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6-07
技术的追问（2010） - [艺术]
这篇文字源于我对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的阅读，是我对福柯笨拙的模仿。为了表达对先贤的尊重，我决定署名为阿里屎多得。
技术是一个可以融贯人类所有时代和文明的线索。每个时代和文明都有自己典型的技术品。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典型的技术品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会想到航天飞机、 或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这类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也许一台苹果电脑、一台山寨手机、一双只卖几美元的旅游鞋、甚至是一个土豆脱皮器这些我们触手可得的技 术品才更能代表我们的这个时代。
今天，大型超市、一元店或十元店里总是人头攒动，这里有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品。我的朋友菲利普喜 欢逛超市，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他在寻找发明的灵感。他会随手从货架上拿下一个土豆脱皮器对我说，你别看这个不起眼，它能使刮土豆皮这种日常工作更容易， 虽然便宜，但销量巨大，同样能赚大钱。
菲利普的梦想是能设计出这样的一个小产品，然后申请专利，假如真有厂家用了这个专利，他就可以按销 量拿专利费，如果每卖出一个土豆脱皮器他可以得一美分，卖出一亿个就意味着他成了百万富翁。
这就是超市里有琳琅满目商品的原因，它有赖于 专利制度、大规模廉价的生产，有效的市场营销等一整套制度的存在。无数的人，无数的机器因为这只小小的土豆脱皮器聚集起来形成关系和网络，项目经理们往往 用带箭头的线段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逻辑之网”，我们就生活在这“逻辑之网”中。
回到这只土豆脱皮器，它是如何被创制出来的 呢？菲利普希望从逛超市的经验中获得类似的启发，但我宁愿相信这类发明是来自于生活，来自刮削土豆这类日常活动。
我们可以设想，一位大婶 在用一把刀刮削土豆皮时的场景，土豆实在是太滑了，碰巧这刀有点钝，土豆不断地从手上滑脱。这时，她会做什么呢？大婶会停下手上的动作，拿起手中的土豆和 钝刀仔细观瞧。“如果这刀能够顺着土豆的轮廓稍稍弯曲一下就好了，这样刀就能抓住这土豆了”，她也许会这样思忖。我宁愿相信土豆脱皮器是这样被发明出来 的，它源自人、土豆和刀的一次巧遇，是刀的钝，土豆的滑使大婶停下来。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说“技术就是巧遇”，他引用阿伽 松的诗歌说“技术依恋着巧遇，巧遇依恋着技术。”往下亚里士多德会偏离这个思路，他强调“技术就是一种真正理性的创制品质”，亚里士多德强调技术的理性品 质，是基于理性的创制。菲利普是物理学和工程学的博士，他研究塑料和玻璃，这似乎与土豆脱皮器的材质和生产制造有关，但我不得不说他的理性训练其实与发明 这个土豆脱皮器无关。
看来存在两条通向技术品的途径，一条是基于对“物”的观瞧的，这种观瞧和思量是一次与物的巧遇，它源自生活经验的中 断，时间在这一刹那不再流畅，我们停下来仔细打量我们遭遇到的“物”，创制活动因此得以展开，这是通向技术品的一条途径。
亚里士多德强调 的是另一条通向技术品的途径，它与知识和理性有关，这种对技术的理解是古希腊哲学特有的，它指向自主的知识活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承认“经验造 就技术”，但强调只有“当一个对同类事物的普遍判断从经验的众多观念生成的时候”，技术才会出现。这就引向了亚里士多德对科学（或知识）的讨论，或者说亚 里士多德的“技术”其实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这种技术观符合今天我们对技术的一般理解，今天我们也更习惯使用“科学技术”这一名词。
中国人 喜欢讨论“古代中国是否有科学？”这类口水问题，潜台词就是中国古代技术很发达。但按亚里士多德对技术的理解，连“中国古代是否有技术？”都成了疑问。这 种错位来自中国人和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技术观。简单说，中国式的技术观强调“术”，亚里士多德的技术观则强调“学”。英文的技术是technology，这 里的“logy”和生物学biology里的 “logy”相同。“logy”这个词根与逻各斯（Logos）有关，即强调技术是一种理性的公开运用。
