比试较量后，总会产生冠军。偌贝尔大奖是授予具有开创性发现的作出贡献者，而不是授予学术竞技比赛冠军。换句话说，偌贝尔大奖获得者并非必须是超出所有同行研究者学术水平的巨星或大师，而是能及时捕捉到创新发现的勤奋者。爱因斯坦就是这样一个二流学术水平的勤奋者，他是怎样获得偌贝尔大奖的呢？许多人都已经从爱因斯坦的生评介绍中得知。爱因斯坦并不是因提出相对论而获奖，他是根据普朗克提出的量子公式，进一步将其应用到光学领域，给出光电方程而获得偌贝尔大奖。
人们先看一下爱因斯坦给出的光电方程：Ekin＝hν－W，它其实就是能量守衡定律在光电效应上的直接应用，其中的hν是光子具有的能量。然后再看看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为了推导出辐射强度作为波长和温度函数的理论表达式时所作出的一个背离经典物理学的假定：一个自然频率为v的振子只能够取得或释放成包的能量，每包的大小为E＝hν，这里的h是一个自然界的新的基本常数。它就是现在量子物理学中的普朗克常数。当普朗克已经明确地给出自然频率为v的振子所具有的能量为hν时，当这个“振子”具体指的是光子时，根据能量守衡定律和普朗克给出的振子能量表达式，还写不出正确的光电方程就太说不过去了。问题出在普朗克刚提出量子假定时，整个学术届人士都几乎没作出反应，表现冷淡。而正在专利局当小职员的爱因斯坦看到普朗克发表的论文便立即予以了回应，并将其应该到对光电效应中按照经典物理不能作出解释的实验现象上，经密立根进一步做实验核实完全正确，10年后与密立根等3位科学家一道获得该项目研究的偌贝尔奖。
爱因斯坦作出的贡献主要是迅速提供了崭新的光量子思想，即便没有他先给出正确的光电方程，也会在稍晚时间被别人给出同样的光电方程。但由于爱因斯坦及时作出反应，使量子理论较快的被人们接受。密立根起初并不接受爱因斯坦给出的光电方程，而是想做出实验推翻它，但实验结果证实该光电方程正确，从而使普朗克首先提出的量子假说得到更加确信无疑的证实。1920年，普朗克因提出量子假说获得了偌贝尔奖。普朗克不但没有在以后去争夺在光电效应项目中自己也应该有份的偌贝尔奖，而是极力把爱因斯坦推荐为该奖项的主角。爱因斯坦于1922年获得了偌贝尔奖。基于爱因斯坦在普朗克遭到冷遇时给予的支持，普朗克也对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给予了最大支持并参与共同研究。也正是在得到普朗克的关照下，爱因斯坦才从专利局里的小职员进入到大学担任编外讲师。通过“谬误重复一千遍即能变成真理”的方式反复巡回演讲，将魔幻般的狭义相对论硬塞进科学理论之中。
被称之为现代量子力学之父的普朗克，学术水平自然非爱因斯坦所能相比，但也会发生严重失误，将爱因斯坦引见到不适当的科学殿堂权威位置之上并不足为怪。普朗克正式提出量子假说，也是借用了玻耳兹曼已经使用的没有宣称为量子假说的几率统计计算方式，并非完全是出自普朗克一个人的心苗所发现。《西游纪》里的如来佛祖能够从心苗所发创造出“紧箍咒”，乃是幼稚思想的幻想作品。它误导了中国人，普遍以为科学技术的发现，也会像如来佛祖那样从心苗所发创造出来。
实际上，在量子物理学的产生过程中，有大量基础工作要经过人们前赴后继的研究探索才能完成。以普朗克研究黑体辐射推导辐射强度作为波长和温度函数的理论表达式这项工作来说，首先要绘制出根据实验测量得到的黑体辐射每单位面积每单位波长间隔上发射的功率曲线。当人们获得实验数据后，要绘制出这些曲线很简单，中学生都已经学会怎样画坐标曲线。真正的困难是怎样去做成功测量实验。大学教科书上不会把实验中的每一个具体难点都介绍出来，只是简单的讲解了积分球的接受原理。其实，更难办的事情是怎样将波长连续分布的红外线分离开。连续光谱的可见光，可以通过三角形棱镜或光栅实现分离，从观看到的不同颜色取出波长在一定范围内的近似单色光。从而对制造出来的带通滤色镜特性进行相对比较检测，确定滤色镜只允许那个波长范围的光线能够通过。有了已经知道带通范围的滤色镜及其对所通过光线的衰减率，只要将它安放在被检测光路上，就能够对允许通过的波长范围的光线强度进行测量，接受装置当然也要使用积分球原理的光电转换探测器。但对于波长很长的红外线，不能通过对不同红外线的“颜色”观察来辨别出不同波长。原理上可以像对待可见光那样来进行同样的处理，但实现起来相差甚远。必须建立起不同波长的标准单色红外线产生装置，才能对制造的透射或反射式带通红外线滤色镜预先进行检测，给出带通波长范围和相应的衰减率。进一步完成对黑体辐射每单位面积每单位波长间隔上发射功率的测量实验。若没有前人和别人已经做好这些研究工作，制造出必要的检测装置，普朗克个人再是奇才，也同样无能为力。现代实验物理学理论需要与实验条件同步发展，制约了仅是呆在图书馆里人们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人以为理论物理研究者只要提出一个个假设，推导出相应的数学公式就能取得成果。说实话，谁不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外国佬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实验成果，凭什么要先提供给中国的理论物理研究者参考？所以要明白，比尔盖次并非是多么了得的天才，他所处的环境优势造就了他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而把他并不是超人的才干展现出来。
再来看看17世纪的科学发展状况。由于中国人没有参与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现代自然科学建立过程，对经历了300年时间才一点点进化出来的现代自然科学普遍存在从仰慕到将其庸俗化的方式进行理解消化。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把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落到地面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当成教育学生开动脑子的范例，它其实是国外某些好事者编造的故事。事实上，人们对万有引力的研究早在牛顿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几百年。最早正式提出万有引力概念的人是罗贝瓦尔（Roberval）, 罗贝瓦尔在1643年出版的著作中断言：“某种性质或附带性质内在于充满包括在天体之间的空间的所有流体物质，内在于它们的每一部分；通过这一性质的力，这种物质结合为单一的、连续的物体，它的各部分由于持续的努力彼此相向运动并且相互吸引，直到达到密切粘合的、除了用强力以外无法分离的程度。”梅森（Mersenne）神父曾把罗贝瓦尔的著作提供给笛卡尔，笛卡尔在1646年4月20日作出表态，指出存在不能接受的“超距作用”。直到如今，虽然人们引入了“引力子”概念，也仍然没有从实验上获得已经宁人满意的证据。牛顿在1666年通过研究匀速圆周运动，发现匀速圆周运动定律，也即找到离心力或向心力的数学计算公式，从而对万有引力给出了准确的数学计算公式。也就是作用力与距离平反成反比的关系。具有与此同样数学关系的静电场、静磁场的吸引与排斥作用力，按照现代量子力学来解释，所有力现象都是物体间进行能量交换的过程反映，任何一个物体向四周均匀发射的能量密度显然反比于以该物体为球心的球面积，而球面积大小与球半径平方成正比，也就完全明白了作用力大小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共同原因。牛顿仅仅是研究出进行精确计算的数学公式，而且是在过了16年，牛顿获悉皮卡德（picard）完成的新的大地测量结果后才能再次继续研究所进行的计算。在确认计算结果满意后，1686年，牛顿才正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众。直到牛顿去世，也没能对笛卡尔指出的“超距作用”给予解决，在物理概念上并没有比罗贝瓦尔有新的发展。牛顿第一定律其实是伽利略先发现，但伽利略还只是把惯性定律应用到地球水平面上，牛顿则把惯性定律应用到天体运动上，并用万有引力定律对星球之间发生的小质量星球绕大质量星球转动的运动方向改变原因作出了解释。牛顿的主要贡献是研究出系统化的数学计算方法，他和莱布尼兹分别发明出微积分，奠定了高等数学的分析基础。牛顿对参照系的正确运用，还是处于理论上说一套，实际应用又是按照实验经验作为依据。正是因为牛顿建立的力学理论存在尚未完善的原理性缺陷，才被爱因斯坦钻到空子,详细讲解请参阅《21世纪的牛顿力学》。
走在科学研究道路上进行探索的人，只关注事实真相，不会强行去同谁过不去。爱因斯坦的确为现代科学的发展立过功，不会因为他制造了诸多的奇谈怪论而否定他作出的贡献。正如牛顿也曾陷入到神学领域难以自拔，并且对后辈数学家取得成功设置障碍遭到批评，但人们依然承认他对现代自然科学作出的卓越贡献。中国人应该准确地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全能大师，任何一项科学成就必定都是经历了人们前赴后继的探索才取得。爱因斯坦能在光电方程上获得大奖，乃是由于已经历了人们前赴后继的探索，他才碰运气式的取得成功。当爱因斯坦违背这个原则，试图以制造莫须有的玄虚理论获得成功，就只能枉费心机。特别要澄清的是，爱因斯坦与英费尔得于1938年合作撰写的一本介绍物理学发展过程的科普书籍《物理学的进化》，实质是在推销他提出的相对论。正是由于该书中大量鼓吹极其错误的思想，给几代中国人造成极其严重的误导。从我的上一代人到我这一代人，几乎人人都很熟悉爱因斯坦说过的名言“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句完全经不起推敲的片面之辞，误导了太多的中国人不是去想方设法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把只会提出问题当成最伟大的理论研究工作。于是，人们都争先恐后的去干务虚的只提问、不寻求解决办法的“议论＋呼吁”式研究工作，自然不能取得真正的成就。本可以获得的国际大奖也从身边溜掉，眼睁睁看着外国佬后来居上，将其摘取。这本充斥奇谈怪论的书《物理学的进化》，曾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在1962年至1979年间多次出版发行过中译本。后来又被湖南科技出版社再版印刷发行，并被国内十多位院士共同推荐为中学生课外必读参考书之一。为了更正思想，有必要特别对其中的典型“花路子” 奇谈怪论作必要的澄清。
首先翻到《物理学的进化》中译本（书号：13119•450）第66页，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伽利略提出了决定光速的问题，但是却没有解决它。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
在这段话中，爱因斯坦试图想要说明的意思就是“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请注意，在人们的潜意识理解中，“往往”等同于作出了肯定的判断。有了“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个论据，那些只会重复提出一大堆路人皆知的问题来进行一番议论呼吁的问题学专家，似乎就有理由把自己低水平的高谈阔论当成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工作。其实，在“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并不存在谁比谁更重要的逻辑关系。固然有时候“提出问题”会显得比“解决问题”重要，但有时候“解决问题”也会显得比“提出问题”更重要。特别是，“提出问题”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自然界大量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它还没有被人们发现提出来之前就已经被预先解决掉了。实际上，如果自然界中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要先被人们发现并提出来之后才能被解决掉的话，人们就建立不出具有预见性的科学理论。爱因斯坦发表的这段话，本意只想说明伽利略虽然没有完成光速的测定工作，但他提出决定光速测定的研究课题乃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仅此而已，但爱因斯坦却在后面画蛇添足的加上了“也许……”等等补充内容，把原本尚有商榷余地的见解演变成了极其片面的结论。
这是偶然的疏忽，还是爱因斯坦喜好作出这种片面结论？当人们翻到《进化》一书第53页，真相就开始大白了。爱因斯坦在该页中这样写道：
科学没有永恒的理论，一个理论所预言的论据常常被实验所推翻。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的逐渐发展和成功的时期，经过这个时间以后，它就很快地衰落。
按照这种见解，“运动不灭”这个早在经典物理学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所认识的基本自然规律，似乎早就应该衰落成为历史垃圾堆中的“破烂货”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人类消亡后的将来，“运动不灭”永远是自然世界中一个不曾改变的最基本的物质运动规律。爱因斯坦不仅对此视而不见，他还给自己随意改编经典物理学编造了一个需要贴上“强盗逻辑”标签，才可以强迫让人们接受的理论优选原则。请看《进化》一书第173页，其中写道：
即使我们不能提出另外的观察来支持新理论，即使它的解释和旧理论的解释其优越性不相上下，因而可以在两种理论中随便选择一种，我们也应该选择新的。
实际，外国佬也同样是普通人，他们中的大部份人也只会照本宣科，难得出现一个敢于胡思乱想的爱因斯坦。当爱因斯坦以误打瞎凑方式碰上一只“死老鼠”，获得了著名的偌贝尔大奖后，大批与爱因斯坦同属于二流水平的人士自然会对他另眼相看，纷纷效仿。毕竟最后是以成败论英雄，整到大奖就是“天才”。英国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霍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试图沿着爱因斯坦开创的幻想道路，通过误打瞎凑方式碰上另一只“死老鼠”，但没有如愿以偿，反而出尽笑话。就数学方面的造诣来说，我远不及他，但国内大把有数学造诣不亚于霍金的数学教授。不要以为数学是神奇到中国人都达不到与国外著名教授比肩的了得东西，中国在基础工业、应用科学方面整体落后于国外先进国家，但像数学这样的仅靠人体即可掌握的“智力游戏”，中国人还未落后。例如，与偌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是同学或校友的李新州教授，在数学上的造诣不会亚于李政道或杨振林，即便李政道和杨振林曾获得过偌贝尔大奖，也只是在物理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具有独到之处，并非在其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高手。杨振林获得偌贝尔大奖后，曾以讲授爱氏相对论为业10多年，他同样解决不了爱因斯坦搞不定的问题。
中国人应该认识清楚，偌贝尔大奖并不是体育竞技场上的冠军获奖，各个国家派出选手进行一番比试较量后，总会产生冠军。偌贝尔大奖是授予具有开创性发现的作出贡献者，而不是授予学术竞技比赛冠军。换句话说，偌贝尔大奖获得者并非必须是超出所有同行研究者学术水平的巨星或大师，而是能及时捕捉到创新发现的勤奋者。爱因斯坦就是这样一个二流学术水平的勤奋者，他是怎样获得偌贝尔大奖的呢？许多人都已经从爱因斯坦的生评介绍中得知。爱因斯坦并不是因提出相对论而获奖，他是根据普朗克提出的量子公式，进一步将其应用到光学领域，给出光电方程而获得偌贝尔大奖。
人们先看一下爱因斯坦给出的光电方程：Ekin＝hν－W，它其实就是能量守衡定律在光电效应上的直接应用，其中的hν是光子具有的能量。然后再看看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为了推导出辐射强度作为波长和温度函数的理论表达式时所作出的一个背离经典物理学的假定：一个自然频率为v的振子只能够取得或释放成包的能量，每包的大小为E＝hν，这里的h是一个自然界的新的基本常数。它就是现在量子物理学中的普朗克常数。当普朗克已经明确地给出自然频率为v的振子所具有的能量为hν时，当这个“振子”具体指的是光子时，根据能量守衡定律和普朗克给出的振子能量表达式，还写不出正确的光电方程就太说不过去了。问题出在普朗克刚提出量子假定时，整个学术届人士都几乎没作出反应，表现冷淡。而正在专利局当小职员的爱因斯坦看到普朗克发表的论文便立即予以了回应，并将其应该到对光电效应中按照经典物理不能作出解释的实验现象上，经密立根进一步做实验核实完全正确，10年后与密立根等3位科学家一道获得该项目研究的偌贝尔奖。
爱因斯坦作出的贡献主要是迅速提供了崭新的光量子思想，即便没有他先给出正确的光电方程，也会在稍晚时间被别人给出同样的光电方程。但由于爱因斯坦及时作出反应，使量子理论较快的被人们接受。密立根起初并不接受爱因斯坦给出的光电方程，而是想做出实验推翻它，但实验结果证实该光电方程正确，从而使普朗克首先提出的量子假说得到更加确信无疑的证实。1920年，普朗克因提出量子假说获得了偌贝尔奖。普朗克不但没有在以后去争夺在光电效应项目中自己也应该有份的偌贝尔奖，而是极力把爱因斯坦推荐为该奖项的主角。爱因斯坦于1922年获得了偌贝尔奖。基于爱因斯坦在普朗克遭到冷遇时给予的支持，普朗克也对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给予了最大支持并参与共同研究。也正是在得到普朗克的关照下，爱因斯坦才从专利局里的小职员进入到大学担任编外讲师。通过“谬误重复一千遍即能变成真理”的方式反复巡回演讲，将魔幻般的狭义相对论硬塞进科学理论之中。
被称之为现代量子力学之父的普朗克，学术水平自然非爱因斯坦所能相比，但也会发生严重失误，将爱因斯坦引见到不适当的科学殿堂权威位置之上并不足为怪。普朗克正式提出量子假说，也是借用了玻耳兹曼已经使用的没有宣称为量子假说的几率统计计算方式，并非完全是出自普朗克一个人的心苗所发现。《西游纪》里的如来佛祖能够从心苗所发创造出“紧箍咒”，乃是幼稚思想的幻想作品。它误导了中国人，普遍以为科学技术的发现，也会像如来佛祖那样从心苗所发创造出来。
实际上，在量子物理学的产生过程中，有大量基础工作要经过人们前赴后继的研究探索才能完成。以普朗克研究黑体辐射推导辐射强度作为波长和温度函数的理论表达式这项工作来说，首先要绘制出根据实验测量得到的黑体辐射每单位面积每单位波长间隔上发射的功率曲线。当人们获得实验数据后，要绘制出这些曲线很简单，中学生都已经学会怎样画坐标曲线。真正的困难是怎样去做成功测量实验。大学教科书上不会把实验中的每一个具体难点都介绍出来，只是简单的讲解了积分球的接受原理。其实，更难办的事情是怎样将波长连续分布的红外线分离开。连续光谱的可见光，可以通过三角形棱镜或光栅实现分离，从观看到的不同颜色取出波长在一定范围内的近似单色光。从而对制造出来的带通滤色镜特性进行相对比较检测，确定滤色镜只允许那个波长范围的光线能够通过。有了已经知道带通范围的滤色镜及其对所通过光线的衰减率，只要将它安放在被检测光路上，就能够对允许通过的波长范围的光线强度进行测量，接受装置当然也要使用积分球原理的光电转换探测器。但对于波长很长的红外线，不能通过对不同红外线的“颜色”观察来辨别出不同波长。原理上可以像对待可见光那样来进行同样的处理，但实现起来相差甚远。必须建立起不同波长的标准单色红外线产生装置，才能对制造的透射或反射式带通红外线滤色镜预先进行检测，给出带通波长范围和相应的衰减率。进一步完成对黑体辐射每单位面积每单位波长间隔上发射功率的测量实验。若没有前人和别人已经做好这些研究工作，制造出必要的检测装置，普朗克个人再是奇才，也同样无能为力。现代实验物理学理论需要与实验条件同步发展，制约了仅是呆在图书馆里人们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人以为理论物理研究者只要提出一个个假设，推导出相应的数学公式就能取得成果。说实话，谁不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外国佬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实验成果，凭什么要先提供给中国的理论物理研究者参考？所以要明白，比尔盖次并非是多么了得的天才，他所处的环境优势造就了他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而把他并不是超人的才干展现出来。
再来看看17世纪的科学发展状况。由于中国人没有参与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现代自然科学建立过程，对经历了300年时间才一点点进化出来的现代自然科学普遍存在从仰慕到将其庸俗化的方式进行理解消化。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把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落到地面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当成教育学生开动脑子的范例，它其实是国外某些好事者编造的故事。事实上，人们对万有引力的研究早在牛顿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几百年。最早正式提出万有引力概念的人是罗贝瓦尔（Roberval）, 罗贝瓦尔在1643年出版的著作中断言：“某种性质或附带性质内在于充满包括在天体之间的空间的所有流体物质，内在于它们的每一部分；通过这一性质的力，这种物质结合为单一的、连续的物体，它的各部分由于持续的努力彼此相向运动并且相互吸引，直到达到密切粘合的、除了用强力以外无法分离的程度。”梅森（Mersenne）神父曾把罗贝瓦尔的著作提供给笛卡尔，笛卡尔在1646年4月20日作出表态，指出存在不能接受的“超距作用”。直到如今，虽然人们引入了“引力子”概念，也仍然没有从实验上获得已经宁人满意的证据。牛顿在1666年通过研究匀速圆周运动，发现匀速圆周运动定律，也即找到离心力或向心力的数学计算公式，从而对万有引力给出了准确的数学计算公式。也就是作用力与距离平反成反比的关系。具有与此同样数学关系的静电场、静磁场的吸引与排斥作用力，按照现代量子力学来解释，所有力现象都是物体间进行能量交换的过程反映，任何一个物体向四周均匀发射的能量密度显然反比于以该物体为球心的球面积，而球面积大小与球半径平方成正比，也就完全明白了作用力大小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共同原因。牛顿仅仅是研究出进行精确计算的数学公式，而且是在过了16年，牛顿获悉皮卡德（picard）完成的新的大地测量结果后才能再次继续研究所进行的计算。在确认计算结果满意后，1686年，牛顿才正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众。直到牛顿去世，也没能对笛卡尔指出的“超距作用”给予解决，在物理概念上并没有比罗贝瓦尔有新的发展。牛顿第一定律其实是伽利略先发现，但伽利略还只是把惯性定律应用到地球水平面上，牛顿则把惯性定律应用到天体运动上，并用万有引力定律对星球之间发生的小质量星球绕大质量星球转动的运动方向改变原因作出了解释。牛顿的主要贡献是研究出系统化的数学计算方法，他和莱布尼兹分别发明出微积分，奠定了高等数学的分析基础。牛顿对参照系的正确运用，还是处于理论上说一套，实际应用又是按照实验经验作为依据。正是因为牛顿建立的力学理论存在尚未完善的原理性缺陷，才被爱因斯坦钻到空子,详细讲解请参阅《21世纪的牛顿力学》。