汉 语把technology翻译成“技术”是带着中国人对技术的理解的。在古汉语中“术”作“術”，是道路的意思，引申为方法和手段。道路即通达，是能够让 人达到目的的途径。俗话说“白猫黑猫，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到达、有效是中国人对技术的理解。韩非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这里的“术”又通向权 术，虽然有效，但却不能拿上台面公开讨论，颇似今天所说的潜规则。这种趣味和指向与亚里士多德的“技术学”大相径庭，“技术学”是通向科学的，它以理性为 基础，而理性一定是公开的，它向所有人敞开，是最能上台面的。
现代技术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具有强大的能力。这与近代自然科学本身的品 质有关，近代自然科学以数学-几何学为语言，强调精密；而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是思辨性的，强调严格，是一种哲学-科学。今天我们可以精确地计算并引导卫星飞 行的轨道，精确地操控原子的位置。这确实是亚里士多德技术观的胜利，因为亚里士多德强调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而操控卫星离不开牛顿力学，操控原子则离不 开量子力学。
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西方技术观并不强调“有效”，不强调“能”，它强调的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活动。但随着现代技术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这种关系被逆转了，我们甚至在讲到知识的时候，都强调其“有效”，强调其“能”。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而我们则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样两种技术观的形象就变得模糊了。
技术的“大能”给人以幻象，即通过发展和揭示技术的潜力将最终使人获得幸福，使人走上不断进步的通 途。新技术导致新生活方式，新生活方式将会孕育新科学，而新科学又会导致新技术。如此循环往复，我们得到一幅人类因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进步的图像。这 种幻象很大程度上是对的，我们今天仍走在技术进步的途中。
博览会是近代世界才会有的盛会，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技术的盛会，电影《钢铁 侠2》中，老斯塔克面对“斯塔克博览会”的沙盘发表着技术的宣言，这是属于现代技术的宣言，他的预言虽然超前但确实在他儿子身上实现了。人类终于因技术进 步改造了自己，拥有了钢铁身躯和袖珍核动力能源。而做到这一切的关键则是科学，斯塔克先生是企业家、浪荡子和冒险家，但首先他是位物理学家。
博 览会起源于19世纪的中后期并非偶然，这正是物理学的传奇时代之一，麦克斯韦、开尔文勋爵、亥姆霍兹、玻尔兹曼等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这是一个对技术充 满乐观和期待的时代，不断有新的世界被发现，被征服，被开垦，被纳入到文明世界中。物理学家塞格雷在《从X射线到夸克》中写道：
“1895 年世界上尚没有飞机，实际上也还没有电话，电也很少。坐轮船横穿海洋是可以了，但是，即使是在横渡大西洋的船只开始使用蒸汽后七十五年，轮船上有时还装有 辅助帆。通讯的主要形式是邮政，不仅在相隔遥远的地方之间是这样，而且在同一座城里也是如此。例如，巴黎有一个相当快速的气动邮政系统：一个管道网，信件 在里面由压缩空气驱动。用汽灯作路灯。”
赛格雷接着叙述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故事。那时候还没有汽车，但两年后，物理学家卢瑟福在伦敦水 晶宫参观了展览会，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我最感兴趣的是汽车，有两辆正在前面的地上试开。”它们能以大约每小时12英里的速度行驶，但是“相当噪，发出格 格之声。”然而，几年之后的1906年，物理学界就因为交通事故而失去了它的一位杰出代表——皮埃尔·居里（居里夫人的丈夫）。
紧接着这 段时期将是两次世界大战，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无尽的人道主义灾难。本雅明说帝国主义战争是一场技术的造反，它聚集起“人力材料”，向社会要求其拒绝提供给 技术的自然材料。社会不去排干河流，反倒把一只人的洪流引入战壕；它不用飞机播种，而是用它在城市的上空投下炸弹；毒气战争更以一种新的方式消灭了灵晕。
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54年，海德格尔写作了《技术的追问》，这不是一篇传统的哲学论文，它有着诗一般的气质。在文章中，海德格尔强调“与以往所 有的技术相比，现代技术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因为它是以现代的精密自然科学为依据的。”海德格尔通过解析具体技术创制——莱茵河上的水电站——建立了 对现代技术的批评。他说现代技术是促逼式的，它“向自然提出蛮横的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现代技术强调效率，它促逼人融入日益 扩大的现代技术生产体系，在这个日益扩大的生产体系中，人成了劳动力资源，病人成了病人资源。
今天如果我们要从事同样的工作，问题则还要 复杂得多。但我们仍可效仿海德格尔的思路，从解析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具体技术创制入手。在本文的开始处，我们已经描述了一个最不起眼的技术品——土豆脱皮 器，它足够典型，但还不够“炫”。下面，我们解析的对象将是一台苹果电脑。
苹果电脑是这个时代最奇妙的技术创制，它由一家以创意和行销为核心能力的产品公司推出。对使 用者而言，苹果电脑的成功不是满足了人们的一种已知需求，而是成功地创造和营销了一种新需求。苹果电脑的成功只有在兼容电脑泛滥普及之后的今天才成为可 能，海德格尔强调现代技术乃是一种促逼和榨取，而在这里苹果电脑促逼和榨取的对象甚至不是任何有形之物，而是一种心理需求。
现代社会是构 建在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基础上的，但等级并未就此消失。等级在心理现象那里获得了支撑，德性或血统为基础的等级变成了心理满足的等级。苹果电脑就是这样一 种被创制出来满足人们在心理上区别自己于他人的一个产品，它通过独特的外形、标识、质感、和用户体验存在。
这就是技术在当代的应用，在其 背后，股票市值驱动公司和员工奔向一个定量化的目标。定量的经济学用金钱来衡量和交换一切，这种定量化本身就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特征。在一个以进步和定量为 特征的体系中，可供计算的量越少，其精确性和可控性就会越高。在这套方案里，一切价值隐退或被还原为金钱。
苹果是一家由美国人开办的在美 国上市的高科技公司，它是全球化的企业，设计和研发在美国，而生产制造则被外包到了中国。中国融入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还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苏联 东欧解体之后，中国和西方世界同时搁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中国搁置了一个建立更公平社会制度的规划，转而融入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而西方世 界则相信使中国融入到这个体系中将会使中国迟早发生长期深远的变化，一种对双方都好的变化。
充分地开发和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将是一种使 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体系效率最高的一种合理安排，它同时满足了多方的利益和需求。因为中国无限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不仅苹果电脑在中国组装制造，土豆刮削 器，打火机，旅游鞋，品牌或山寨手机等也在中国制造。苹果电脑由一家叫“富士康”的公司组装制造，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一位台湾人，他带来了资本、订单和经 验。富士康的工厂遍设中国大陆，给当地政府创造了就业和税收。富士康不仅为苹果，也为联想、戴尔等跨国公司制造产品。
富士康通过有竞争力 的工资雇佣本地年轻的劳动者，所谓竞争力是双重意义下的，首先它相对于当地其他工作工资较高，同时它比苹果在美国设厂雇佣美国工人的工资低，也比在东欧或 南美低。海德格尔的时代还很少有这种全球化的，服务于资本的生产体系，“德国制造”是汽车和机械时代品质的象征。今天，大大的、被咬掉一口的苹果才是品味 的象征，而“中国制造”只是苹果电脑上一行小小的字。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苹果把制造这个环节转移过来，富士康也因此成了世界五百强。如果说苹果的核 心竞争力是创意和营销的话，那么富士康这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成本管理和生产监督。
一台苹果电脑可以卖几百美元，但其中只有十几美元被 留在了中国的组装工厂里，大家都是劳动一个小时，价值可是天差地别的。对一台苹果电脑而言，制造这部分是最没有竞争性的，因为只要有了流水线，剩下的就是 简单精确的动作。你大学毕业，读过莎士比亚对做流水线式的工作是没有附加好处的，但因为你的感情更细腻了，反而会有坏处。