走在科学研究道路上进行探索的人，只关注事实真相，不会强行去同谁过不去。爱因斯坦的确为现代科学的发展立过功，不会因为他制造了诸多的奇谈怪论而否定他作出的贡献。正如牛顿也曾陷入到神学领域难以自拔，并且对后辈数学家取得成功设置障碍遭到批评，但人们依然承认他对现代自然科学作出的卓越贡献。中国人应该准确地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全能大师，任何一项科学成就必定都是经历了人们前赴后继的探索才取得。爱因斯坦能在光电方程上获得大奖，乃是由于已经历了人们前赴后继的探索，他才碰运气式的取得成功。当爱因斯坦违背这个原则，试图以制造莫须有的玄虚理论获得成功，就只能枉费心机。特别要澄清的是，爱因斯坦与英费尔得于1938年合作撰写的一本介绍物理学发展过程的科普书籍《物理学的进化》，实质是在推销他提出的相对论。正是由于该书中大量鼓吹极其错误的思想，给几代中国人造成极其严重的误导。从我的上一代人到我这一代人，几乎人人都很熟悉爱因斯坦说过的名言“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句完全经不起推敲的片面之辞，误导了太多的中国人不是去想方设法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把只会提出问题当成最伟大的理论研究工作。于是，人们都争先恐后的去干务虚的只提问、不寻求解决办法的“议论＋呼吁”式研究工作，自然不能取得真正的成就。本可以获得的国际大奖也从身边溜掉，眼睁睁看着外国佬后来居上，将其摘取。这本充斥奇谈怪论的书《物理学的进化》，曾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在1962年至1979年间多次出版发行过中译本。后来又被湖南科技出版社再版印刷发行，并被国内十多位院士共同推荐为中学生课外必读参考书之一。为了更正思想，有必要特别对其中的典型“花路子” 奇谈怪论作必要的澄清。
首先翻到《物理学的进化》中译本（书号：13119•450）第66页，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伽利略提出了决定光速的问题，但是却没有解决它。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
在这段话中，爱因斯坦试图想要说明的意思就是“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请注意，在人们的潜意识理解中，“往往”等同于作出了肯定的判断。有了“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个论据，那些只会重复提出一大堆路人皆知的问题来进行一番议论呼吁的问题学专家，似乎就有理由把自己低水平的高谈阔论当成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工作。其实，在“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并不存在谁比谁更重要的逻辑关系。固然有时候“提出问题”会显得比“解决问题”重要，但有时候“解决问题”也会显得比“提出问题”更重要。特别是，“提出问题”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自然界大量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它还没有被人们发现提出来之前就已经被预先解决掉了。实际上，如果自然界中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要先被人们发现并提出来之后才能被解决掉的话，人们就建立不出具有预见性的科学理论。爱因斯坦发表的这段话，本意只想说明伽利略虽然没有完成光速的测定工作，但他提出决定光速测定的研究课题乃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仅此而已，但爱因斯坦却在后面画蛇添足的加上了“也许……”等等补充内容，把原本尚有商榷余地的见解演变成了极其片面的结论。
这是偶然的疏忽，还是爱因斯坦喜好作出这种片面结论？当人们翻到《进化》一书第53页，真相就开始大白了。爱因斯坦在该页中这样写道：
科学没有永恒的理论，一个理论所预言的论据常常被实验所推翻。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的逐渐发展和成功的时期，经过这个时间以后，它就很快地衰落。
按照这种见解，“运动不灭”这个早在经典物理学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所认识的基本自然规律，似乎早就应该衰落成为历史垃圾堆中的“破烂货”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人类消亡后的将来，“运动不灭”永远是自然世界中一个不曾改变的最基本的物质运动规律。爱因斯坦不仅对此视而不见，他还给自己随意改编经典物理学编造了一个需要贴上“强盗逻辑”标签，才可以强迫让人们接受的理论优选原则。请看《进化》一书第173页，其中写道：
即使我们不能提出另外的观察来支持新理论，即使它的解释和旧理论的解释其优越性不相上下，因而可以在两种理论中随便选择一种，我们也应该选择新的。
爱因斯坦先是将科学理论退化成为“流行歌曲”之类的东西，然后再用一相情愿的标准来验收自己所创作的新派理论学说。如此荒谬的指导思想，必然要把爱因斯坦创作的物理学引向“伪科学”的理论体系中。我们再从第110页往后看下去，就会发现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误解实在是太多。本来，人们研究自然世界，目的是要认识掌握自然世界本性的运动规律，为此人们可以使用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一切手段。但爱因斯坦不知道这个要点，居然把具体某个受到身体条件或外部限制的人对自然世界的局限认识，谬解成为可以完全同等对待的物理学说。为了给“狭义相对论”寻找到论据，爱因斯坦在该书第165页又捏造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实例：
我们且先来描写一个另外的世界，在那里面生存着二维的生物，而不是象我们的世界里那样生存着三维的生物。电影已经使我们习惯于感受演出于二维银幕上的二维生物。我们现在设想银幕上的这些影子（出场人物）是实际存在的，他们有思想的能力，他们能创造他们自己的科学，二维的银幕就是他们的几何空间。这些生物体不能具体的想象一个三维空间，正如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四维世界一样。他们能够折转一根直线；知道圆是什么，但是不能作一个球。我们的处境也类似。我们能够把线和面折转和弯曲过来，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折转或弯曲的三维空间。
我们把这个所谓的例子特别地抓出来，是因为已经有人经过“适当”的发展，把其中的“影子”二维生物改成了“身体非常扁”的二维生物，然后再摹仿爱因斯坦的分析思路，用引入虚数概念的复变数学运算式子推导论证出自然世界中确实存在着生活在第四度虚拟空间的“超极生物体”。生活在三维空间中的生物体，感觉不到生活在第四度虚拟空间的“超极生物体”，而生活在第四度虚拟空间的“超极生物体”却可以闯入三维空间给生活在三维空间中的生物制造出不可思议的怪事来。
显然，无论是爱因斯坦捏造的似是而非的实例，还是经后人发展过的数学类推论证，它们的内容都是违反客观事实的一派胡言。现代自然科学容不得半点伪造的证据。自然世界中不存在任何二维生物，“身体非常扁”的生物决不等于厚度为零的二维生物。把银幕上的影子当作二维生物来对待，只能表明爱因斯坦对物理学常识的理解还很肤浅。如果人们对这个结论还持有怀疑，请再看该书第131页至第132页，爱因斯坦关于对时间的理解是这样告诉大家的：
时间流逝的原始的、主观的感觉使我们能够排列出印象的次序来断定这件事发生得早些，那件事发生得迟些。但是要表示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为十秒钟，就需要一只钟。由于使用了一个钟，时间的概念就变成为客观的了。任何物理现象，只要它能够照原样重复任意次，都可以当作一个钟。
试问：能够照原样重复任意次是什么意思？自然界凭借着什么来保证某个物理现象能够照原样重复任意次？如何判断物理现象的重复是照原样进行的？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这个关系到建立在它基础上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否可靠的最基础的问题，只要用“照原样重复”这么一个尚待严格定义的随便一句话就可以给糊弄过去！解答不了这些提问，对物理学概念的理解达不到足够深的程度，爱因斯坦在他自己创作的狭义相对论中大量使用的理想钟就只是一个想当然的东西。
对理想钟的正确定义和怎样进行在现实中通过科学实验手段判断寻找出最理想的标准钟，请参阅《21世纪的牛顿力学》第一章第8节。
不了解内情的人，仅从著名位置上会误以为这本《物理学的进化》出自爱因斯坦之手，实际是学术水平比爱因斯坦更差的三流人物英费尔得所撰写。英费尔得根据自己从爱因斯坦那里“批发”来的知识，再加以自己的错误理解和发挥，制造出了十分明显的错误。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他把质量守衡与能量守衡混揉在一起编造出“质量与能量可以相互转化”的谬论，请看该书第145页，其中写道：
经典物理学介绍了两种物质：质与能。第一种有重量，而第二种是没有重量的。在经典物理学中我们有两个守恒定律：一个是对于质的，另一个是对于能的。我们已经问过。现代物理学是否还保持着两种物质和两个守恒定律的观点。答案是：否。根据相对论，在质与能之间没有重要的区别。能具有质量而质量代表着能量。现在只用一个守恒定律。即质量-能量守恒定律，而不再用两个守恒定律了。……
而在爱因斯坦自己所发表的狭义相对论奠基性论文之中，即便存在很多的错误，也没将质量与能量混为一谈。爱因斯坦在该篇论文中明确说明：有多少质量的物质，就会有相应的能量与之对应。
为了纠正上述误导宣传，在大学物理教科书中特别指出：
质量和能量都是物质的重要属性，质量可以通过物体的惯性和万有引力现象而显现出来，能量则通过物质系统状态变化时对外作功、传递热量等形式而显现出来。质能关系式揭示了质量和能量是不可分割的，这个公式建立了这两个属性在量值上的关系，它表示具有一定质量的物体客体也必具有和这质量相当的能量。自从质能关系发现以后，有些物理学家错误地解释了这个公式的本质。他们把物质和质量混为一谈，把能量和物质分开，从而认为质量会转变为能量，也就表示物质会变成能量。结果是物质消灭了，流下来的只是转化着的能量。其实，这些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质量仅仅是物质的属性之一，决不能把物质和它们的属性等同起来；第二， 质量和能量在量值上的联系，决不等同于这两个量可以相互转变。事实上，在一切过程中，这两个量是分别守恒的，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是一条普遍规律，质量守恒定律也是一条普遍规律，并没有发生什么能量向质量转变或质量向能量转变的情况。（参阅程守珠、江之永主编的高校教材《普通物理学》1978年9月第三版第1册第253页）
实际上，质能关系是物质的本性，并非是人们发现了它之后，物质才开始具有这种关系。质能关系是人们在实践中对物质本性的认识发现，并不是根据某个公式推导出来的结果。
由于质量和能量都是物质固有的属性，质量通过物体的惯性和万有引力现象显现出来，能量通过物质系统状态变化时对外作功、传递热量等形式显现出来，具有一定质量的物体也必具有和这质量相当的能量。人们只需引入一个质能换算系数K，即可顺理成章的将任何一个物质具有的质量M和能量E表示成E＝KM。为了求解出质能换算系数K，人们需要做一些能导致质量M和能量E同步发生改变的单纯性实验。通过测量出dM与dE，计算出质能换算系数K＝dE/dM。
所谓的单纯性实验，是指在实验中同步发生改变的能量形式单一，可以准确的计量出来，同时质量的改变也应能毫无遗失的进行计量。把一个物体切成两块，当然能对同步发生改变的质量作出准确计量，但不能对同步发生改变的能量作出准确计量。将子弹射进沙袋中，子弹与沙袋的质量是可以准确计量，但能量形式变化复杂，无法通过它来求解出质能换算系数。最单纯的实验，显然是改变基本粒子的质量和能量。19世纪初，汤母孙（J.J.Thomson）、考夫曼（W.Kaufmann）等人通过改变电子的发射速度实验，已经根据实验数据绘制的质—能同步增长关系曲线，从近似的经验公式中发现不同运动速度下电子所具有的质量M和运动速度v之间存在着与v2/c2相关的数学关系。只要借助它将dM与dE的数学关系寻找出来，质能换算系数也就获得。1904年，哈孙隆耳（F.Hasenöhrl）通过实验证实质量增大与辐射能量成正比，并导出E∝MC2。同一年，洛伦兹根据电子的质量起源于电磁和电子运动时其大小沿速度方向发生收缩的假说，推导出电子质量随速度变化的关系式子M＝m/1－V2/C2 。但由于洛伦兹的所依据的分子收缩假说在理论上存在严重问题，人们没有把获得质速关系式子的功劳明确地记在洛伦兹的头上。此后，Rogers通过实验，进一步精确的测试得出，质能换算系数K的数值非常接近真空中的光速C的平方值。有了K≈ C2 ，才有E＝KM≈C2M 。再结合牛顿第二定律的微分公式
Fdt ＝ d(MV) = VdM + MdV，
以及
dE ＝ d(KM) ＝ KdM ，
dE ＝ F•ds＝ F•Vdt ＝ V•(Fdt) ；
便可得到
KdM ＝ F•ds ＝ V•( VdM + MdV ) ＝ V2dM + VMdV
因此有
(K-V2)dM ＝ VMdV 或 dM/M＝VdV/(K-V2)
对两边同时求定积分后经整理即可得到
M ＝ M0 K-V02 K-V2 ＝ M0 1-V02/K 1-V2/K
当V0 ＝0时，M0 ＝m , 故此可得到：
M ＝ m 1 1-V2/K ≈ m 1 1-V2/C2
注：公式显示有问题处，请看电子书《21世纪的牛顿力学》── 解开相对论之迷，下载地址是
http://ebook.softwarecollege.ca/?a=disp&id=10344
这就是物质基本粒子在不同运动速度之时对应具有的瞬态质量M与其在静止状态时的静质量m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由于M不可能无穷大，1―V2/K 必须大于0 ，所以V ＜C。它表明静质量不等于零的实物，最高运动速度必须小于光速。
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即把洛伦兹给出的质速关系M＝m/1－V2/C2 作为已知式子来推导出质能换算关系E＝MC2。且不说这已经犯了严重的循环论证错误，狭义相对论完全不适合对变速运动进行分析，又岂能把它运用到电子作加速运动的分析之中。
所以说，质速关系式是由质能关系和牛顿第二定律的微分公式推导出来，与相对论无关。注意，有人误以为在牛顿力学中，物体的质量永远不能改变，其实只是在质量改变太小可以忽略掉时才把物体质量当作常量处理。当物体的质量改变不可以忽略掉时，例如火箭发射后的速度就必须使用牛顿第二定律微分公式进行计算。把牛顿第二定律的微分公式当成相对论的研究成果属于严重误解。
但这个质能换算关系E＝MC2，却被中国的教育界人士错误的当成了爱因斯坦的标志。虽然我不想对爱因斯坦的人格做何评价，但不能不指出，爱因斯坦明知英费尔得在其所撰写的《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进行了完全错误的误导宣传，却不去作出纠正，反而只是把自己的大名签署在该书第一署名位置上，已经属于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和最典型的学术腐败。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的教育方式一直是只想把外国佬研究出来的科学知识简单地灌输给自己，并不想了解外国佬怎样探索出这些科学知识的真实来历。这导致了人们只知道往自己脑袋中灌输知识，却不知道怎样去探索知识，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即便在中国的名牌大学里从事理论物理教学研究的博士，几乎都没看过专业性的讲解物理学发展历史的权威著作。例如在中国科技大学从事物理教学的沈惠川，才看到由英费尔得撰写的蹩脚读物《物理学的进化》，就已经把它当成了不得的宝贝顶礼默拜，国内十几名院士竟联名把这本毫无价值的误导性读物强烈推荐给中学去学习。
在国外大学里，讲授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历史是很重要的教育组成部分。知晓物理学和数学的真实发展历史，并不是去死记何年何月某某人发现了什么东西，而是应明白人们是怎样发现东西。把历史也当成考究博学的知识来死记硬背，完全搞错了知晓历史的目的。
假若只简单了解物理学发展史，起码应该看普朗克的学生麦克斯•冯•劳厄编著的《物理学史》。尽管劳厄曾积极参与过研究爱氏相对论，分别在1911年和1921年撰写过介绍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专著，他已承认直到50年代自己才真正弄懂广义相对论。而此时，哥得尔已根据广义相对论研究出让爱因斯坦不得不承认错误的“新生儿自谋杀”宇宙模型。劳厄于1947年编著的《物理学史》中虽然其中也提到了相对论，但并未做夸大其词的解说，并且还阐述了普朗克对爱因斯坦发表的奠基性论文早就持有的个人异见。人们不能要求普朗克和他的学生已经把相对论中存在的错误都给予解决，物理学是在全体科研工作者共同合作努力下才能取得进步的实用科学。
作为理论物理研究者，必须看[法]皮埃尔•迪昂所著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书号：ISBN 7-5080-1674-2/B•102）。皮埃尔•迪昂在1906年所著的这本书，系统介绍了物理学的发展历史和使用的方式方法，是讲解物理学发展历史的权威论著。他也曾经是爱因斯坦学习过的权威著作，对爱因斯坦能够形成善于捕捉创新机会的思想起过很大影响。很可惜，皮埃尔•迪昂早在1906年就已经出版的这本正宗讲解从中世纪到20世纪初的物理学发展历史的权威著作，也是过了几乎将近1个世纪，才被翻译介绍给中国人看到。决大多数在大学从事理论物理教学研究的博士教授，都还没有学习过这本早在上个世纪解放前就应该引进来给中国人学习的书。
我们且先来描写一个另外的世界，在那里面生存着二维的生物，而不是象我们的世界里那样生存着三维的生物。电影已经使我们习惯于感受演出于二维银幕上的二维生物。我们现在设想银幕上的这些影子（出场人物）是实际存在的，他们有思想的能力，他们能创造他们自己的科学，二维的银幕就是他们的几何空间。这些生物体不能具体的想象一个三维空间，正如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四维世界一样。他们能够折转一根直线；知道圆是什么，但是不能作一个球。我们的处境也类似。我们能够把线和面折转和弯曲过来，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折转或弯曲的三维空间。
我们把这个所谓的例子特别地抓出来，是因为已经有人经过“适当”的发展，把其中的“影子”二维生物改成了“身体非常扁”的二维生物，然后再摹仿爱因斯坦的分析思路，用引入虚数概念的复变数学运算式子推导论证出自然世界中确实存在着生活在第四度虚拟空间的“超极生物体”。生活在三维空间中的生物体，感觉不到生活在第四度虚拟空间的“超极生物体”，而生活在第四度虚拟空间的“超极生物体”却可以闯入三维空间给生活在三维空间中的生物制造出不可思议的怪事来。
显然，无论是爱因斯坦捏造的似是而非的实例，还是经后人发展过的数学类推论证，它们的内容都是违反客观事实的一派胡言。现代自然科学容不得半点伪造的证据。自然世界中不存在任何二维生物，“身体非常扁”的生物决不等于厚度为零的二维生物。把银幕上的影子当作二维生物来对待，只能表明爱因斯坦对物理学常识的理解还很肤浅。如果人们对这个结论还持有怀疑，请再看该书第131页至第132页，爱因斯坦关于对时间的理解是这样告诉大家的：
时间流逝的原始的、主观的感觉使我们能够排列出印象的次序来断定这件事发生得早些，那件事发生得迟些。但是要表示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为十秒钟，就需要一只钟。由于使用了一个钟，时间的概念就变成为客观的了。任何物理现象，只要它能够照原样重复任意次，都可以当作一个钟。
试问：能够照原样重复任意次是什么意思？自然界凭借着什么来保证某个物理现象能够照原样重复任意次？如何判断物理现象的重复是照原样进行的？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这个关系到建立在它基础上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否可靠的最基础的问题，只要用“照原样重复”这么一个尚待严格定义的随便一句话就可以给糊弄过去！解答不了这些提问，对物理学概念的理解达不到足够深的程度，爱因斯坦在他自己创作的狭义相对论中大量使用的理想钟就只是一个想当然的东西。
对理想钟的正确定义和怎样进行在现实中通过科学实验手段判断寻找出最理想的标准钟，请参阅《21世纪的牛顿力学》第一章第8节。
不了解内情的人，仅从著名位置上会误以为这本《物理学的进化》出自爱因斯坦之手，实际是学术水平比爱因斯坦更差的三流人物英费尔得所撰写。英费尔得根据自己从爱因斯坦那里“批发”来的知识，再加以自己的错误理解和发挥，制造出了十分明显的错误。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他把质量守衡与能量守衡混揉在一起编造出“质量与能量可以相互转化”的谬论，请看该书第145页，其中写道：