几百美元中的大 头属于创意和营销，这是苹果的核心能力。还有一部分要归于比如芯片厂商，而关键的芯片设计仍然属于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创意活动。这部分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在 美国本土完成的，这自然是因为那里有大量的研究和创意人才。对于研究和创意人才，这时候需要的就不是简单机械的劳动了，至少其关键部分是需要自由的，需要 思想的自由活动。这时一颗敏感的心，感情细腻的心，一颗读过莎士比亚的大脑就可能有更多创造性。
这就出现了一种落差和错位，一个强调“自 由和平等”的现代社会竟然是建基在一个无视“自由和平等”的前现代社会之上的。这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有关、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技术有关，也与中 国式的强调“术”的技术观有关。中国技“术”强调实用和有效，它没有知识和理论的前定限制，持有这种技术观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无成见地打量自身和 我们所处的世界，搁置已经破产了的理想和公正，开始大胆的拼接和组合。
最近二十年，中国以非常“合适”的方式拼接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 体系中。因为有无限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效率更高的专制体制和海外华人投资，我们成了世界的工厂，正在成为世界的市场。在这里，制造业的奇迹不是无人工 厂，柔性生产线。中国奇迹的诀窍在于与其花大价钱引进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不如引进被淘汰的半自动化生产线。因为机器涉及损坏、维修和更新换代，而人则 只需要发工资，这是一个可以用数字精确计量的成本。
在最近二十年里，我们生产线上的工人，出租车司机，打字员和小设计们几乎没有收入增 长，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是负增长的的。而与此同时，吉利收购了沃尔沃，叫叠词的官家的孙女成了世界名媛，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海正在举行以前只有发 达国家才能主办的世界博览会。我们确实走在进步的道路上，但这种进步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淋浴是进步的标志，淋浴使人在身体上平等 了。劳累了一天的制造工人、都市小白领和富二代可以享用同样质量的洗发露和沐浴液。淋浴使人的身体进入现代社会，这象征着进步和平等。但这也会有我们意想 不到的后果。请让我们驻足观瞧。
在古代，淋浴是富人的特权，“富家子爱上贫家妹之所以是童话”——是因为这压根不可能。未经淋浴过的身体 代表着不洁、不美、没气质和不文雅。除了最粗俗的“性”，富家子是不可能看上贫家女的。但这些在今天就不成立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已经把贫家女从身体到头 脑都打造成和富家女一样了。互联网、时尚刊物和流行趋势为我们批量地制造着美女，她们有漂亮的脸蛋、挺拔的胸部、曼妙的身材、得体的打扮和迷人的气质。
今 天，“富家子爱上贫家女”就不再是神话了，而成了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这意味着富家子择偶的范围更宽了，消费促进了，这确实是一种进步。但反过来美丽而 有气质的贫家女爱上富家子就必然意味着她抛弃了某个穷小子，穷小子的幸福在这种情形下受到了伤害，某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穷小子在忍受“血汗工厂”的同时，还 要承受“爱情”的缺失。
在青春期，“性”是最能使人烦恼的因素。导致人心理失衡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爱他并且关心他的人存在，肯定会舒缓 各种心理失衡。淋浴这种技术却很可能会剥夺掉穷小子的爱情，或使这种爱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了。今天，因为淋浴技术，廉价的越洋机票，“贫家女倒追富家子” 成了现实中的剧情，童话终结了。
“富士康十三连跳”已经取代“王子与灰姑娘”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追求幸福生活的动力和象征了。而所有的这一 切又是来自一台苹果电脑，它利用人的心理创造了一种需求，这种需求由传媒放大成为时尚，并促使人们去消费和购买。拥有苹果或一台苹果电脑是财富、品味和区 别于一般人的象征。今天，拥有苹果或一台苹果电脑就能够获得女孩子的青睐，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伴随着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潜伏于 水下，如果你不身处其中，你根本就不知道。罗马的公共浴室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技术奇迹，罗马的市民们可以在其中泡一整天不出来，终日饮宴嬉水，宛若人间仙 境。但在其地下却有无数的奴隶在为这个技术奇迹服务，他们劳作的环境极度龌龊不堪。公共浴室的技术规范强求这些奴隶们必须如此工作，他们没有自由。