经典物理学介绍了两种物质：质与能。第一种有重量，而第二种是没有重量的。在经典物理学中我们有两个守恒定律：一个是对于质的，另一个是对于能的。我们已经问过。现代物理学是否还保持着两种物质和两个守恒定律的观点。答案是：否。根据相对论，在质与能之间没有重要的区别。能具有质量而质量代表着能量。现在只用一个守恒定律。即质量-能量守恒定律，而不再用两个守恒定律了。……
而在爱因斯坦自己所发表的狭义相对论奠基性论文之中，即便存在很多的错误，也没将质量与能量混为一谈。爱因斯坦在该篇论文中明确说明：有多少质量的物质，就会有相应的能量与之对应。
为了纠正上述误导宣传，在大学物理教科书中特别指出：
质量和能量都是物质的重要属性，质量可以通过物体的惯性和万有引力现象而显现出来，能量则通过物质系统状态变化时对外作功、传递热量等形式而显现出来。质能关系式揭示了质量和能量是不可分割的，这个公式建立了这两个属性在量值上的关系，它表示具有一定质量的物体客体也必具有和这质量相当的能量。自从质能关系发现以后，有些物理学家错误地解释了这个公式的本质。他们把物质和质量混为一谈，把能量和物质分开，从而认为质量会转变为能量，也就表示物质会变成能量。结果是物质消灭了，流下来的只是转化着的能量。其实，这些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质量仅仅是物质的属性之一，决不能把物质和它们的属性等同起来；第二， 质量和能量在量值上的联系，决不等同于这两个量可以相互转变。事实上，在一切过程中，这两个量是分别守恒的，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是一条普遍规律，质量守恒定律也是一条普遍规律，并没有发生什么能量向质量转变或质量向能量转变的情况。（参阅程守珠、江之永主编的高校教材《普通物理学》1978年9月第三版第1册第253页）
实际上，质能关系是物质的本性，并非是人们发现了它之后，物质才开始具有这种关系。质能关系是人们在实践中对物质本性的认识发现，并不是根据某个公式推导出来的结果。
由于质量和能量都是物质固有的属性，质量通过物体的惯性和万有引力现象显现出来，能量通过物质系统状态变化时对外作功、传递热量等形式显现出来，具有一定质量的物体也必具有和这质量相当的能量。人们只需引入一个质能换算系数K，即可顺理成章的将任何一个物质具有的质量M和能量E表示成E＝KM。为了求解出质能换算系数K，人们需要做一些能导致质量M和能量E同步发生改变的单纯性实验。通过测量出dM与dE，计算出质能换算系数K＝dE/dM。
所谓的单纯性实验，是指在实验中同步发生改变的能量形式单一，可以准确的计量出来，同时质量的改变也应能毫无遗失的进行计量。把一个物体切成两块，当然能对同步发生改变的质量作出准确计量，但不能对同步发生改变的能量作出准确计量。将子弹射进沙袋中，子弹与沙袋的质量是可以准确计量，但能量形式变化复杂，无法通过它来求解出质能换算系数。最单纯的实验，显然是改变基本粒子的质量和能量。19世纪初，汤母孙（J.J.Thomson）、考夫曼（W.Kaufmann）等人通过改变电子的发射速度实验，已经根据实验数据绘制的质—能同步增长关系曲线，从近似的经验公式中发现不同运动速度下电子所具有的质量M和运动速度v之间存在着与v2/c2相关的数学关系。只要借助它将dM与dE的数学关系寻找出来，质能换算系数也就获得。1904年，哈孙隆耳（F.Hasenöhrl）通过实验证实质量增大与辐射能量成正比，并导出E∝MC2。同一年，洛伦兹根据电子的质量起源于电磁和电子运动时其大小沿速度方向发生收缩的假说，推导出电子质量随速度变化的关系式子M＝m/1－V2/C2 。但由于洛伦兹的所依据的分子收缩假说在理论上存在严重问题，人们没有把获得质速关系式子的功劳明确地记在洛伦兹的头上。此后，Rogers通过实验，进一步精确的测试得出，质能换算系数K的数值非常接近真空中的光速C的平方值。有了K≈ C2 ，才有E＝KM≈C2M 。再结合牛顿第二定律的微分公式
Fdt ＝ d(MV) = VdM + MdV，
以及
dE ＝ d(KM) ＝ KdM ，
dE ＝ F•ds＝ F•Vdt ＝ V•(Fdt) ；
便可得到
KdM ＝ F•ds ＝ V•( VdM + MdV ) ＝ V2dM + VMdV
因此有
(K-V2)dM ＝ VMdV 或 dM/M＝VdV/(K-V2)
对两边同时求定积分后经整理即可得到
M ＝ M0 K-V02 K-V2 ＝ M0 1-V02/K 1-V2/K
当V0 ＝0时，M0 ＝m , 故此可得到：
M ＝ m 1 1-V2/K ≈ m 1 1-V2/C2
注：公式显示有问题处，请看电子书《21世纪的牛顿力学》── 解开相对论之迷，下载地址是
http://ebook.softwarecollege.ca/?a=disp&id=10344
这就是物质基本粒子在不同运动速度之时对应具有的瞬态质量M与其在静止状态时的静质量m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由于M不可能无穷大，1―V2/K 必须大于0 ，所以V ＜C。它表明静质量不等于零的实物，最高运动速度必须小于光速。
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即把洛伦兹给出的质速关系M＝m/1－V2/C2 作为已知式子来推导出质能换算关系E＝MC2。且不说这已经犯了严重的循环论证错误，狭义相对论完全不适合对变速运动进行分析，又岂能把它运用到电子作加速运动的分析之中。
所以说，质速关系式是由质能关系和牛顿第二定律的微分公式推导出来，与相对论无关。注意，有人误以为在牛顿力学中，物体的质量永远不能改变，其实只是在质量改变太小可以忽略掉时才把物体质量当作常量处理。当物体的质量改变不可以忽略掉时，例如火箭发射后的速度就必须使用牛顿第二定律微分公式进行计算。把牛顿第二定律的微分公式当成相对论的研究成果属于严重误解。
但这个质能换算关系E＝MC2，却被中国的教育界人士错误的当成了爱因斯坦的标志。虽然我不想对爱因斯坦的人格做何评价，但不能不指出，爱因斯坦明知英费尔得在其所撰写的《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进行了完全错误的误导宣传，却不去作出纠正，反而只是把自己的大名签署在该书第一署名位置上，已经属于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和最典型的学术腐败。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的教育方式一直是只想把外国佬研究出来的科学知识简单地灌输给自己，并不想了解外国佬怎样探索出这些科学知识的真实来历。这导致了人们只知道往自己脑袋中灌输知识，却不知道怎样去探索知识，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即便在中国的名牌大学里从事理论物理教学研究的博士，几乎都没看过专业性的讲解物理学发展历史的权威著作。例如在中国科技大学从事物理教学的沈惠川，才看到由英费尔得撰写的蹩脚读物《物理学的进化》，就已经把它当成了不得的宝贝顶礼默拜，国内十几名院士竟联名把这本毫无价值的误导性读物强烈推荐给中学去学习。
在国外大学里，讲授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历史是很重要的教育组成部分。知晓物理学和数学的真实发展历史，并不是去死记何年何月某某人发现了什么东西，而是应明白人们是怎样发现东西。把历史也当成考究博学的知识来死记硬背，完全搞错了知晓历史的目的。
假若只简单了解物理学发展史，起码应该看普朗克的学生麦克斯•冯•劳厄编著的《物理学史》。尽管劳厄曾积极参与过研究爱氏相对论，分别在1911年和1921年撰写过介绍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专著，他已承认直到50年代自己才真正弄懂广义相对论。而此时，哥得尔已根据广义相对论研究出让爱因斯坦不得不承认错误的“新生儿自谋杀”宇宙模型。劳厄于1947年编著的《物理学史》中虽然其中也提到了相对论，但并未做夸大其词的解说，并且还阐述了普朗克对爱因斯坦发表的奠基性论文早就持有的个人异见。人们不能要求普朗克和他的学生已经把相对论中存在的错误都给予解决，物理学是在全体科研工作者共同合作努力下才能取得进步的实用科学。
作为理论物理研究者，必须看[法]皮埃尔•迪昂所著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书号：ISBN 7-5080-1674-2/B•102）。皮埃尔•迪昂在1906年所著的这本书，系统介绍了物理学的发展历史和使用的方式方法，是讲解物理学发展历史的权威论著。他也曾经是爱因斯坦学习过的权威著作，对爱因斯坦能够形成善于捕捉创新机会的思想起过很大影响。很可惜，皮埃尔•迪昂早在1906年就已经出版的这本正宗讲解从中世纪到20世纪初的物理学发展历史的权威著作，也是过了几乎将近1个世纪，才被翻译介绍给中国人看到。决大多数在大学从事理论物理教学研究的博士教授，都还没有学习过这本早在上个世纪解放前就应该引进来给中国人学习的书。
由于中国人整体对自然科学的认识理解落后先进国家50～100年时间，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已经成名的大部分人士，其实都是靠“水降船低”的自然条件成为权威人士。而且他们取得成功的标志就是最先将国外的教材翻译成国内的教科书，或第一个完成某个项目填补了国内以往的空白等等，并非是在学术水平上处于世界同行中的领先地位。在新光公司做过工艺科负责人的那位前一辈老专家，就是参与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光学计量仪器的工程师。在我刚分配到新光公司工作时，他经常组织分配来公司工作的大学生听他讲课。他最热衷于给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讲标准的理想平面如何制造出来。我在大学里就已经听专业课老师作过讲解，教材上也有介绍。但这位老专家一次又一次反复给其他大学生讲相同的内容。的确，许多大学缺少实践机会，毕业生不知道实际的标准平面如何制造出来，理科大学生更是停留在中学时代被灌输的理想平面概念上。以为水平面就是最接近理想状态的平面，而标准的理想平面没办法制造出来。这位老专家见我不卖帐，只听他讲了一次课就没再去听他传经送宝，十分恼怒，就一次又一次把他认为解决不了的困难项目安排给我去干，试图把我搞到不得不向他低头。直到这位老专家退休，也没找到那个项目把我难住，最后自己也气乐了，悄悄对其他人说我“这家伙是不是一个天才”。其实，并没有谁是天才，差别在于，我是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给出相应的处理方式。而他们几乎都是学徒式做法，从师傅那里学到一招，就只会那一招。特点是能把所管的产品中几乎每一个部件代号全部记住，甚至连主要的尺寸参数都能背诵下来，对生产同种产品的技术服务得心应手。一旦换别的新产品，马上适应不了，必须经过较长时间慢慢摸透，然后又把产品中几乎每一个部件代号和主要尺寸参数都背诵下来。我从不记部件代号，也从不去记具体部件的图纸参数。每次研究问题我都是现翻图纸作分析。随时可以“切换应用分析窗口”，同时对2个系列以上的产品进行分析处理。
之所以老一辈专家学者普遍是靠死记方式来做技术工作，原因也是在学校里完全以灌输的方式接受知识。90年，我同给我上过课的大学老师探讨为什么他教的其他学生不能进行知识自我更新问题，大学老师说自己以前当学生时也是被灌输接受的知识，自然也按照同样方式给学生灌输知识。每个新入学的学生就是一只“咸菜坛子”，老师负责把最新批发得来的“咸菜”往学生的“咸菜坛子”脑袋里面装，装满“咸菜”后就毕业。一旦在大学毕业时装满的“咸菜”被吃完，便成为与普通大众一样的“空坛子”。老师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咸菜”，又怎么教会学生自己做“咸菜”。能不断把最新批发的“咸菜” 装进新的“咸菜坛子”里，输送到社会给大家吃到就不错了。所以，查看国外现成专利，直接仿照国外研制出来的产品，就成为大学里教授给学生的主要设计方式。老一辈高才生所能炫耀的本事，自然也就是从他们自己的“咸菜坛子”脑袋里抓出适合人们口味的“咸菜”。平常只管装“咸菜”，到需要时只管从“坛子”里往外抓相应的“咸菜”，并不管之前抓出的“咸菜”与之后抓出的“咸菜”味道是否大相径庭。偶尔能有点零星的小打小闹发现，能比同龄人表现出色，就已经感觉十分良好。
以实例来说，那位比我大20岁的表兄曾给我讲述过他当年的辉煌故事。早在50年代，他就与当时的电子爱好者们用黑白显像管组装出电视机来玩。有位同学组装了一台使用5只电子管的收音机，由于中周使用过多，选择性太强，最后只能收到一个电台播音，被大家取笑为“5灯单台收音机”。他在大学毕业后发表的一篇很得意的论文，是将两节都能点闪电筒灯泡的电池串联起来点亮电筒灯泡，灯泡的亮度反而不如只用其中一节电池点亮灯泡时更亮。就在这位老兄向我讲述他的这个研究发现时，我还在读大学，没写过论文发表。根据我读小学二年级时就做过的大量实验经验，并未出现过他所研究出来的现象。为什么会有他那样的研究结果？经过分析，其实是他把实际情况作了简单的理想化处理。假定两节电池的内阻分别是灯泡负载电阻α倍与β倍，再假定两节电池的电动势都相同，根据全欧姆定律可推导出当α－β＞1时，将两节电池串联起来点亮灯泡，亮度将介于分别用其中一节电池点亮灯泡所产生的亮度，这是以通过灯泡的电流大小作出的评判。问题是α＞0、β＞0，当α不能大于1时，α－β只能小于1，在α＝1时电池内阻已经等于负载电阻值，单节电池提供给负载的电压降已经只有电动势的一半，电池实际的电动势也明显低于额定值，此种状况下它可能已经不能点亮灯泡了。实际经验是，只要两节电池都能把灯泡点亮，将两节电池串联起来点亮灯泡，亮度肯定比只用其中任何一节电池点亮灯泡所产生的亮度高。这位老兄犯了想当然的假定条件错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而他自己还经常把某位初中物理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时假定一个人的体重为50kg，鞋底面积只有2cm2，求出地面受到的压强为多少的理论脱离实际例子拿来取笑。他是学物理专业的理科生，做了20多年物理教学研究，却连美国工科大学50年代使用的普通物理教材都没有见识过。
再看介于文革前后时期普通水平的知识份子又是何种表现，已转移到美国任教的黄金愈曾在99年撰写了一本名为《素质教育在美国》的书。这本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介绍在美国是如何培养教育学生的书，提供了一些可作参照的事实证据。作者根据他自己的儿子在美国读书的成长经历，竟论证出要求中国取消高考制度的荒诞结论。黄金愈为什么会提出取消高考？并不是真正出于对美国社会的教育方式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而是以神秘仰视的乡巴佬进城眼光看待周围世界的认识水平来接受本不足为奇的普通事情。从书中详细情况来看，他那位儿子算是一个刻苦用工之人，能在700名同龄人中名列前7名，也就是百里挑一的学生，当属学习成绩优秀者，但并非像他以为的很了不得。之所以产生出过高的评价，其实是与黄金愈自己的水平档次处于3流状况有关。
这位黄金愈自述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刚读初中二年级，因父亲曾被划为右派，被送到农村插队三年，之后抽调至工厂当了七年工人。1977年10月，黄金愈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因所报志愿与自己的考试成绩差太远而落选。只好以未被正式录取的“走读生”方式，进入了在国内尚无知名度的广西民族学院插班当了一名77级的走读生，即自己解决食宿的编外学生。明明是通过熟人关系整进去的落选生，偏要假借自己是属于志愿填报不当，年纪大或出身不好等等原因才没有被录取，根据中央特发的“红头文件”允许各校录取这些心高气傲的落第秀才为77级走读生来抬高自己身价。能有关系整进去读大学也就罢了，还要说“到了大学一看，同学中要么是文革前读了老高中的那些人，要么是文革中读过高中的人。初中底子考上来的，据说，我们中学就我一个。我是代表整整一代人去读大学的。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年龄段未被包括在受恢复高考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内的原因。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很少有人能比我对高考的感情更深。”正是因为黄金愈自己连77级大学生入学高考都没通过，又不能再接再厉，通过正规渠道报考上78级大学生，才特别希望取消高考制度。
我二姐毕业于文革刚结束之时，下乡当了1年知青才报考上贵州省艺术学校国画专业，当时报名参加考试的就有2500人，只录取24名，她同时报考了师范学校，全都被录取。我二姐学画就完全是自学，自己在社会上找懂行的人指教，最后在100人中只招收1人的激烈竞争下被正式录取做了美术界专业工作人士。在当时大部份人都不好好学习的情况下，只要某个人自己肯学，就能成为相对抢手的人才。
黄金愈在文中说：“美国这种教学体制采用的就是华罗庚的‘优选法’。人造专业，专业选人。自然淘汰法则、生存竞争原则把衡量人才的标准以及调节旋钮交给人们自己，让人们在双向选择中不断地‘调焦’，直至找到各人智能的相对最佳点。”乍看起来挺能唬住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实际，黄金愈连华罗庚研究的优选法是怎么回事都没弄清楚。以“0.618黄金分割点”为发掘重点的优选法与黄金愈所议论的内容对象毫不相干。而且他所说的“人造专业，专业选人。……”这些见解，既不新鲜，也没有意义。在中国以前的国营企业里，大把的人浮于事现象就是人为制造了许多仅仅是为了安排“人才”的岗位。现在的大学里，根据部分老师的专长培养出大批对社会无用处之人，早已经是遭受人们抨击的事情。美国才2亿多人口，中国又有多少亿人口？就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只有5亿人口的时候，只要能干点事的人都能找到工作。不根据具体条件盲目照搬，三流水平的角色才会脑子如此简单。
本来，三流水平的见解不值得我批驳，但为了澄清事实，使人们走出误会，只好把黄金愈这位后来又转到美国去整到一张博士文凭，便以为自己有了唬弄中国人的资本，可以高谈阔论乱说，误导大众思想的人物做为一个典型来略作批驳。黄金愈在书中先举了一个似乎挺生动的例子，说他在国内作的学术报告会上询问过上千名中、小学校长和师范院校的教授、学生：“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允许用左手吃饭、左手干活、左手打球，甚至左手做一切事情，只有一样例外，就是不允许左手写字？作为中、小学校长，你们禁止学生用左手写字，作为师范院校的教授──研究教育理论的专家和师范院校的学生──未来的新一代老师，你们有没有想到过允许学生用左手写字的问题？为什么不允许学生用左手写字？理由是什么？据说用左手写字是大逆不道，为什么？请在座的各位回答我的问题！可以当场回答，也可以事后讨论，更欢迎把你们的想法写在字条上递上来……”每到这种场合，黄金愈都要停一会儿等待反馈，每次都可以感受到这个问题在相当一部分人中产生的震撼力！但每次都没有人当场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人递纸条上来谈这个问题，事后亦无人与他探讨这个问题。不但在国内左撇子不用左手写字。据黄金愈所知，在台湾也不允许用左手写字。实际上，根本不存在黄金愈所说的“不允许左手写字”事。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有个别同学是用左手写字，老师根本就没干涉过学生是左撇子做事方式。刚进小学时，老师可能会在起初劝左撇子试试改用右手写字，但决不会强迫必须用右手写字否则就赶出去。可能父母才会强制自己的孩子改用右手写字。这实在是少见多怪、不值一提，谁都不在意的事情，黄金愈却把大家谁都不在意的反应当成验证自己莫须有奇谈怪论得到证实。对从事老师职业的人，要求必须使用右手写字，属于职业上的需要。给绝大多数右撇子做教学示范，当然应该以适合大众模仿为标准要求。至于为什么主张用右手写字，那只是根据中国文字从左到右的排序习惯，让眼睛看到刚才已经写出的字，减少写漏和写重现象。就这么普通的道理，怎么会想不明白？黄金愈还是文科从事教育学研究的老师，能提出如此小儿科的问题质疑，他那张文凭中注入的水份相当可观。
黄金愈在书中尾部就“什么是教育之目的？目标和目的有什么不同？”这样小不拉丁的问题大做文章，当牛津大学教授回答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你说呢？”黄先生还以为别人弄不明白，而是在投石问路，想后发制人。实际上，目标和目的没有实质上的多大差别，不过是一个表达得明确细致，另一个则表达的较为模糊，究竟把谁做为明确细致的概念，把谁作为较为模糊的概念，确实是习惯和喜好上的事情。目标有长远和短期之分，目的也有长远和短期之分。即便按照中国人的语言习惯，目标是明确细致的概念，目的是模糊笼统的概念。任何一个模糊笼统的目的，也要由明确细致的内容来体现。最终的结果是，目标和目的其实都不必划分得那么清楚。越吹毛求疵，自己就越陷入理不清的状况之中。语言只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达让对方理解，自己也理解了别人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就行。三脚猫水平的人就经常会在诸如此类小问题上想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惊人”见解。
黄金愈在书中讲述的核心内容是“创造性能不能教？”按照黄先生的理解：“所谓‘创’就是打破常规，所谓‘造’就是在打破常规的基础上产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包括方法、理论、产品、事物等。也就是说，创造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不打破常规，无所谓‘创’；不‘造’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只能是天花乱坠的想入非非。”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创造是指“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而黄金愈认为这个定义没有把“创”和“造” 两部分有机地联在一起。并举例说：“比如‘想出新方法’来解决了数学难题，这无疑是创造。但如果只想出新方法，而这个新方法并不能解决任何数学难题，这算不算创造？这恐怕是只创不造。‘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的说法也界定不清。显然，用旧的方法往往也能‘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这不能算创造！”
实际上，黄金愈的理解首先是语文没学好，更大的错误是完全错误理解了“创造”的准确意义。何为新方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法，根本不算是可以承认的方法，所以，《现代汉语词典》中所说的“新方法”必须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任何“新理论”，也必须具有某种使用价值才会被承认。竟然连这样起码的常识都纠缠不清，反以为别人都是傻爪。特别是黄金愈提出“用旧的方法往往也能‘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这不能算创造”的糕论，可算得上是三流水平的衡量标志。在尚处于二、三流水平状况的人们思想中，“创造”就是标新立异取得的成果，并不知道一切科学成就都是在人们已有认识下，经过无数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才一步一步向更为正确的目标靠近。
当然，二、三流水平的人也接受过被称之为“大道理”的知识教育，但他们并未真的理解了这些大道理。记得我还在读大学时，我弟弟就在写给我的信中说：他要么不弄，要弄就要弄出与所有人都不一样的新理论。我马上告诉他：许多人为了证明自己聪明了得，总想要创作出一个与其他人都不相同的理论来。从表面看上去，这些人似手很有远大志向，但实际呢，他们不过是在自己欺哄自己而已。要知道，科学理论是在人们的前仆后继之中经过一点一点的探索修正才取得的成功。如果谁要把与众不同作为理论创作的目标，那他就只能在别人已经作出正确解释的地方，再去炮制一个错误的理论出来。把与自尊无关的研讨对象转移成自尊上的较量是人们最普遍犯的错误。本来是一个很容易澄清楚的事情，一旦被转移成自尊较量，人们为了顾全各方面的虚荣自尊面子，只好让它悬而不决下去。所以，能够将虚荣自尊面子与所探讨的问题分解开对待，在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证过程中达到忘我境界，是每一个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创造性是人类潜在的技能，而技能都要由人体的大脑思维与身体行为结合起来才能体现。只灌输别人取得成果的经验和相关理论知识，并不去进行实践，那就如同在床上学游泳，封住嘴巴学说话，不可能真正掌握好这些日常技能。所以，教并不只限于老师在讲台上照本宣科，解释书本上的知识，还包括让被教之人去进行真枪实弹的演练。有人善长讲授书本知识，有人擅长作实践示范的身传言教。必须把两方面同时兼顾起来，教与学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这又是那些不愿意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总以为自己投机取巧走捷径更高明的人已经知道却又并未真正理解的大道理。像这些存在于生活之中的常识道理，中国人并非不知不晓。中国的落后并不像以往所宣传的那样只是近几百年中才发生的事情，但也不是已经有着二千几百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连起码的身传言教，只有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的初浅道理都没有认识明白。急功近利与总想以简单方式就把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解决，结果欲速而不达，才是导致中国人在最近半个世纪中走冤枉弯路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解放后的近代发展历史介绍中，我们也已经知道上一辈人是怎样急于把国家建设强大而采用了诸多试图违背自然规律的盲目行动。中国在营造出大生产、大跃进这些求速发展的社会环境气氛下，取得了“两弹一星”那样的成果。中国人必须客观对待自己的前辈在20世纪为摆脱殖民统治所采用的一些迫不得已做法。抗日战争若没有美国与苏联的支持，中国将一直成为小日本帝国的殖民地，甚至被日本人替换掉大部份中国人。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仍然面临随时可能被美、苏列强入侵的危机。虽然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可以扬眉吐气的成功，却也是多次面临核威胁，从威险中度过难关。中国人是以血肉之躯同美国人的现代化武器抗衡，付出的生命代价非常具大，老一代开国元勋心如明镜。在中国还没有具备能够与世界列强抗衡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之时，只能靠“人海战术”才能立于不灭之地。
别以为老一代开国元勋都不懂人口多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马尔沙斯的人口理论并非只有马寅初知晓。我们的毛老人家没有生下一大群孩子，周恩来总理甚至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他们若真有着儿女越多越幸福的思想，自己想要生下一大群孩子毫无困难。真正导致中国最高领导层达成共识，号召多生人口的原因，就是为了确保国家在遭受美、苏列强侵犯，经过最初的巨大损失，死掉一半人口的情况下，还能有着足够的人口基数能继续反抗到获得胜利。这显然是很无可奈的笨办法，却又不能在当时把所有事实真相告诉人们，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借口进行宣传。马寅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不合适宜的历史背景下反对政府决策，自然是要被封口关押。至于用什么理由关押，都已经是次要问题。
而中国旧代知识份子普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夸夸奇谈者，最擅长的就是放“马后炮”式的先见之明，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搪塞之辞。需要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改造，才是文化大革命得以施行的社会背景原因。毛老人家与刘少奇之间发生冲突，是认识观念不同和都要受自然人体活动规律制约导致的斗争。毛老人家不是神，他没有摆脱封建帝王的独裁思想影响，没有从个人虚荣心自尊面子上解脱出来，但他老人家地地确确想把中国建设强大。同样，刘少奇也不是神，他既想把中国建设强大，同时也会做出让其他人感觉自尊面子受到严重刺激的事情。毛老人家借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去除了自己不喜欢的人，到毛老人家自己控制不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乃是中国整个一代人的问题，不可能未经认识彻底就自动跳越过去。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们，应该知道很多很多人是在借政治运动搞掉自己不喜欢或与自己有利益竞争的人，与文化大革命改造思想的宗旨完全是两码事。
之所以老一辈专家学者普遍是靠死记方式来做技术工作，原因也是在学校里完全以灌输的方式接受知识。90年，我同给我上过课的大学老师探讨为什么他教的其他学生不能进行知识自我更新问题，大学老师说自己以前当学生时也是被灌输接受的知识，自然也按照同样方式给学生灌输知识。每个新入学的学生就是一只“咸菜坛子”，老师负责把最新批发得来的“咸菜”往学生的“咸菜坛子”脑袋里面装，装满“咸菜”后就毕业。一旦在大学毕业时装满的“咸菜”被吃完，便成为与普通大众一样的“空坛子”。老师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咸菜”，又怎么教会学生自己做“咸菜”。能不断把最新批发的“咸菜” 装进新的“咸菜坛子”里，输送到社会给大家吃到就不错了。所以，查看国外现成专利，直接仿照国外研制出来的产品，就成为大学里教授给学生的主要设计方式。老一辈高才生所能炫耀的本事，自然也就是从他们自己的“咸菜坛子”脑袋里抓出适合人们口味的“咸菜”。平常只管装“咸菜”，到需要时只管从“坛子”里往外抓相应的“咸菜”，并不管之前抓出的“咸菜”与之后抓出的“咸菜”味道是否大相径庭。偶尔能有点零星的小打小闹发现，能比同龄人表现出色，就已经感觉十分良好。
以实例来说，那位比我大20岁的表兄曾给我讲述过他当年的辉煌故事。早在50年代，他就与当时的电子爱好者们用黑白显像管组装出电视机来玩。有位同学组装了一台使用5只电子管的收音机，由于中周使用过多，选择性太强，最后只能收到一个电台播音，被大家取笑为“5灯单台收音机”。他在大学毕业后发表的一篇很得意的论文，是将两节都能点闪电筒灯泡的电池串联起来点亮电筒灯泡，灯泡的亮度反而不如只用其中一节电池点亮灯泡时更亮。就在这位老兄向我讲述他的这个研究发现时，我还在读大学，没写过论文发表。根据我读小学二年级时就做过的大量实验经验，并未出现过他所研究出来的现象。为什么会有他那样的研究结果？经过分析，其实是他把实际情况作了简单的理想化处理。假定两节电池的内阻分别是灯泡负载电阻α倍与β倍，再假定两节电池的电动势都相同，根据全欧姆定律可推导出当α－β＞1时，将两节电池串联起来点亮灯泡，亮度将介于分别用其中一节电池点亮灯泡所产生的亮度，这是以通过灯泡的电流大小作出的评判。问题是α＞0、β＞0，当α不能大于1时，α－β只能小于1，在α＝1时电池内阻已经等于负载电阻值，单节电池提供给负载的电压降已经只有电动势的一半，电池实际的电动势也明显低于额定值，此种状况下它可能已经不能点亮灯泡了。实际经验是，只要两节电池都能把灯泡点亮，将两节电池串联起来点亮灯泡，亮度肯定比只用其中任何一节电池点亮灯泡所产生的亮度高。这位老兄犯了想当然的假定条件错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而他自己还经常把某位初中物理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时假定一个人的体重为50kg，鞋底面积只有2cm2，求出地面受到的压强为多少的理论脱离实际例子拿来取笑。他是学物理专业的理科生，做了20多年物理教学研究，却连美国工科大学50年代使用的普通物理教材都没有见识过。
再看介于文革前后时期普通水平的知识份子又是何种表现，已转移到美国任教的黄金愈曾在99年撰写了一本名为《素质教育在美国》的书。这本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介绍在美国是如何培养教育学生的书，提供了一些可作参照的事实证据。作者根据他自己的儿子在美国读书的成长经历，竟论证出要求中国取消高考制度的荒诞结论。黄金愈为什么会提出取消高考？并不是真正出于对美国社会的教育方式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而是以神秘仰视的乡巴佬进城眼光看待周围世界的认识水平来接受本不足为奇的普通事情。从书中详细情况来看，他那位儿子算是一个刻苦用工之人，能在700名同龄人中名列前7名，也就是百里挑一的学生，当属学习成绩优秀者，但并非像他以为的很了不得。之所以产生出过高的评价，其实是与黄金愈自己的水平档次处于3流状况有关。
这位黄金愈自述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刚读初中二年级，因父亲曾被划为右派，被送到农村插队三年，之后抽调至工厂当了七年工人。1977年10月，黄金愈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因所报志愿与自己的考试成绩差太远而落选。只好以未被正式录取的“走读生”方式，进入了在国内尚无知名度的广西民族学院插班当了一名77级的走读生，即自己解决食宿的编外学生。明明是通过熟人关系整进去的落选生，偏要假借自己是属于志愿填报不当，年纪大或出身不好等等原因才没有被录取，根据中央特发的“红头文件”允许各校录取这些心高气傲的落第秀才为77级走读生来抬高自己身价。能有关系整进去读大学也就罢了，还要说“到了大学一看，同学中要么是文革前读了老高中的那些人，要么是文革中读过高中的人。初中底子考上来的，据说，我们中学就我一个。我是代表整整一代人去读大学的。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年龄段未被包括在受恢复高考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内的原因。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很少有人能比我对高考的感情更深。”正是因为黄金愈自己连77级大学生入学高考都没通过，又不能再接再厉，通过正规渠道报考上78级大学生，才特别希望取消高考制度。
我二姐毕业于文革刚结束之时，下乡当了1年知青才报考上贵州省艺术学校国画专业，当时报名参加考试的就有2500人，只录取24名，她同时报考了师范学校，全都被录取。我二姐学画就完全是自学，自己在社会上找懂行的人指教，最后在100人中只招收1人的激烈竞争下被正式录取做了美术界专业工作人士。在当时大部份人都不好好学习的情况下，只要某个人自己肯学，就能成为相对抢手的人才。
黄金愈在文中说：“美国这种教学体制采用的就是华罗庚的‘优选法’。人造专业，专业选人。自然淘汰法则、生存竞争原则把衡量人才的标准以及调节旋钮交给人们自己，让人们在双向选择中不断地‘调焦’，直至找到各人智能的相对最佳点。”乍看起来挺能唬住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实际，黄金愈连华罗庚研究的优选法是怎么回事都没弄清楚。以“0.618黄金分割点”为发掘重点的优选法与黄金愈所议论的内容对象毫不相干。而且他所说的“人造专业，专业选人。……”这些见解，既不新鲜，也没有意义。在中国以前的国营企业里，大把的人浮于事现象就是人为制造了许多仅仅是为了安排“人才”的岗位。现在的大学里，根据部分老师的专长培养出大批对社会无用处之人，早已经是遭受人们抨击的事情。美国才2亿多人口，中国又有多少亿人口？就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只有5亿人口的时候，只要能干点事的人都能找到工作。不根据具体条件盲目照搬，三流水平的角色才会脑子如此简单。
本来，三流水平的见解不值得我批驳，但为了澄清事实，使人们走出误会，只好把黄金愈这位后来又转到美国去整到一张博士文凭，便以为自己有了唬弄中国人的资本，可以高谈阔论乱说，误导大众思想的人物做为一个典型来略作批驳。黄金愈在书中先举了一个似乎挺生动的例子，说他在国内作的学术报告会上询问过上千名中、小学校长和师范院校的教授、学生：“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允许用左手吃饭、左手干活、左手打球，甚至左手做一切事情，只有一样例外，就是不允许左手写字？作为中、小学校长，你们禁止学生用左手写字，作为师范院校的教授──研究教育理论的专家和师范院校的学生──未来的新一代老师，你们有没有想到过允许学生用左手写字的问题？为什么不允许学生用左手写字？理由是什么？据说用左手写字是大逆不道，为什么？请在座的各位回答我的问题！可以当场回答，也可以事后讨论，更欢迎把你们的想法写在字条上递上来……”每到这种场合，黄金愈都要停一会儿等待反馈，每次都可以感受到这个问题在相当一部分人中产生的震撼力！但每次都没有人当场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人递纸条上来谈这个问题，事后亦无人与他探讨这个问题。不但在国内左撇子不用左手写字。据黄金愈所知，在台湾也不允许用左手写字。实际上，根本不存在黄金愈所说的“不允许左手写字”事。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有个别同学是用左手写字，老师根本就没干涉过学生是左撇子做事方式。刚进小学时，老师可能会在起初劝左撇子试试改用右手写字，但决不会强迫必须用右手写字否则就赶出去。可能父母才会强制自己的孩子改用右手写字。这实在是少见多怪、不值一提，谁都不在意的事情，黄金愈却把大家谁都不在意的反应当成验证自己莫须有奇谈怪论得到证实。对从事老师职业的人，要求必须使用右手写字，属于职业上的需要。给绝大多数右撇子做教学示范，当然应该以适合大众模仿为标准要求。至于为什么主张用右手写字，那只是根据中国文字从左到右的排序习惯，让眼睛看到刚才已经写出的字，减少写漏和写重现象。就这么普通的道理，怎么会想不明白？黄金愈还是文科从事教育学研究的老师，能提出如此小儿科的问题质疑，他那张文凭中注入的水份相当可观。
黄金愈在书中尾部就“什么是教育之目的？目标和目的有什么不同？”这样小不拉丁的问题大做文章，当牛津大学教授回答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你说呢？”黄先生还以为别人弄不明白，而是在投石问路，想后发制人。实际上，目标和目的没有实质上的多大差别，不过是一个表达得明确细致，另一个则表达的较为模糊，究竟把谁做为明确细致的概念，把谁作为较为模糊的概念，确实是习惯和喜好上的事情。目标有长远和短期之分，目的也有长远和短期之分。即便按照中国人的语言习惯，目标是明确细致的概念，目的是模糊笼统的概念。任何一个模糊笼统的目的，也要由明确细致的内容来体现。最终的结果是，目标和目的其实都不必划分得那么清楚。越吹毛求疵，自己就越陷入理不清的状况之中。语言只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达让对方理解，自己也理解了别人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就行。三脚猫水平的人就经常会在诸如此类小问题上想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惊人”见解。
黄金愈在书中讲述的核心内容是“创造性能不能教？”按照黄先生的理解：“所谓‘创’就是打破常规，所谓‘造’就是在打破常规的基础上产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包括方法、理论、产品、事物等。也就是说，创造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不打破常规，无所谓‘创’；不‘造’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只能是天花乱坠的想入非非。”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创造是指“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而黄金愈认为这个定义没有把“创”和“造” 两部分有机地联在一起。并举例说：“比如‘想出新方法’来解决了数学难题，这无疑是创造。但如果只想出新方法，而这个新方法并不能解决任何数学难题，这算不算创造？这恐怕是只创不造。‘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的说法也界定不清。显然，用旧的方法往往也能‘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这不能算创造！”
实际上，黄金愈的理解首先是语文没学好，更大的错误是完全错误理解了“创造”的准确意义。何为新方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法，根本不算是可以承认的方法，所以，《现代汉语词典》中所说的“新方法”必须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任何“新理论”，也必须具有某种使用价值才会被承认。竟然连这样起码的常识都纠缠不清，反以为别人都是傻爪。特别是黄金愈提出“用旧的方法往往也能‘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这不能算创造”的糕论，可算得上是三流水平的衡量标志。在尚处于二、三流水平状况的人们思想中，“创造”就是标新立异取得的成果，并不知道一切科学成就都是在人们已有认识下，经过无数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才一步一步向更为正确的目标靠近。
当然，二、三流水平的人也接受过被称之为“大道理”的知识教育，但他们并未真的理解了这些大道理。记得我还在读大学时，我弟弟就在写给我的信中说：他要么不弄，要弄就要弄出与所有人都不一样的新理论。我马上告诉他：许多人为了证明自己聪明了得，总想要创作出一个与其他人都不相同的理论来。从表面看上去，这些人似手很有远大志向，但实际呢，他们不过是在自己欺哄自己而已。要知道，科学理论是在人们的前仆后继之中经过一点一点的探索修正才取得的成功。如果谁要把与众不同作为理论创作的目标，那他就只能在别人已经作出正确解释的地方，再去炮制一个错误的理论出来。把与自尊无关的研讨对象转移成自尊上的较量是人们最普遍犯的错误。本来是一个很容易澄清楚的事情，一旦被转移成自尊较量，人们为了顾全各方面的虚荣自尊面子，只好让它悬而不决下去。所以，能够将虚荣自尊面子与所探讨的问题分解开对待，在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证过程中达到忘我境界，是每一个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创造性是人类潜在的技能，而技能都要由人体的大脑思维与身体行为结合起来才能体现。只灌输别人取得成果的经验和相关理论知识，并不去进行实践，那就如同在床上学游泳，封住嘴巴学说话，不可能真正掌握好这些日常技能。所以，教并不只限于老师在讲台上照本宣科，解释书本上的知识，还包括让被教之人去进行真枪实弹的演练。有人善长讲授书本知识，有人擅长作实践示范的身传言教。必须把两方面同时兼顾起来，教与学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这又是那些不愿意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总以为自己投机取巧走捷径更高明的人已经知道却又并未真正理解的大道理。像这些存在于生活之中的常识道理，中国人并非不知不晓。中国的落后并不像以往所宣传的那样只是近几百年中才发生的事情，但也不是已经有着二千几百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连起码的身传言教，只有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的初浅道理都没有认识明白。急功近利与总想以简单方式就把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解决，结果欲速而不达，才是导致中国人在最近半个世纪中走冤枉弯路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解放后的近代发展历史介绍中，我们也已经知道上一辈人是怎样急于把国家建设强大而采用了诸多试图违背自然规律的盲目行动。中国在营造出大生产、大跃进这些求速发展的社会环境气氛下，取得了“两弹一星”那样的成果。中国人必须客观对待自己的前辈在20世纪为摆脱殖民统治所采用的一些迫不得已做法。抗日战争若没有美国与苏联的支持，中国将一直成为小日本帝国的殖民地，甚至被日本人替换掉大部份中国人。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仍然面临随时可能被美、苏列强入侵的危机。虽然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可以扬眉吐气的成功，却也是多次面临核威胁，从威险中度过难关。中国人是以血肉之躯同美国人的现代化武器抗衡，付出的生命代价非常具大，老一代开国元勋心如明镜。在中国还没有具备能够与世界列强抗衡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之时，只能靠“人海战术”才能立于不灭之地。
别以为老一代开国元勋都不懂人口多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马尔沙斯的人口理论并非只有马寅初知晓。我们的毛老人家没有生下一大群孩子，周恩来总理甚至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他们若真有着儿女越多越幸福的思想，自己想要生下一大群孩子毫无困难。真正导致中国最高领导层达成共识，号召多生人口的原因，就是为了确保国家在遭受美、苏列强侵犯，经过最初的巨大损失，死掉一半人口的情况下，还能有着足够的人口基数能继续反抗到获得胜利。这显然是很无可奈的笨办法，却又不能在当时把所有事实真相告诉人们，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借口进行宣传。马寅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不合适宜的历史背景下反对政府决策，自然是要被封口关押。至于用什么理由关押，都已经是次要问题。
而中国旧代知识份子普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夸夸奇谈者，最擅长的就是放“马后炮”式的先见之明，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搪塞之辞。需要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改造，才是文化大革命得以施行的社会背景原因。毛老人家与刘少奇之间发生冲突，是认识观念不同和都要受自然人体活动规律制约导致的斗争。毛老人家不是神，他没有摆脱封建帝王的独裁思想影响，没有从个人虚荣心自尊面子上解脱出来，但他老人家地地确确想把中国建设强大。同样，刘少奇也不是神，他既想把中国建设强大，同时也会做出让其他人感觉自尊面子受到严重刺激的事情。毛老人家借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去除了自己不喜欢的人，到毛老人家自己控制不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乃是中国整个一代人的问题，不可能未经认识彻底就自动跳越过去。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们，应该知道很多很多人是在借政治运动搞掉自己不喜欢或与自己有利益竞争的人，与文化大革命改造思想的宗旨完全是两码事。
在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年代里，邓小平提出要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并不是主张让少部分人通过损害大众利益的掠夺社会财物方式致富。中国人应该通过自己在上个世纪站立起来后的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经验，反省存在的问题，纠正错误，使中国以后的发展朝着更接近美好生活的正确道路前进。
在中国刚过去的50多年中，虽然没有人获的偌贝尔大奖，并不意味着中国人都是技不如外国佬的庸才。在数学方面，华罗庚等一批前辈，水平完全能与外国佬中的一流高手相匹敌。但因整体起步晚，能达到一流高手水平的人很少。在物理、化学方面，由于基础工业落后，想在应用技术领域通过做实验就能碰上运气的机会几乎为零。但也不是没有取得足以与荣获偌贝尔大奖的成果相当和对社会更有价值的成果。袁农平在水稻杂交方面进行研究取得的世界领先水平，就远比爱因斯坦瞎猫碰上死老鼠拣到的偌贝尔奖要强！注意，并不是爱因斯坦给出的光电方程价值不高，在科学发展领域，只要是全新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发现，都是创造性成果。而且，主要的评判依据是创新成果由谁第一个弄出来，别管他采用的是旧方法，还是新方法，也不管他的水平是一流还是二流、三流，偌贝尔奖就是与效益直接挂勾的鼓励性奖金，并非是对学术水平高低的裁判标志。
凭心而论，即便没发现量子物理学，人们都还只知道经典物理学，光电效应仍然会被人们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方式应用，对人类生活没有太大影响。但袁农平发现并研究出高产水稻，解决了中国上亿人的吃饭问题，对解决全世界整个人类的吃饭问题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中国人在农业领域取得的成就没得到世界上以给予偌贝尔奖的对待，有主观存影响因素在。美国佬不缺粮食吃，西欧发达国家也不缺粮食吃，所以他们不把袁农平的发现认为是应该给予偌贝尔奖的成果。记的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袁农平研究杂交水稻发现“野败”品种的事情。当时我就读的小校旁就是县农科所，每年收割季节都要去帮他们收割稻子。县农科所每年要派人到海南岛参与学习栽培高产水稻品种，我们在高中自己班里的稻田种植的水稻就是农科所提供的只需插一片秧，以后会分裂出几十株的矮个头高产品种。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在农科方面取得领先世界水平的发现或研究成果很正常。它表明，不是中国人都不懂得如何创新，而是在中国的大环境中存在严重阻碍其它领域能取得创新发现的障碍。
中国还没有形成能够让人们在各个领域取得创新发现的大环境，它与应试教育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都应该予以解决。国内也有数学造诣和理论物理知识都不亚于杨振林和李政道的学者试图按照杨振林和李政道的研究方式去争取获得物理学偌贝尔大奖，英国的霍金同样也试图以类同方式获得偌贝尔大奖，但都未能成功。其最大的难成功之处在于，看到别人偶尔拣到了“金子”，并不等于自己照着干就必定能拣到“金子”，自然界那有那么多便宜好事给大家去拣！其实，无论是杨振林和李政道，还是国内、外的模仿者，所采取的研究方式都相同。先给出假设的数学模型，再根据特定的初始条件推演出某个漂亮的数学方程解，然后就期盼着人们在大量的物理实验中发现与自己制造的数学模型计算结果所预言的东西出来。这种研究方式早已是毫无新意的老办法，是否有收获，关键在于实验手段能达到何种程度。爱氏相对论预言了一些不寻常的奇异现象，才使得许多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愿意为之一博。
美国佬因为制造出原子弹这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在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下建议才认真干成功，自然对爱因斯坦的其他研究也给予了极大重视，才使得爱氏相对论被人为炒作成20世纪最伟大的两个重大发现之一。实际，原子弹的发明与相对论毫无关系，不过是爱因斯坦了解德国科学家正在做那些前沿科研工作，及时把情报通报给了美国人。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它的开拓者主要是商人，并非是科学家，但美国有远大于欧州老牌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英、法、德各国的地盘。这些国家中，英、法、荷先前也有许多殖民地盘，美国最早就是英国人从印地安人手中抢夺过来的殖民地盘，美国独立意味着英国的势力被削弱。而后起之秀的德国加紧向英、法争夺殖民地盘，引发两次世界大战，同时削弱了英、法、德各国势力，使英、法失去了几乎所有殖民地盘。美国借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迅速把自己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大批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才逃避到美国。德国战败后，德国大部份科学家成为美国的战利品。这便使美国从最早只是经济强国变成同时又是科技最先进的国家。
美国人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成为诺贝尔奖的主要获得者，与美国佬自身的教育方式并没有多大关系。在世界上以办事精细，纪律严明，个人素质高闻名的德国，其教育方式就与美国大不相同。假如德国不急于发动第2次世界大战，而是等到原子弹制造出来才发动第2次世界大战，整个世界将完全是另一个状况。美国也只能成为德国人的殖民地，中国也更难有出头之日。所以，不要误以为美国现在的放纵式成长方式才是最好的教育模式。
以中国刚走过的50年道路来分析，从50年代初到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整体处于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状况。没有到国外留过学的人，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能达到现在初中生水平就可以够格称为知识分子。人们整体上的思想还处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观念，旧习气上。所以，提高大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是当务之急。一方面要提高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掌握，一方面要消除封建迷信思想对人们的不良影响。文化大革命就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而言是必要的历史进程。单从一方面去看，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人们对书本知识的学习，甚至被别有用心之人推向“书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地步，但同时也是一次具有可参照对比研究价值的新教学体制实验。我及前后3界入学读书之人就是实验品。12年学制缩短成10年制，以前繁多的书本知识被精减去近一半，增加了大量的劳动锻炼，接触社会，直接与工农打交道。在文革时期读书，正规中学少，由小学升级开办的初中班普遍缺乏上课老师，属于历史客观事实。即便没有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贫困边远地区同样会出现缺乏上课老师的情况。
文革结束几年后，中小学又恢复文革前的12年制。在经过对以往各届大学毕业生的综合能力水平对比后，人们已经看到一个事实：完全在文革时期读完小学、中学的学生水平最差，从78级到82级的大学毕业生比以前和以后毕业的大学生能力强，其中又以79级、80级达到颠峰。恢复12年制后进入大学的毕业生综合能力反而明显下降，扩招后的大学生几乎等于以前的大专生，甚至普遍比78级到82级的大专生还差劲。去除在文革期间读完中小学的完全被荒废掉的实验品外，从78届到82届高中毕业生，都至少有4年小学是在文革时期度过，都至少有2年高中是在文革结束后度过。这说明，从小学到初中阶段，不应该强迫学生学过多的书本知识，而应该把一半时间用于与社会接触，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上。在小学，重点是学习语言，计算，常识，体育，培养学生对自然现象产生兴趣，形成个人爱好。到初中，重点是转变在小学时期以死记硬背来掌握知识的方式，使学生逐渐形成自学习惯，一方面学习书本知识，一方面要通过实践形成真知。学习内容要分必须完成的主科和不强求完成的付科，动手制作和实验课也应分为必须完成的主科和可以根据爱好选择的付科。进入高中，课外劳动应减少到主要起锻炼身体的作用，完全停掉动手制作，全力投入两年时间攻书本知识就能把必须掌握的高中知识学完。
语言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在小学就应该同时学汉语和英语。汉语以掌握足够的单字量和学会基本运用为目的，没必要灌输太多的诗篇，应该让学生多作记述写作，提高对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英语相对学慢一些，以掌握口语、习惯用语为主，打下以后再深化的基础。在初中期间，汉语要完全掌握语法，修辞，能正确分析文章中心内容和必要的搭配铺垫内容，达到能进行熟练写作，表达思想意义的程度。那些属于对文学有偏好才需要着重增加的内容不应作为所有学生必要的考核成绩，藤出时间用于迅速将第二门语言学习达到能够实用的程度。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是记性最好的时期，应该在这个时间把足够数量的外语单词记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也要分为必须掌握的内容和留给有偏好才需要着重增加的内容。体育是为了锻炼身体，学习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重在参与。不应该采用简单一样的标准来考核成绩，起码要根据个人体重，有无疾病等因素制定相应指标进行考核。
而像地理、历史，完全不属于死背知识，应该采取了解图文并茂的资料，让学生写认识体会或研究论文。特别是政治，其实是综合性的大杂汇，属于初等国情教育，其中还参和着哲学、经济学等内容。应该把哲学分出来，与科学研究方法论合并起来放进自然科学科目之中。以死记硬背事实新闻标准答案对付政治考试题，是最无价值的自欺欺人把戏。政治其实就是国家为治理社会，让人们遵守社会行为准则而开设的科目，可以把重点放在了解国家历史，当今社会需要遵守那些行为准则以及具体法律常识上。在小学和中学各个时期，都应该为各门学科的爱好者提供比赛机会，对优胜者给予奖励。为避免严重偏科，比赛者的必修科目应达到及格以上成绩。到高中再重点抓书本知识，为升入大学后学习大量的专业知识打下基础。也即在各个时期，不能千篇一律只把掌握多少书本知识量作为唯一考核依据，但也不能长期中断书本知识的学习训练。待大学毕业后，再强制性要求毕业生必须工作至少2年才能报考研究生。其实，每个人都明白，即便最好吃的东西，如果连续不换的吃下去，超过一定时间必定受不了。读书也是这样，从进入小学起就如同成年人工作上班，8小时都在应付书本知识，再怎么有读书瘾头，也已经给整没了兴趣。“题海战术”本身没错，然而每个人不可能在每一科都去玩真正的“题海战术”，而且也不是大部份人都能玩“题海战术”。根本就不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成为数理化高手，社会分工确定了大部份人从事的并不是需要很高深数学的技能，更多需要掌握的是具体干某项工作的实用技能。
按照12年学制的中小学教学标准，接受10年制中小学教育的学生等同于少读2年书，按理应该比接受12年制中小学教育的学生愚蠢，或者就是他们都是高智力者全都跳了二次级。其实，他们与接受12年制中小学教育的学生天赋毫无差异，而实验结果证明，以填鸭食的灌输方式使接受12年制中小学教育的学生多读2年书，完全是不必要的失败教育模式。有人以中国在最近的20年中培养出多少数量的大、中学生来证明教育改革取得成功，这完全站不住脚。如果继续贯彻10年制中小学教育，培育出来的大、中学生还会更多。但若采取同样的填鸭食灌输方式，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只注重学书本知识，接受10年制中小学教育的学生也不会比接受12年制中小学教育的学生在干事能力上有任何优势。顶多是赚到2年时间可以提前参加工作。事实上，文革后又将10年制中小学教育改为12年制中小学教育，主要原因就是为缓解中、小学毕业生就业安排。然而，总不能为了缓解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安排，就把中小学生的读书时间再延长。无奈之下，只好在读大学的阶段再想办法推迟就业时间。
大学扩招后，实质上等于把大学本科悄悄改变成介于高中与大专之间的水平要求。大专是3年制，用4年制本科替代3年制专科。近一半高中生可升入大学读完本科，等于平均又缓解了中学毕业生2年时间的就业安排。硕士生扩招后，实质上等于把硕士悄悄改变成普通大学本科水平要求。再读2年硕士毕业，从小学到硕士毕业，总共推迟了4年时间才就业。相当于把8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本科生推迟了4年时间才就业。不难理解，若让78级～82级大学本科生毕业时全部留校继续专攻外语和高等数学4年时间，除极少数人外，90%都会成为硕士生，其中又有至少一半人会继续读完博士。仅仅不过是因为那时国家正处于青黄不接状况，决不允许大学本科毕业生不去工作单位当接班人，想躲到家里面专攻外语和高等数学，连大学毕业证都别想拿到手，又岂能报考研究生。这隐藏在教育体制改革之后的社会需求就业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制约因素。为配合缓解就业安排的教育体制改革，当能够采取的推迟毕业时间办法被用到尽头后，只是把中学生就业问题改变成大学生就业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改变成硕士生就业问题。而在学校连续读下去的博士，入学时已经相当于78级～82级大学本科生工作4年后报考上硕士研究生毕业时的年龄28岁，却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又怎可能仅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的有所新发现？扩招后实际水平相当于硕士的大批博士，能继续在大学里当好老师已经算是称职者。
大量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对具有创造性思想的人才来说，绝大部分是在21岁～28岁之间就已经作出重大发现。这并不与是否获得现在授予的博士文凭相关，在牛顿之前还没有高等数学，即便在牛顿与莱布尼兹研究发明出微积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所能学到的高等数学也顶多能与现在工科大学生所学的高等数学内容相当。它意味只要学到现在的本科毕业，就已经具备能够作出重大发现的知识，关键在于是否真正把这些知识学习领会的比前人更准确，再向前迈进一步。自19世纪后期设立诺贝尔大奖后，高等数学已经发展到极其完善的程度，人们通过发展高等数学工具来导致获取成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在20世纪里，新建立的量子物理学是人们取得新发现的主要研究领域。人们把注意力集中放在量子物理学与具有诱惑力的爱氏相对论上，便忽视掉了在经典物理中可能存在的发现。
在中国刚过去的50多年中，虽然没有人获的偌贝尔大奖，并不意味着中国人都是技不如外国佬的庸才。在数学方面，华罗庚等一批前辈，水平完全能与外国佬中的一流高手相匹敌。但因整体起步晚，能达到一流高手水平的人很少。在物理、化学方面，由于基础工业落后，想在应用技术领域通过做实验就能碰上运气的机会几乎为零。但也不是没有取得足以与荣获偌贝尔大奖的成果相当和对社会更有价值的成果。袁农平在水稻杂交方面进行研究取得的世界领先水平，就远比爱因斯坦瞎猫碰上死老鼠拣到的偌贝尔奖要强！注意，并不是爱因斯坦给出的光电方程价值不高，在科学发展领域，只要是全新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发现，都是创造性成果。而且，主要的评判依据是创新成果由谁第一个弄出来，别管他采用的是旧方法，还是新方法，也不管他的水平是一流还是二流、三流，偌贝尔奖就是与效益直接挂勾的鼓励性奖金，并非是对学术水平高低的裁判标志。
凭心而论，即便没发现量子物理学，人们都还只知道经典物理学，光电效应仍然会被人们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方式应用，对人类生活没有太大影响。但袁农平发现并研究出高产水稻，解决了中国上亿人的吃饭问题，对解决全世界整个人类的吃饭问题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中国人在农业领域取得的成就没得到世界上以给予偌贝尔奖的对待，有主观存影响因素在。美国佬不缺粮食吃，西欧发达国家也不缺粮食吃，所以他们不把袁农平的发现认为是应该给予偌贝尔奖的成果。记的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袁农平研究杂交水稻发现“野败”品种的事情。当时我就读的小校旁就是县农科所，每年收割季节都要去帮他们收割稻子。县农科所每年要派人到海南岛参与学习栽培高产水稻品种，我们在高中自己班里的稻田种植的水稻就是农科所提供的只需插一片秧，以后会分裂出几十株的矮个头高产品种。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在农科方面取得领先世界水平的发现或研究成果很正常。它表明，不是中国人都不懂得如何创新，而是在中国的大环境中存在严重阻碍其它领域能取得创新发现的障碍。
中国还没有形成能够让人们在各个领域取得创新发现的大环境，它与应试教育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都应该予以解决。国内也有数学造诣和理论物理知识都不亚于杨振林和李政道的学者试图按照杨振林和李政道的研究方式去争取获得物理学偌贝尔大奖，英国的霍金同样也试图以类同方式获得偌贝尔大奖，但都未能成功。其最大的难成功之处在于，看到别人偶尔拣到了“金子”，并不等于自己照着干就必定能拣到“金子”，自然界那有那么多便宜好事给大家去拣！其实，无论是杨振林和李政道，还是国内、外的模仿者，所采取的研究方式都相同。先给出假设的数学模型，再根据特定的初始条件推演出某个漂亮的数学方程解，然后就期盼着人们在大量的物理实验中发现与自己制造的数学模型计算结果所预言的东西出来。这种研究方式早已是毫无新意的老办法，是否有收获，关键在于实验手段能达到何种程度。爱氏相对论预言了一些不寻常的奇异现象，才使得许多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愿意为之一博。
美国佬因为制造出原子弹这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在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下建议才认真干成功，自然对爱因斯坦的其他研究也给予了极大重视，才使得爱氏相对论被人为炒作成20世纪最伟大的两个重大发现之一。实际，原子弹的发明与相对论毫无关系，不过是爱因斯坦了解德国科学家正在做那些前沿科研工作，及时把情报通报给了美国人。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它的开拓者主要是商人，并非是科学家，但美国有远大于欧州老牌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英、法、德各国的地盘。这些国家中，英、法、荷先前也有许多殖民地盘，美国最早就是英国人从印地安人手中抢夺过来的殖民地盘，美国独立意味着英国的势力被削弱。而后起之秀的德国加紧向英、法争夺殖民地盘，引发两次世界大战，同时削弱了英、法、德各国势力，使英、法失去了几乎所有殖民地盘。美国借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迅速把自己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大批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才逃避到美国。德国战败后，德国大部份科学家成为美国的战利品。这便使美国从最早只是经济强国变成同时又是科技最先进的国家。
美国人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成为诺贝尔奖的主要获得者，与美国佬自身的教育方式并没有多大关系。在世界上以办事精细，纪律严明，个人素质高闻名的德国，其教育方式就与美国大不相同。假如德国不急于发动第2次世界大战，而是等到原子弹制造出来才发动第2次世界大战，整个世界将完全是另一个状况。美国也只能成为德国人的殖民地，中国也更难有出头之日。所以，不要误以为美国现在的放纵式成长方式才是最好的教育模式。
以中国刚走过的50年道路来分析，从50年代初到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整体处于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状况。没有到国外留过学的人，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能达到现在初中生水平就可以够格称为知识分子。人们整体上的思想还处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观念，旧习气上。所以，提高大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是当务之急。一方面要提高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掌握，一方面要消除封建迷信思想对人们的不良影响。文化大革命就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而言是必要的历史进程。单从一方面去看，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人们对书本知识的学习，甚至被别有用心之人推向“书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地步，但同时也是一次具有可参照对比研究价值的新教学体制实验。我及前后3界入学读书之人就是实验品。12年学制缩短成10年制，以前繁多的书本知识被精减去近一半，增加了大量的劳动锻炼，接触社会，直接与工农打交道。在文革时期读书，正规中学少，由小学升级开办的初中班普遍缺乏上课老师，属于历史客观事实。即便没有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贫困边远地区同样会出现缺乏上课老师的情况。
文革结束几年后，中小学又恢复文革前的12年制。在经过对以往各届大学毕业生的综合能力水平对比后，人们已经看到一个事实：完全在文革时期读完小学、中学的学生水平最差，从78级到82级的大学毕业生比以前和以后毕业的大学生能力强，其中又以79级、80级达到颠峰。恢复12年制后进入大学的毕业生综合能力反而明显下降，扩招后的大学生几乎等于以前的大专生，甚至普遍比78级到82级的大专生还差劲。去除在文革期间读完中小学的完全被荒废掉的实验品外，从78届到82届高中毕业生，都至少有4年小学是在文革时期度过，都至少有2年高中是在文革结束后度过。这说明，从小学到初中阶段，不应该强迫学生学过多的书本知识，而应该把一半时间用于与社会接触，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上。在小学，重点是学习语言，计算，常识，体育，培养学生对自然现象产生兴趣，形成个人爱好。到初中，重点是转变在小学时期以死记硬背来掌握知识的方式，使学生逐渐形成自学习惯，一方面学习书本知识，一方面要通过实践形成真知。学习内容要分必须完成的主科和不强求完成的付科，动手制作和实验课也应分为必须完成的主科和可以根据爱好选择的付科。进入高中，课外劳动应减少到主要起锻炼身体的作用，完全停掉动手制作，全力投入两年时间攻书本知识就能把必须掌握的高中知识学完。
语言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在小学就应该同时学汉语和英语。汉语以掌握足够的单字量和学会基本运用为目的，没必要灌输太多的诗篇，应该让学生多作记述写作，提高对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英语相对学慢一些，以掌握口语、习惯用语为主，打下以后再深化的基础。在初中期间，汉语要完全掌握语法，修辞，能正确分析文章中心内容和必要的搭配铺垫内容，达到能进行熟练写作，表达思想意义的程度。那些属于对文学有偏好才需要着重增加的内容不应作为所有学生必要的考核成绩，藤出时间用于迅速将第二门语言学习达到能够实用的程度。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是记性最好的时期，应该在这个时间把足够数量的外语单词记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也要分为必须掌握的内容和留给有偏好才需要着重增加的内容。体育是为了锻炼身体，学习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重在参与。不应该采用简单一样的标准来考核成绩，起码要根据个人体重，有无疾病等因素制定相应指标进行考核。
而像地理、历史，完全不属于死背知识，应该采取了解图文并茂的资料，让学生写认识体会或研究论文。特别是政治，其实是综合性的大杂汇，属于初等国情教育，其中还参和着哲学、经济学等内容。应该把哲学分出来，与科学研究方法论合并起来放进自然科学科目之中。以死记硬背事实新闻标准答案对付政治考试题，是最无价值的自欺欺人把戏。政治其实就是国家为治理社会，让人们遵守社会行为准则而开设的科目，可以把重点放在了解国家历史，当今社会需要遵守那些行为准则以及具体法律常识上。在小学和中学各个时期，都应该为各门学科的爱好者提供比赛机会，对优胜者给予奖励。为避免严重偏科，比赛者的必修科目应达到及格以上成绩。到高中再重点抓书本知识，为升入大学后学习大量的专业知识打下基础。也即在各个时期，不能千篇一律只把掌握多少书本知识量作为唯一考核依据，但也不能长期中断书本知识的学习训练。待大学毕业后，再强制性要求毕业生必须工作至少2年才能报考研究生。其实，每个人都明白，即便最好吃的东西，如果连续不换的吃下去，超过一定时间必定受不了。读书也是这样，从进入小学起就如同成年人工作上班，8小时都在应付书本知识，再怎么有读书瘾头，也已经给整没了兴趣。“题海战术”本身没错，然而每个人不可能在每一科都去玩真正的“题海战术”，而且也不是大部份人都能玩“题海战术”。根本就不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成为数理化高手，社会分工确定了大部份人从事的并不是需要很高深数学的技能，更多需要掌握的是具体干某项工作的实用技能。
按照12年学制的中小学教学标准，接受10年制中小学教育的学生等同于少读2年书，按理应该比接受12年制中小学教育的学生愚蠢，或者就是他们都是高智力者全都跳了二次级。其实，他们与接受12年制中小学教育的学生天赋毫无差异，而实验结果证明，以填鸭食的灌输方式使接受12年制中小学教育的学生多读2年书，完全是不必要的失败教育模式。有人以中国在最近的20年中培养出多少数量的大、中学生来证明教育改革取得成功，这完全站不住脚。如果继续贯彻10年制中小学教育，培育出来的大、中学生还会更多。但若采取同样的填鸭食灌输方式，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只注重学书本知识，接受10年制中小学教育的学生也不会比接受12年制中小学教育的学生在干事能力上有任何优势。顶多是赚到2年时间可以提前参加工作。事实上，文革后又将10年制中小学教育改为12年制中小学教育，主要原因就是为缓解中、小学毕业生就业安排。然而，总不能为了缓解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安排，就把中小学生的读书时间再延长。无奈之下，只好在读大学的阶段再想办法推迟就业时间。
大学扩招后，实质上等于把大学本科悄悄改变成介于高中与大专之间的水平要求。大专是3年制，用4年制本科替代3年制专科。近一半高中生可升入大学读完本科，等于平均又缓解了中学毕业生2年时间的就业安排。硕士生扩招后，实质上等于把硕士悄悄改变成普通大学本科水平要求。再读2年硕士毕业，从小学到硕士毕业，总共推迟了4年时间才就业。相当于把8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本科生推迟了4年时间才就业。不难理解，若让78级～82级大学本科生毕业时全部留校继续专攻外语和高等数学4年时间，除极少数人外，90%都会成为硕士生，其中又有至少一半人会继续读完博士。仅仅不过是因为那时国家正处于青黄不接状况，决不允许大学本科毕业生不去工作单位当接班人，想躲到家里面专攻外语和高等数学，连大学毕业证都别想拿到手，又岂能报考研究生。这隐藏在教育体制改革之后的社会需求就业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制约因素。为配合缓解就业安排的教育体制改革，当能够采取的推迟毕业时间办法被用到尽头后，只是把中学生就业问题改变成大学生就业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改变成硕士生就业问题。而在学校连续读下去的博士，入学时已经相当于78级～82级大学本科生工作4年后报考上硕士研究生毕业时的年龄28岁，却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又怎可能仅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的有所新发现？扩招后实际水平相当于硕士的大批博士，能继续在大学里当好老师已经算是称职者。
大量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对具有创造性思想的人才来说，绝大部分是在21岁～28岁之间就已经作出重大发现。这并不与是否获得现在授予的博士文凭相关，在牛顿之前还没有高等数学，即便在牛顿与莱布尼兹研究发明出微积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所能学到的高等数学也顶多能与现在工科大学生所学的高等数学内容相当。它意味只要学到现在的本科毕业，就已经具备能够作出重大发现的知识，关键在于是否真正把这些知识学习领会的比前人更准确，再向前迈进一步。自19世纪后期设立诺贝尔大奖后，高等数学已经发展到极其完善的程度，人们通过发展高等数学工具来导致获取成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在20世纪里，新建立的量子物理学是人们取得新发现的主要研究领域。人们把注意力集中放在量子物理学与具有诱惑力的爱氏相对论上，便忽视掉了在经典物理中可能存在的发现。
在我刚离开大学时，自己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重大发现，而且也知道在物理学领域即便有重大发现也不是短时期内就能被大众接受。自己所做的事情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必须为生存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是否喜欢都得做好；其次是自己个人遇到的人生难题必须攻克；之后才是自己感兴趣的业余爱好。物理学研究完全属于个人爱好，并未将它放在首位，我既不知道它的突破点在那里，也不敢寄予不切实际的想法。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一贯方针。1987年，当我想出全新的国家经济学理论应该怎样来建立时，我才敢对它报以了能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成就的想法。
直到2006年9月份，我正式撰写完成“国家经济学理论”之前，我还没看过除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其它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对于马克思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我不认为那是符合科学研究方法的经得起推敲的科学理论，这是导致我在参加工作后根据现实存在的经济学问题进行思考的原因。一旦找到了突破点，进入其中，过去诸多难以解决的老大难理论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以前之所以没去看国外的经典经济学著作，主要是很难找到这方面的书，直到最近才从一张包括各种电子书籍在内的DVD光盘中找到了国外的系列经济学经典权威著作和国内部分经济学研究者写的书籍参阅，更进一步证实我研究提出的“国家经济学理论”早在1987年就已经超越中外经济学家迄今所提出的经济学理论。
1984年，我看到弟弟对如何选择参照系的质疑，便开始在琢磨这个问题。按照教科书上的讲解，乃是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理论与实际符合就是正确运用了牛顿力学。按照用实验验证方式寻找出可以应用牛顿力学的第一个惯性参照系，把它作为原始基准再往下一级传递，便会传递出可以与原始基准等价使用的惯性参照系和需要引入中介变换力才能使用的非惯性参照系。原理上，理想化的“孤立系”可以不必再通过实验就能判断它是可以应用牛顿力学的惯性参照系。在垂直于加速度方向的空间方向上，也是可以应用牛顿力学的使用受限制的惯性参照系。除我弟弟以质疑方式对如何选择参照系向我表示搞不懂外，在读大学期间还有其他上了大学的高中同学给我写信请教在物理学习中感到不好理解的具体问题。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把以前给同学解答的问题整理出来，以学习体会方式进行总结归纳。每隔一年做一次修改，在经过5遍修改之后便形成了后来完成的“系统运动力学”基本思想。1989年看到梁尺峰向爱因斯坦发出的挑战书，我立即把爱因斯坦与英费尔德合写的《物理学的进化》找来查阅核实，即促成了我迅速解决掉牛顿力学存在的理论缺陷。而我起初给梁尺峰回复的目的只是想替自己曾经十分崇拜过的爱因斯坦剿灭挑战者，在此之前还以为爱因斯坦也肯定知晓我研究出来的物理学习体会。但在看了《物理学的进化》之后，已经明白爱因斯坦同梁尺峰一样，都没有学好牛顿力学，但我并没打算去批驳他提出的相对论，解决问题才是首要事情。1987年，我刚满25岁，1989年刚满27岁。
不了解物理学真实发展历程的人，常常误以为牛顿力学就是牛顿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在牛顿没有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撰写出版之前，其他物理学家可能连匀加速运动都不会作出分析计算。实际上，比牛顿早50年成名的伽利略，就已经给出在水平上应用的惯性定律和在铅直方向上的加速度相同与物体重量无关的自由落体定律。此后人们按照匀加速运动对自由落体运动作出分析已经不是神奇事情。在二千四百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时代，物理学就称作自然哲学，“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其实就是关于怎样用数学方法来对人们已经认识到的物理学作出更为精确的分析研究。牛顿作出的主要贡献是在数学研究工具上发明出微积分高等数学，此后人们才能很方便的对非匀加速运动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牛顿力学中的三大定律，实际都只是对实验观察结果的总结。尤其是第一定律，按照牛顿理论，它必须相对于与绝对静止的空间处于静止或作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建立的理想惯性参照系才成立，而实际应用并不需要寻找到这样的理想惯性参照系。牛顿虽然给出了实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却并未对根本性的原因给予回答。就是在20世纪［美］K.W.FORD编著的经典与现代《物理学》中，对两点系所使用的惯性参照系也只是给出“把参照系建立在质心上，运动描述起来会方便些”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说明。
当我看到美国工科大学使用的这本K.W.FORD编著《物理学》教材时，已经明白自己解决了一直困扰人们几百年的老大难问题。没有学好牛顿力学的照本宣科者则以为，有了拉格朗日的分析力学，可以利用达朗贝尔定律和虚功原理来研究非质点物体的静力平衡或者相对运动问题，就不再使用质心参考系，然而他们却忘记必须使用“惯性基”作分析基准。当询问到牛顿所提出的理想惯性参照系存在什么问题时，他们马上会回答说因为无法判断某个物体受到的外力总和是否真的为零，所以找不到理想惯性参照系。然而，当询问到怎么知道建立在自己所处物体上的参照系不是惯性系时，他们又马上会回答说可以根据安放在光滑板上的“自由小球”自发运动起来进行判断。事实上，如果真可以根据安放在光滑板上的“自由小球”自发运动起来判断出建立在自己所处物体上的参照系不是惯性系，也就等同于已经找到了能够判断某个物体“自由小球”受到的外力总和为零的实验手段。
他们之所以能坦然地作出前后相互矛盾的回答，就在于他们只是往自己的“咸菜坛子”脑袋中灌输了各式各样的“咸菜”知识，需要抓出那一种味道的“咸菜”出来，就抓出该种味道的“咸菜”出来对付住顾客。他们只想同别人比谁的“咸菜坛子”大，装进的“咸菜”越多，表明自己学问越多。学问越多，似乎自己的学术水平就越高。这种奇怪现象普遍出现在实行“从几个参考答案中选择出正确答案的考核方式”下培养起来的博士身上，而8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物理学习成绩在中等以上的人只要点醒这其中存在的相互矛盾，就不会再稀里糊涂胡搅下去。即便自己不会绘画，起码还能欣赏别人画出的作品，比较出那一副画得更好。但以“填鸭食”方式培养出来的博士，连这样的鉴别能力都不具备。他们以为，做学问就是搞知识竟猜比赛，谁知道得越多，越博学，学问水平就越高。这种唯一以知道的多作为学识水平高低的博学判断标准，乃是中国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错误观念。我所完成的系统运动力学，没有在数学计算公式上有任何新的东西，而是在物理概念上给出了准确的解释，使人们能够清楚的知道应该怎样正确运用牛顿力学解决实际问题。当然，系统运动力学中使用的数学计算公式并不全是出自于牛顿之手，而是由欧拉和伯克利等人在18世纪中研究出来，只是他们还未给出确切的物理意义解释，人们以往乃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在“理论力学”中把它们拿来使用。
我从85年开始在学术杂志上发表应用性研究论文，起初我还经常看物理学报等刊物，还自己订过半年于光远主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总结发现，这类本应属于学术理论研究的刊物所刊登的文章，主要是介绍国外召开学术会议的报道和纪念某位先驱的怀念文章，难的见到属于学术研究论文，偶尔见到一篇研究论文，也是永远理不清，越讨论越糊涂的“商榷”口水文章，于是我再不关心此类期刊。我写的应用研究文章在国内不难找到专业刊物投稿刊登，稿费从10元到20元，别指望能靠它过日子。到88年之后，级别稍高的期刊已经变成需要作者自己出钱买版面，即便写出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也不得不掂量自己有没有经济能力发表。1990年下半年，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后，去上海机械学院看望凌世德教授，凌教授向我讲述了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内情，级别较高的期刊主要是为需要评高级职称的人刊登文章。手上掌握着学术刊物的编委之间相互要作交易，你登我几篇文章，我也登你几篇文章。像我刚完成的系统运动力学系列论文，得等我长出同他一样长的胡子时才轮得到发表。
凌教授是上海光电学术刊物的编委，他也不能轻易在自己掌握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得与外地的学术刊物做交换，轮流刊登大学里需要评高级职称的人所写的文章。为评职称而写的论文与纯粹出于研究发现而写的论文完全是两码事。在我所学的光学仪器专业已经是这样的状况，那么在理论物理方面岂能不是同样状况？多少老师排队要发表为评职称而写的论文。为维护整个的利益，又岂敢刊登对其实施计划不利的论文？想发表创新性论文，只有到国外学术杂志上去发表。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和弟弟只得暂停撰写学术论文发表。从90年下半年至2000年底，我们原本要发表的基础物理学研究论文被搁置起来。这期间，我转为发表电子制作类研究作品。直到2001年，可以通过IT网进行学术交流，我才开始撰写基础物理学研究论文。基于福州大学的丘容教授告诉我的大实话，不要对杂志上发表的文字受限的论文报希望，我不再把发表精简性论文作为主要的写作方式。可是待把书写出来后，马上又面临着出版费用困难。在没有走在科学研究探索道路上的人们看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是“大仙”，能够像孙悟空那样，拔根毫毛就能变成钱。事实上，就是牛顿撰写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也是在哈雷先生赞助下才得以出版。下面，我再以基础物理学中遇到的实际例子揭开蒙住人们眼睛的神秘面纱。
无论在科普读物或专业物理学教材之中，人们都被告知光波是电磁波。实际上，光波没有磁场分量，只有电场分量，这是物理光学中的基本知识。光波并不是电磁波，而是“几率波”。人们根据麦克斯韦方程计算得出的电场分量平方值，实际反映的是光子在空间各个位置出现的几率大小。而导致光子在空间具体位置出现的几率，又是由更小的基本粒子把空间发生的变化影响传递作用到光子上，从而改变光子的前进路线。按照现有的物理教材中所说，电磁波是指交变电场与交变磁场相互转化。实际，电磁波并不是交变电场与交变磁场在进行相互转化，否则，根据感生电场强度（或感生磁场强度）与磁场强度（或感生电场强度）变化率成正比的规律，只要让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向四周辐射的磁场波(或电场波)按三角波变化，所产生的第一个电场波(或磁场波)强度将呈现为方波形式。于是在离开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1个波长远的第2个波长距离出检测磁场波(或电场波)强度，就应该呈现为狭窄的正反突变脉冲波形。而在离开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2个波长远的第3个波长距离出检测电场波 (或磁场波)强度，也应该呈现为更狭窄的正反突变脉冲波形，并且突变脉冲间隔大小交替出现。由于狭窄的正反突变脉冲式电场或磁场会被迅速衰竭掉，只要经过几次感生互变后，电场波或磁场波就已经完全被衰竭掉了。但实际并未发生被迅速衰竭掉的事实，让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向四周辐射的磁场波(或电场波)按照三角波变化，在离开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1个波长远的第2个波长距离出检测磁场波(或电场波)强度信号得出的是介于三角波与正弦波之间略变圆滑的波形，在在离开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2个波长远的第3个波长距离出检测磁场波(或电场波)强度信号得出的是更接近于正弦波的圆滑波形。而在垂直方向上，感生产生的第一个电场波(或磁场波)强度呈现为方波形，第一个电场波(或磁场波)强度呈现为接近于正弦波的圆滑波形。在经过若干过波长距离传播后，测量到的电场波和磁场波强度都呈现为越来越标准的正弦波，并且没有明显被衰竭。因此可以确认：人们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精确计算出交变电场分量与交变磁场分量在空间任何位置的具体参数与实验相符合，只表明麦克斯韦方程是一个符合现有实验的成功模型理论。强度交变的磁场或强度交变的电场在空间传播，是因为运动过程总要经过时间积累的响应过程导致的波动形式。以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向四周辐射的磁场波(或电场波)，本身并不需要与电场(或磁场)进行相互感生才能以电磁相伴的波动形式进行传播。只是因为强度交变的磁场源(或电场源)向四周辐射的磁场波(或电场波)，必然要在与之垂直的方向上感生出相应的交变电场(或交变磁场)，也就会在主波的垂直方向上感生出“伴随波”，结果很像是相互感生产生出来的电磁波。
确切的说，电场波和磁场波其实也是“电荷”与“磁荷”在空间各个位置出现几率多少的“几率波”。电磁波中的电场波和磁场波，都不是指在电场力作用下“电荷”的运动速度和在磁场力作用下“磁荷”的运动速度，而是指电场和磁场的建立响应速度。最小的电荷──电子在电场力作用下，在金属导体中的运动速度仅在十几厘米/秒数量级；负载着较大质量的磁荷运动速度还更低。但无论是电荷，还是磁荷，它们都是通过带负电的电子与带正电的质子来与电场或磁场发生相互作用。而使电子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的方式之一就是捕获或释放出光子。所以，虽然人们并没有认定光子是形成电场和磁场的物质，但可以确认是由一类与光子运动速度相同的基本粒子在与电荷、磁荷发生相互作用，并由它们形成电场和磁场。这类基本粒子的振动频率比光子振动频率要低得多，因而不能被通常的光电效应实验观察到。弄清楚这个物理事实，将使人们从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神秘中摆脱出来。事实上，在迪昂所写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书中已经告诉人们，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得来并不是建立在合理的原理推导基础之上，而是被当作神圣般的教条来对待，原因就是根据它作出的数学推导与事实符合得很好。我给出的波形分析实验，并没有谁作过直接的验证实验。如果一定要作验证实验，为了排除外界电磁波干扰，至少要建造一个长度超过3km，宽度和高度都不小于10米的全屏蔽检测空间。仅全封闭金属网面积就达到120200米2，以平均￥200元/米2的造价计算，它就需要投资2404万元，决非普通个人实力所能实现。为了使受到的外界电磁场影响减少到最低，最好是建造在地下或山洞之中，其造价就更高。从理论上说，只要对三角波形的电场波或电磁波幅度进行调制发射，在足过远距离还能接收到调制信号，就能判定交变电场与交变磁场相互转化的电磁波解释是历史性错误，但直接证据还是应该作出波形分析实验。
直到2006年9月份，我正式撰写完成“国家经济学理论”之前，我还没看过除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其它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对于马克思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我不认为那是符合科学研究方法的经得起推敲的科学理论，这是导致我在参加工作后根据现实存在的经济学问题进行思考的原因。一旦找到了突破点，进入其中，过去诸多难以解决的老大难理论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以前之所以没去看国外的经典经济学著作，主要是很难找到这方面的书，直到最近才从一张包括各种电子书籍在内的DVD光盘中找到了国外的系列经济学经典权威著作和国内部分经济学研究者写的书籍参阅，更进一步证实我研究提出的“国家经济学理论”早在1987年就已经超越中外经济学家迄今所提出的经济学理论。
1984年，我看到弟弟对如何选择参照系的质疑，便开始在琢磨这个问题。按照教科书上的讲解，乃是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理论与实际符合就是正确运用了牛顿力学。按照用实验验证方式寻找出可以应用牛顿力学的第一个惯性参照系，把它作为原始基准再往下一级传递，便会传递出可以与原始基准等价使用的惯性参照系和需要引入中介变换力才能使用的非惯性参照系。原理上，理想化的“孤立系”可以不必再通过实验就能判断它是可以应用牛顿力学的惯性参照系。在垂直于加速度方向的空间方向上，也是可以应用牛顿力学的使用受限制的惯性参照系。除我弟弟以质疑方式对如何选择参照系向我表示搞不懂外，在读大学期间还有其他上了大学的高中同学给我写信请教在物理学习中感到不好理解的具体问题。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把以前给同学解答的问题整理出来，以学习体会方式进行总结归纳。每隔一年做一次修改，在经过5遍修改之后便形成了后来完成的“系统运动力学”基本思想。1989年看到梁尺峰向爱因斯坦发出的挑战书，我立即把爱因斯坦与英费尔德合写的《物理学的进化》找来查阅核实，即促成了我迅速解决掉牛顿力学存在的理论缺陷。而我起初给梁尺峰回复的目的只是想替自己曾经十分崇拜过的爱因斯坦剿灭挑战者，在此之前还以为爱因斯坦也肯定知晓我研究出来的物理学习体会。但在看了《物理学的进化》之后，已经明白爱因斯坦同梁尺峰一样，都没有学好牛顿力学，但我并没打算去批驳他提出的相对论，解决问题才是首要事情。1987年，我刚满25岁，1989年刚满27岁。
不了解物理学真实发展历程的人，常常误以为牛顿力学就是牛顿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在牛顿没有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撰写出版之前，其他物理学家可能连匀加速运动都不会作出分析计算。实际上，比牛顿早50年成名的伽利略，就已经给出在水平上应用的惯性定律和在铅直方向上的加速度相同与物体重量无关的自由落体定律。此后人们按照匀加速运动对自由落体运动作出分析已经不是神奇事情。在二千四百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时代，物理学就称作自然哲学，“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其实就是关于怎样用数学方法来对人们已经认识到的物理学作出更为精确的分析研究。牛顿作出的主要贡献是在数学研究工具上发明出微积分高等数学，此后人们才能很方便的对非匀加速运动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牛顿力学中的三大定律，实际都只是对实验观察结果的总结。尤其是第一定律，按照牛顿理论，它必须相对于与绝对静止的空间处于静止或作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建立的理想惯性参照系才成立，而实际应用并不需要寻找到这样的理想惯性参照系。牛顿虽然给出了实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却并未对根本性的原因给予回答。就是在20世纪［美］K.W.FORD编著的经典与现代《物理学》中，对两点系所使用的惯性参照系也只是给出“把参照系建立在质心上，运动描述起来会方便些”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说明。
当我看到美国工科大学使用的这本K.W.FORD编著《物理学》教材时，已经明白自己解决了一直困扰人们几百年的老大难问题。没有学好牛顿力学的照本宣科者则以为，有了拉格朗日的分析力学，可以利用达朗贝尔定律和虚功原理来研究非质点物体的静力平衡或者相对运动问题，就不再使用质心参考系，然而他们却忘记必须使用“惯性基”作分析基准。当询问到牛顿所提出的理想惯性参照系存在什么问题时，他们马上会回答说因为无法判断某个物体受到的外力总和是否真的为零，所以找不到理想惯性参照系。然而，当询问到怎么知道建立在自己所处物体上的参照系不是惯性系时，他们又马上会回答说可以根据安放在光滑板上的“自由小球”自发运动起来进行判断。事实上，如果真可以根据安放在光滑板上的“自由小球”自发运动起来判断出建立在自己所处物体上的参照系不是惯性系，也就等同于已经找到了能够判断某个物体“自由小球”受到的外力总和为零的实验手段。
他们之所以能坦然地作出前后相互矛盾的回答，就在于他们只是往自己的“咸菜坛子”脑袋中灌输了各式各样的“咸菜”知识，需要抓出那一种味道的“咸菜”出来，就抓出该种味道的“咸菜”出来对付住顾客。他们只想同别人比谁的“咸菜坛子”大，装进的“咸菜”越多，表明自己学问越多。学问越多，似乎自己的学术水平就越高。这种奇怪现象普遍出现在实行“从几个参考答案中选择出正确答案的考核方式”下培养起来的博士身上，而8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物理学习成绩在中等以上的人只要点醒这其中存在的相互矛盾，就不会再稀里糊涂胡搅下去。即便自己不会绘画，起码还能欣赏别人画出的作品，比较出那一副画得更好。但以“填鸭食”方式培养出来的博士，连这样的鉴别能力都不具备。他们以为，做学问就是搞知识竟猜比赛，谁知道得越多，越博学，学问水平就越高。这种唯一以知道的多作为学识水平高低的博学判断标准，乃是中国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错误观念。我所完成的系统运动力学，没有在数学计算公式上有任何新的东西，而是在物理概念上给出了准确的解释，使人们能够清楚的知道应该怎样正确运用牛顿力学解决实际问题。当然，系统运动力学中使用的数学计算公式并不全是出自于牛顿之手，而是由欧拉和伯克利等人在18世纪中研究出来，只是他们还未给出确切的物理意义解释，人们以往乃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在“理论力学”中把它们拿来使用。
我从85年开始在学术杂志上发表应用性研究论文，起初我还经常看物理学报等刊物，还自己订过半年于光远主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总结发现，这类本应属于学术理论研究的刊物所刊登的文章，主要是介绍国外召开学术会议的报道和纪念某位先驱的怀念文章，难的见到属于学术研究论文，偶尔见到一篇研究论文，也是永远理不清，越讨论越糊涂的“商榷”口水文章，于是我再不关心此类期刊。我写的应用研究文章在国内不难找到专业刊物投稿刊登，稿费从10元到20元，别指望能靠它过日子。到88年之后，级别稍高的期刊已经变成需要作者自己出钱买版面，即便写出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也不得不掂量自己有没有经济能力发表。1990年下半年，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后，去上海机械学院看望凌世德教授，凌教授向我讲述了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内情，级别较高的期刊主要是为需要评高级职称的人刊登文章。手上掌握着学术刊物的编委之间相互要作交易，你登我几篇文章，我也登你几篇文章。像我刚完成的系统运动力学系列论文，得等我长出同他一样长的胡子时才轮得到发表。
凌教授是上海光电学术刊物的编委，他也不能轻易在自己掌握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得与外地的学术刊物做交换，轮流刊登大学里需要评高级职称的人所写的文章。为评职称而写的论文与纯粹出于研究发现而写的论文完全是两码事。在我所学的光学仪器专业已经是这样的状况，那么在理论物理方面岂能不是同样状况？多少老师排队要发表为评职称而写的论文。为维护整个的利益，又岂敢刊登对其实施计划不利的论文？想发表创新性论文，只有到国外学术杂志上去发表。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和弟弟只得暂停撰写学术论文发表。从90年下半年至2000年底，我们原本要发表的基础物理学研究论文被搁置起来。这期间，我转为发表电子制作类研究作品。直到2001年，可以通过IT网进行学术交流，我才开始撰写基础物理学研究论文。基于福州大学的丘容教授告诉我的大实话，不要对杂志上发表的文字受限的论文报希望，我不再把发表精简性论文作为主要的写作方式。可是待把书写出来后，马上又面临着出版费用困难。在没有走在科学研究探索道路上的人们看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是“大仙”，能够像孙悟空那样，拔根毫毛就能变成钱。事实上，就是牛顿撰写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也是在哈雷先生赞助下才得以出版。下面，我再以基础物理学中遇到的实际例子揭开蒙住人们眼睛的神秘面纱。
无论在科普读物或专业物理学教材之中，人们都被告知光波是电磁波。实际上，光波没有磁场分量，只有电场分量，这是物理光学中的基本知识。光波并不是电磁波，而是“几率波”。人们根据麦克斯韦方程计算得出的电场分量平方值，实际反映的是光子在空间各个位置出现的几率大小。而导致光子在空间具体位置出现的几率，又是由更小的基本粒子把空间发生的变化影响传递作用到光子上，从而改变光子的前进路线。按照现有的物理教材中所说，电磁波是指交变电场与交变磁场相互转化。实际，电磁波并不是交变电场与交变磁场在进行相互转化，否则，根据感生电场强度（或感生磁场强度）与磁场强度（或感生电场强度）变化率成正比的规律，只要让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向四周辐射的磁场波(或电场波)按三角波变化，所产生的第一个电场波(或磁场波)强度将呈现为方波形式。于是在离开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1个波长远的第2个波长距离出检测磁场波(或电场波)强度，就应该呈现为狭窄的正反突变脉冲波形。而在离开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2个波长远的第3个波长距离出检测电场波 (或磁场波)强度，也应该呈现为更狭窄的正反突变脉冲波形，并且突变脉冲间隔大小交替出现。由于狭窄的正反突变脉冲式电场或磁场会被迅速衰竭掉，只要经过几次感生互变后，电场波或磁场波就已经完全被衰竭掉了。但实际并未发生被迅速衰竭掉的事实，让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向四周辐射的磁场波(或电场波)按照三角波变化，在离开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1个波长远的第2个波长距离出检测磁场波(或电场波)强度信号得出的是介于三角波与正弦波之间略变圆滑的波形，在在离开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2个波长远的第3个波长距离出检测磁场波(或电场波)强度信号得出的是更接近于正弦波的圆滑波形。而在垂直方向上，感生产生的第一个电场波(或磁场波)强度呈现为方波形，第一个电场波(或磁场波)强度呈现为接近于正弦波的圆滑波形。在经过若干过波长距离传播后，测量到的电场波和磁场波强度都呈现为越来越标准的正弦波，并且没有明显被衰竭。因此可以确认：人们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精确计算出交变电场分量与交变磁场分量在空间任何位置的具体参数与实验相符合，只表明麦克斯韦方程是一个符合现有实验的成功模型理论。强度交变的磁场或强度交变的电场在空间传播，是因为运动过程总要经过时间积累的响应过程导致的波动形式。以交变磁场源(或电场源)向四周辐射的磁场波(或电场波)，本身并不需要与电场(或磁场)进行相互感生才能以电磁相伴的波动形式进行传播。只是因为强度交变的磁场源(或电场源)向四周辐射的磁场波(或电场波)，必然要在与之垂直的方向上感生出相应的交变电场(或交变磁场)，也就会在主波的垂直方向上感生出“伴随波”，结果很像是相互感生产生出来的电磁波。
确切的说，电场波和磁场波其实也是“电荷”与“磁荷”在空间各个位置出现几率多少的“几率波”。电磁波中的电场波和磁场波，都不是指在电场力作用下“电荷”的运动速度和在磁场力作用下“磁荷”的运动速度，而是指电场和磁场的建立响应速度。最小的电荷──电子在电场力作用下，在金属导体中的运动速度仅在十几厘米/秒数量级；负载着较大质量的磁荷运动速度还更低。但无论是电荷，还是磁荷，它们都是通过带负电的电子与带正电的质子来与电场或磁场发生相互作用。而使电子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的方式之一就是捕获或释放出光子。所以，虽然人们并没有认定光子是形成电场和磁场的物质，但可以确认是由一类与光子运动速度相同的基本粒子在与电荷、磁荷发生相互作用，并由它们形成电场和磁场。这类基本粒子的振动频率比光子振动频率要低得多，因而不能被通常的光电效应实验观察到。弄清楚这个物理事实，将使人们从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神秘中摆脱出来。事实上，在迪昂所写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书中已经告诉人们，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得来并不是建立在合理的原理推导基础之上，而是被当作神圣般的教条来对待，原因就是根据它作出的数学推导与事实符合得很好。我给出的波形分析实验，并没有谁作过直接的验证实验。如果一定要作验证实验，为了排除外界电磁波干扰，至少要建造一个长度超过3km，宽度和高度都不小于10米的全屏蔽检测空间。仅全封闭金属网面积就达到120200米2，以平均￥200元/米2的造价计算，它就需要投资2404万元，决非普通个人实力所能实现。为了使受到的外界电磁场影响减少到最低，最好是建造在地下或山洞之中，其造价就更高。从理论上说，只要对三角波形的电场波或电磁波幅度进行调制发射，在足过远距离还能接收到调制信号，就能判定交变电场与交变磁场相互转化的电磁波解释是历史性错误，但直接证据还是应该作出波形分析实验。
人们通常说的光波传播速度是指光子的运动速度，并不是指光波场的建立速度。根据光波的相速度可以远远大于群速度(光子的运动速度)，可以判定光波场的建立速度远高于光速。自然界存在超光速运动的物质，它们是比光子能量还要小得很多的非实物粒子。光相对于光传播媒介物质参照系的传播速度为常数是波动现象的共性。人们在地面上转动迈克尔逊干涉仪没有发现条纹移动，观察屏并没有相对于干涉仪做任何移动。该实验只是否定了光在绝对静止的以太海中以恒定不变的速度进行运动。让到达观察屏的一束光垂直于观察屏，另一束光与前一束光形成一个小夹角。沿光束方向移动观察屏，干涉条纹将作横向移动。将整个仪器转动到不同方向做相同实验，在观察屏移动距离相同情况下干涉条纹对应的横向移动距离相同，表明光波长在各个方向上完全相同，它等效于光在各个方向上的单向光速相同。由于转动仪器并没有改变光在两个干涉臂上的来回过程，光在两个干涉臂上来回的平均速度相等与否都对实验无影响。沿光束方向移动观察屏只是对干涉域里的明暗条纹位置进行检测，它只与经过所有反射光路，最后到达观察屏的这段单一方向前进的光路上的光速相关。
根据干涉条纹是分布在光传播媒介物质空间中的事实，对光在单向上的传播速度作出是否保持相同的判断，并没有测量出光速的具体数值大小。该实验是在地面同一局部静止参照系里做的实验。如果光速在各个方向上不相同，在观察屏移动相同距离情况下干涉条纹对应的横向移动距离将不相同。原理上，人们也可以借助牛顿环干涉实验、双缝干涉实验，只要检测干涉条纹间隔是否与整个实验装置所处空间方向有关，就能够判断波长保持恒定，进而判断出光速是否相同。只是它们的测量精度太低，必须采用光栅多缝衍射干涉实验，才可以将光束方向极其微小的波长变化量准确测量出来。
从多缝出来的平行光要用透镜汇聚到焦平面上观看，转动光栅多缝衍射干涉仪，观测经透镜汇聚到焦平面上的干涉条纹间隔是否改变，就能判断出单方向的波长有没有发生改变。采用物理光栅进行多缝干涉实验对单向光波作光谱分析，如果同一振动频率的激光在不同方向上测试，发现同一级谱线相对于低一级谱线的间隔距离产生变化，一般使用1级谱线相对于0级谱线的间隔距离作比较，就表明在不同方向上波长不相同。以每毫米有1200条缝的光栅，光栅总宽度为60毫米的多缝衍射干涉实验为例，在它第一级光谱中，分别本领为A＝mN＝1×60×1200＝72000，对λ＝6000埃的红光所能分辨的最靠近的两条谱线的波长差为δλ＝λ/A＝ 0.08埃，相当于一个波长的1/72000；当波长的改变量小于一个标称波长1/72000时，就分辨不出相差量了。即便在相反方向上相差一个波长的1/72000倍，把它当成完全相等来对待，也不过是使单向光速的测量具有±1/72000的相对误差。在实用测量技术中追究比一个波长的2/72000还小的相对误差毫无意义。转动整个测试仪，即可判断同一频率的激光波长是否随着传播方向改变。采用反射光栅，光线也不构成闭合回路。为排除激光器发出的激光波长可能受空间方向影响，激光器应垂直安放在工作台上，以保证在转动工作台过程中，激光器谐振腔都保持处于相同的空间方向上。从激光器发出的激光，经45度反射镜反射到水平方向上，先用汇聚透镜将激光会聚到透镜焦点上，用针孔滤掉高次杂波，再用长焦距透镜扩束成为大截面平行光照射到多缝光栅上。
为了实现瞬态观察测量，可在多缝衍射干涉仪光谱线接受平面安装上CCD光电接受器件。现代物理光谱分析仪都采用多缝反射式光栅缝衍射干涉原理来制造，人们可以直接采用高精度物理光谱分析仪来检测同一激光源发出的激光在不同方向是否体现为不同的波长。此实验方法由程实平光学博士在92年写给我的信中提出来，问题是谁来提供实验经费？
一旦通过实验证明光在各个方向上的单向光速相同，光在往返闭合回路上的光速平均值也必然恒定。由于测量实验总存在误差，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来作下一步的实验。
第1种情况：假定上述实验已经证明光在各个方向上的单向光速相同，但不知道具体光速值是多少。在此前提下，人们可以从同一点O向两个等距离的位置A、B点发射光脉冲来使A点与B点的钟实现同步。当A点的钟与B点的钟被校正为同步钟后，只要从A点向B点发射光脉冲，测量出光脉冲从A点到B点的起始时刻tb与到达时刻ta，即可根据A、B两点距离S与时刻差tb - ta之比计算出光从A点向B点传播的速度。尽管A、B两地的钟显示的数值可能与O点的钟相差一个时间，即光从O点传播到A点或B点的时间，它是一个待定数值，但对测量光速毫无影响。
第2种情况：假定上述实验已经证明光在各个方向上的单向光速不相同，虽然不知道具体光速值是多少，但已经测量出它们在各个方向上的相对比值是多少。在此状况下，人们需要依据正反方向的光速比值才能将各方向上的单向光速测量计算出来。设O是A、B点连线上的中点，O点到A点、B点的距离均为L，光束从A点向B点方向传播速度为Ca,光束从B点向A点方向传播速度为Cb；假设Ca＞Cb,从O点同时向等距离A、B点发射光脉冲来使A点与B点的钟实现同步，B点处的钟将比A点处的钟滞后Δt，这意味着从O点同时向等距离A、B点发射光脉冲，以光脉冲到达A点的时刻给A点的钟清零，以光脉冲到达B点的时刻给B点的钟清零，B点的钟所显示的时刻数值实际比A点的钟所显示的时刻数值快Δt时间。由速度公式可以计算出
Δt ＝ L Cb － L Ca (1)
人们将A点的钟与B点的钟清零后，只要将B点的钟所显示的时刻数值tb作修正，加上Δt，它就与A点的钟所显示的时刻数值ta成为校对好的异地同步钟。
从A点发射光束到B点，在A钟显示的起始时刻数值为ta1,在B钟显示的到达时刻数值为tb1，即有
( tb1 ＋Δt )－ ta1 ＝ 2L Ca (2)
从B点发射光束到A点，在B钟显示的起始时刻数值为tb2,在A钟显示的到达时刻数值为ta2，即有
ta2 －( tb2 ＋ Δt )＝ 2L Cb (3)
将(1)代入(2)、(3)式计算将得到
tb1－ ta1 ＝ ta2 － tb2
因此
L tb1－ta1 ＝ L ta2－tb2
它表明，在没有采去其它实验证实Ca＝Cb的情况下，采用从中点发光脉冲校正的异地钟对往返光束作检测，直接依据异地钟所显示的时刻值计算往返光束的传播速度，会得出往返光速必然都相等的结果。而实际上，往返光速可能并不相等，只是它们所引起的Δt正好被抵消，不能在实验中反应出来。但是，当人们通过波长测量实验得知在某个空间方向上，光沿着该方向和相反方向传播的速度具有确定的比值关系后，Ca＝KCb，立即就可以从上述方程组中将Δt与Ca、Cb都分别求解出来。
Δt＝ L tb1－ta1 • K－1 3K－1 或 Δt＝ L ta2－tb2 • K－1 3K－1
Ca ＝ L tb1－ta1 •（3K－1） 或 Ca ＝ L ta2－tb2 •（3K－1）
Cb ＝ L tb1－ta1 • 3K－1 K 或 Cb ＝ L ta2－tb2 • 3K－1 K
光在各空间方向上的单向光速不同，会导致异地钟校对增加困难，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实验手段判断光在各个方向上的单向光速不相等可能是错误假设。使用光信号校正异地钟与测量光速需要使用异地钟确定起始与到达时刻并不构成逻辑矛盾。即便循环逻辑没有论证上的可靠信，却不等于它所陈述的内容不是客观事实。即便出现悖论，也只是在该理论层次上无法得出是非结果。
认真学习过“数学分析中的元哲学”的人，绝不应该由于在理论推导中出现循环或悖论，就以为客观事实也处于不可验证的状况。例如某个人说他是中国人，同时又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说假话。这就是无法根据语言逻辑分析出说话之人究竟是否是中国人的经典悖论，然而说话之人实际是那国人，完全可以通过更底层的分析作出判定。以张元仲教授为代表的照本宣科教书先生由于缺乏这些基础知识，根据“异地对钟要借助光速，而光速测量要借助异地同步钟”的循环解说判定单向光速不可测量。原理上，异地对钟并不需要借助光速，就是用两只前进速度相同的小乌龟从同一点向两个等距离的异地点爬行，两只乌龟到达等距离的异地点也是同时事件，同样可以做为异地对钟的依据。之所以借助光速来对钟，只是为了减少实际存在的实验误差。如果光在各个方向上的传播速度相同，使用从中点同时发出的光信号校正异地钟同步很简单，而且与光速大小无关。速度慢，仅仅是从中点同时向等距离的异地两点发射的光信号达到异地两点的时间要长一些，并不存在光信号到达异地两点的时刻不相同的事情。在O、A点（或O、B点）的中点同时向O、A点（或O、B点）发射光信号，光信号到达O、A点（或O、B点）的时刻也相同，进而可以将O、A点（或O、B点）的异地钟校正同步。
如果光在各个方向上的传播速度不相同，只要测定出它在两个点确定的空间方向上往返的速度之间所具有的固定比值关系，就可以通过实验将其中的未知量都求解出来。在校正异地钟的相对零时刻过程中，Δt是待定未知数。人们只要先通过单向波长测量实验得知光束从A点传播到向B点的速度Ca与光束从B点传播到向A点的速度Cb之间存在着的固定比值K，使Ca＝KCb，人们就只需要使用一个钟，将其放在A点，在B点安放一只反光镜将A点传播到B点的光束反射回A点，就可以根据光束从A点发射到B点再返回A点所经历的路程，它等于A B点之间距离L的2倍，与放在A点的钟测定得出的起始时刻t1与返回到达时刻t2之差，计算出Ca与Cb
Ca ＝ L t2－t1 •（K＋1）、 Cb ＝ L t2－t1 • K＋1 K
而光在A B点之间往返传播的闭合回路平均光速C*与单向光速Ca、Cb的计算公式是
C* ＝ Ca Cb Ca＋ Cb 或 1 C* ＝ 1 Ca ＋ 1 Cb
由于光速太快，采用“速度＝位移÷时间”的方式测量光速，必须在很长的空间距离上进行测量才能获得可以被实验仪器反应出来的数值。而且确定很长的空间距离存在较大的误差值，采用异地钟测定光束从A点向B点发射的起始与到达时刻，异地钟的同步校对会受到中点位置误差影响导致测量误差明显加大。早期对光速的测量只能采取来回路程进行测量，具体方法是借助圆周上均匀打有小孔的高速转动圆盘来测定出光束发射起始时刻与返回到达时刻之差，测量精度不高。
当人们通过“位移÷时间＝速度”的方式测量得出光速具体数值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光速C与波长λ和光波振动频率γ之间具有如下确定关系C＝λ×γ。根据该公式，人们可以通过对光波在微小局部空间呈现的波长和振动频率进行测量，间接计算出光束经过该局部空间的瞬时速度值。这种测量方法被称为“波长×频率”法，它的测量原理是，光源发出的光束从头至尾乃是以完全相同的波长连接成的“杆子”，数了“杆子”上有N个波长过去，“杆子”头就运动到达N个相同波长连成的距离远处。与此相同的速度测量事例还有，由长度相同的多节车厢连接成的轨道车，只要在同一位置数出经过的车厢节数，用车箱长度乘以经过的车厢节数，再除以经过这些车厢的时间，即可得到轨道车的运动速度。
采用“波长×频率”法测量单向光速时，先用半透半反镜将被测光一分为二，其中一路去作光学干涉实验测量出波长；另一路则与频率已知的参考光发生干涉形成差拍光波，用光电管接受差拍光波，将其转换成电压信号。在标准单位时间内测量出差拍频率，即可根据参考光的振动频率计算出被测光振动频率。拍频振动频率能取到多大，要以光电响应器件的最高反应速度来进行确定，现在已经可以达到106 Hz数量级。采用2只光电管同时接受拍频光波信号，调整它们的分开安放位置可使它们接受到的拍频光波强度始终保持着π/2相位差，体现为余弦与正弦关系，然后再对光电转换得到的电压信号做200倍电子细分，即可将一个拍频周期的1/200间隔计量出来。最小记数当量即相当于1.5米的光程分辨率。这便是在以原子钟做时间基准和用红外辐射波长做长度基准后，真空光速值有±1.5米误差的来由。该误差其实是时间基准本身的稳定性与长度基准本身的稳定性所导致的分辨率极限，而不是在30万公里真空长度上实际测量光速得到的测量误差。
目前的光电器件响应频率已经能达到1000000000 Hz ，换算成光在传播距离上的判断误差为0.3米，加上电路上的响应速度影响，误差在1米数量级。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地面两个静止点之间直接对单向传播下的光波作速度测量。但要在运动状态下的两个相对静止点之间测量出相对运动光速，除了要求两个保持相对静止状态的运动点的承载物体要很长外，还要求运动速度极其快才有实际测量意义，现实尚不具备可以达到这种要求的条件。
根据干涉条纹是分布在光传播媒介物质空间中的事实，对光在单向上的传播速度作出是否保持相同的判断，并没有测量出光速的具体数值大小。该实验是在地面同一局部静止参照系里做的实验。如果光速在各个方向上不相同，在观察屏移动相同距离情况下干涉条纹对应的横向移动距离将不相同。原理上，人们也可以借助牛顿环干涉实验、双缝干涉实验，只要检测干涉条纹间隔是否与整个实验装置所处空间方向有关，就能够判断波长保持恒定，进而判断出光速是否相同。只是它们的测量精度太低，必须采用光栅多缝衍射干涉实验，才可以将光束方向极其微小的波长变化量准确测量出来。
从多缝出来的平行光要用透镜汇聚到焦平面上观看，转动光栅多缝衍射干涉仪，观测经透镜汇聚到焦平面上的干涉条纹间隔是否改变，就能判断出单方向的波长有没有发生改变。采用物理光栅进行多缝干涉实验对单向光波作光谱分析，如果同一振动频率的激光在不同方向上测试，发现同一级谱线相对于低一级谱线的间隔距离产生变化，一般使用1级谱线相对于0级谱线的间隔距离作比较，就表明在不同方向上波长不相同。以每毫米有1200条缝的光栅，光栅总宽度为60毫米的多缝衍射干涉实验为例，在它第一级光谱中，分别本领为A＝mN＝1×60×1200＝72000，对λ＝6000埃的红光所能分辨的最靠近的两条谱线的波长差为δλ＝λ/A＝ 0.08埃，相当于一个波长的1/72000；当波长的改变量小于一个标称波长1/72000时，就分辨不出相差量了。即便在相反方向上相差一个波长的1/72000倍，把它当成完全相等来对待，也不过是使单向光速的测量具有±1/72000的相对误差。在实用测量技术中追究比一个波长的2/72000还小的相对误差毫无意义。转动整个测试仪，即可判断同一频率的激光波长是否随着传播方向改变。采用反射光栅，光线也不构成闭合回路。为排除激光器发出的激光波长可能受空间方向影响，激光器应垂直安放在工作台上，以保证在转动工作台过程中，激光器谐振腔都保持处于相同的空间方向上。从激光器发出的激光，经45度反射镜反射到水平方向上，先用汇聚透镜将激光会聚到透镜焦点上，用针孔滤掉高次杂波，再用长焦距透镜扩束成为大截面平行光照射到多缝光栅上。
为了实现瞬态观察测量，可在多缝衍射干涉仪光谱线接受平面安装上CCD光电接受器件。现代物理光谱分析仪都采用多缝反射式光栅缝衍射干涉原理来制造，人们可以直接采用高精度物理光谱分析仪来检测同一激光源发出的激光在不同方向是否体现为不同的波长。此实验方法由程实平光学博士在92年写给我的信中提出来，问题是谁来提供实验经费？
一旦通过实验证明光在各个方向上的单向光速相同，光在往返闭合回路上的光速平均值也必然恒定。由于测量实验总存在误差，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来作下一步的实验。
第1种情况：假定上述实验已经证明光在各个方向上的单向光速相同，但不知道具体光速值是多少。在此前提下，人们可以从同一点O向两个等距离的位置A、B点发射光脉冲来使A点与B点的钟实现同步。当A点的钟与B点的钟被校正为同步钟后，只要从A点向B点发射光脉冲，测量出光脉冲从A点到B点的起始时刻tb与到达时刻ta，即可根据A、B两点距离S与时刻差tb - ta之比计算出光从A点向B点传播的速度。尽管A、B两地的钟显示的数值可能与O点的钟相差一个时间，即光从O点传播到A点或B点的时间，它是一个待定数值，但对测量光速毫无影响。
第2种情况：假定上述实验已经证明光在各个方向上的单向光速不相同，虽然不知道具体光速值是多少，但已经测量出它们在各个方向上的相对比值是多少。在此状况下，人们需要依据正反方向的光速比值才能将各方向上的单向光速测量计算出来。设O是A、B点连线上的中点，O点到A点、B点的距离均为L，光束从A点向B点方向传播速度为Ca,光束从B点向A点方向传播速度为Cb；假设Ca＞Cb,从O点同时向等距离A、B点发射光脉冲来使A点与B点的钟实现同步，B点处的钟将比A点处的钟滞后Δt，这意味着从O点同时向等距离A、B点发射光脉冲，以光脉冲到达A点的时刻给A点的钟清零，以光脉冲到达B点的时刻给B点的钟清零，B点的钟所显示的时刻数值实际比A点的钟所显示的时刻数值快Δt时间。由速度公式可以计算出
Δt ＝ L Cb － L Ca (1)
人们将A点的钟与B点的钟清零后，只要将B点的钟所显示的时刻数值tb作修正，加上Δt，它就与A点的钟所显示的时刻数值ta成为校对好的异地同步钟。
从A点发射光束到B点，在A钟显示的起始时刻数值为ta1,在B钟显示的到达时刻数值为tb1，即有
( tb1 ＋Δt )－ ta1 ＝ 2L Ca (2)
从B点发射光束到A点，在B钟显示的起始时刻数值为tb2,在A钟显示的到达时刻数值为ta2，即有
ta2 －( tb2 ＋ Δt )＝ 2L Cb (3)
将(1)代入(2)、(3)式计算将得到
tb1－ ta1 ＝ ta2 － tb2
因此
L tb1－ta1 ＝ L ta2－tb2
它表明，在没有采去其它实验证实Ca＝Cb的情况下，采用从中点发光脉冲校正的异地钟对往返光束作检测，直接依据异地钟所显示的时刻值计算往返光束的传播速度，会得出往返光速必然都相等的结果。而实际上，往返光速可能并不相等，只是它们所引起的Δt正好被抵消，不能在实验中反应出来。但是，当人们通过波长测量实验得知在某个空间方向上，光沿着该方向和相反方向传播的速度具有确定的比值关系后，Ca＝KCb，立即就可以从上述方程组中将Δt与Ca、Cb都分别求解出来。
Δt＝ L tb1－ta1 • K－1 3K－1 或 Δt＝ L ta2－tb2 • K－1 3K－1
Ca ＝ L tb1－ta1 •（3K－1） 或 Ca ＝ L ta2－tb2 •（3K－1）
Cb ＝ L tb1－ta1 • 3K－1 K 或 Cb ＝ L ta2－tb2 • 3K－1 K
光在各空间方向上的单向光速不同，会导致异地钟校对增加困难，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实验手段判断光在各个方向上的单向光速不相等可能是错误假设。使用光信号校正异地钟与测量光速需要使用异地钟确定起始与到达时刻并不构成逻辑矛盾。即便循环逻辑没有论证上的可靠信，却不等于它所陈述的内容不是客观事实。即便出现悖论，也只是在该理论层次上无法得出是非结果。
认真学习过“数学分析中的元哲学”的人，绝不应该由于在理论推导中出现循环或悖论，就以为客观事实也处于不可验证的状况。例如某个人说他是中国人，同时又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说假话。这就是无法根据语言逻辑分析出说话之人究竟是否是中国人的经典悖论，然而说话之人实际是那国人，完全可以通过更底层的分析作出判定。以张元仲教授为代表的照本宣科教书先生由于缺乏这些基础知识，根据“异地对钟要借助光速，而光速测量要借助异地同步钟”的循环解说判定单向光速不可测量。原理上，异地对钟并不需要借助光速，就是用两只前进速度相同的小乌龟从同一点向两个等距离的异地点爬行，两只乌龟到达等距离的异地点也是同时事件，同样可以做为异地对钟的依据。之所以借助光速来对钟，只是为了减少实际存在的实验误差。如果光在各个方向上的传播速度相同，使用从中点同时发出的光信号校正异地钟同步很简单，而且与光速大小无关。速度慢，仅仅是从中点同时向等距离的异地两点发射的光信号达到异地两点的时间要长一些，并不存在光信号到达异地两点的时刻不相同的事情。在O、A点（或O、B点）的中点同时向O、A点（或O、B点）发射光信号，光信号到达O、A点（或O、B点）的时刻也相同，进而可以将O、A点（或O、B点）的异地钟校正同步。
如果光在各个方向上的传播速度不相同，只要测定出它在两个点确定的空间方向上往返的速度之间所具有的固定比值关系，就可以通过实验将其中的未知量都求解出来。在校正异地钟的相对零时刻过程中，Δt是待定未知数。人们只要先通过单向波长测量实验得知光束从A点传播到向B点的速度Ca与光束从B点传播到向A点的速度Cb之间存在着的固定比值K，使Ca＝KCb，人们就只需要使用一个钟，将其放在A点，在B点安放一只反光镜将A点传播到B点的光束反射回A点，就可以根据光束从A点发射到B点再返回A点所经历的路程，它等于A B点之间距离L的2倍，与放在A点的钟测定得出的起始时刻t1与返回到达时刻t2之差，计算出Ca与Cb
Ca ＝ L t2－t1 •（K＋1）、 Cb ＝ L t2－t1 • K＋1 K
而光在A B点之间往返传播的闭合回路平均光速C*与单向光速Ca、Cb的计算公式是
C* ＝ Ca Cb Ca＋ Cb 或 1 C* ＝ 1 Ca ＋ 1 Cb
由于光速太快，采用“速度＝位移÷时间”的方式测量光速，必须在很长的空间距离上进行测量才能获得可以被实验仪器反应出来的数值。而且确定很长的空间距离存在较大的误差值，采用异地钟测定光束从A点向B点发射的起始与到达时刻，异地钟的同步校对会受到中点位置误差影响导致测量误差明显加大。早期对光速的测量只能采取来回路程进行测量，具体方法是借助圆周上均匀打有小孔的高速转动圆盘来测定出光束发射起始时刻与返回到达时刻之差，测量精度不高。
当人们通过“位移÷时间＝速度”的方式测量得出光速具体数值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光速C与波长λ和光波振动频率γ之间具有如下确定关系C＝λ×γ。根据该公式，人们可以通过对光波在微小局部空间呈现的波长和振动频率进行测量，间接计算出光束经过该局部空间的瞬时速度值。这种测量方法被称为“波长×频率”法，它的测量原理是，光源发出的光束从头至尾乃是以完全相同的波长连接成的“杆子”，数了“杆子”上有N个波长过去，“杆子”头就运动到达N个相同波长连成的距离远处。与此相同的速度测量事例还有，由长度相同的多节车厢连接成的轨道车，只要在同一位置数出经过的车厢节数，用车箱长度乘以经过的车厢节数，再除以经过这些车厢的时间，即可得到轨道车的运动速度。
采用“波长×频率”法测量单向光速时，先用半透半反镜将被测光一分为二，其中一路去作光学干涉实验测量出波长；另一路则与频率已知的参考光发生干涉形成差拍光波，用光电管接受差拍光波，将其转换成电压信号。在标准单位时间内测量出差拍频率，即可根据参考光的振动频率计算出被测光振动频率。拍频振动频率能取到多大，要以光电响应器件的最高反应速度来进行确定，现在已经可以达到106 Hz数量级。采用2只光电管同时接受拍频光波信号，调整它们的分开安放位置可使它们接受到的拍频光波强度始终保持着π/2相位差，体现为余弦与正弦关系，然后再对光电转换得到的电压信号做200倍电子细分，即可将一个拍频周期的1/200间隔计量出来。最小记数当量即相当于1.5米的光程分辨率。这便是在以原子钟做时间基准和用红外辐射波长做长度基准后，真空光速值有±1.5米误差的来由。该误差其实是时间基准本身的稳定性与长度基准本身的稳定性所导致的分辨率极限，而不是在30万公里真空长度上实际测量光速得到的测量误差。
目前的光电器件响应频率已经能达到1000000000 Hz ，换算成光在传播距离上的判断误差为0.3米，加上电路上的响应速度影响，误差在1米数量级。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地面两个静止点之间直接对单向传播下的光波作速度测量。但要在运动状态下的两个相对静止点之间测量出相对运动光速，除了要求两个保持相对静止状态的运动点的承载物体要很长外，还要求运动速度极其快才有实际测量意义，现实尚不具备可以达到这种要求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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