古 代的奴隶们并不是人人都这么悲惨，只有那些被纳入到巨大机器中的奴隶才是最悲惨的，他们被迫按照机器的频率和设计规范工作，他们是巨大机器身上的一个部 件。古罗马的战舰是另一个技术奇迹，数百名奴隶各就各位按照鼓点划动巨大的船桨，全神贯注不能有丝毫的迟疑和缓慢，否则就会影响全体桨手的节奏。
今 天在生产线上工作的工人也必须按照规范完成一系列简单机械的动作，个人被完美地嵌入到生产环节中去了，全神贯注不能有丝毫的迟疑和缓慢。从工作的强制性和 恶劣单调的工作环境看，生产线上的工人恰恰是古代奴隶制的复活，而且是最坏奴隶制的复活。他们的基本特征是在劳动时失去了自由，个人创造性处于被取消和压 制的状态。
这就是一台苹果电脑的故事。这张使苹果电脑成为可能的“逻辑之网”比海德格尔时代使一辆大众汽车成为可能的“逻辑之网”还要巨 大得多，而且因为中国因素的加入变得更加复杂和怪异。今天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的许多恶果已经得到了改善，比如因为工会和民主的原因，我们上面说到的那种压 制自由和创造性的“血汗工厂”在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已经绝迹了，原始资本主义已经演进到了福利资本主义。但我们发现，这种福利资本主义却是建基在中国 “血汗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与此同时这种“血汗资本主义”也在削弱“福利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
首先“血汗资本主义”削弱了“福利资本 主义”存在的道义基础，其次“血汗资本主义”使“福利资本主义”国家自己的制造业处于倒闭的边缘，资本都流向了“血汗资本主义”国家并获得了更超额的回 报，这潜在地使“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也处于内部矛盾和危机中。而这一切又都是来自唯一的价值标准，即金钱或资本。
对技术的批评和反思不意 味着对具体技术品的拒绝，甚至也不意味着对以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拒绝。技术批评的对象在于使某种技术品成为可能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因此我们会批评苹 果，在把生产制造环节转出美国的时候，不应只考虑成本的问题，还应考虑工人的生产环境和劳动报酬等；它应当把工厂设在能保障“自由、平等”价值观的国家或 地区，尽管这样会提高苹果的成本。
在这个意义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全球的扩张就必然与其价值观的输出同步。资本、信息、人员和产品在全 球的流动正在造就一个全球规模的共同生活，这不是一个地球村的想象，而是一个地球城邦的想象。共同的生活呼唤共同的政治秩序，同一的价值观和福利标准。这 是一个过分大胆的想象，对中国而言，这种想象与追问“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现代社会的问题”相联系。
现代社会有多种特征，比如：普遍的教 育、物质的丰富、全民保障体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民主政治、信仰自由、军队国家化等。简单说，我们可能选择一个没有“自由和平等”，但却充满“财富和快 乐”的现代社会吗？从现代技术的本质分析，这种选择是不可能的。
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有赖于一个前提，即理 性活动不再是私下和纯个人的，理性活动将是公开和整体的活动，这是全社会乃至全人类永恒的活动。科学是可以争论和置疑的，知识是可以传授的。知识活动是永 恒的社会活动，它与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相匹配，并需要一套制度和机制予以保护。如果这套制度没有了，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没有了，我们所看到的现代社会及其永 恒进步就会随之消亡。
因此现代社会的根本是“自由”。理性的创造活动需要从小的熏陶和养成，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自由国度里的臣民会有独立思 考和自由创造的习惯。以科学和技术为动力的现代社会就是这样运行的，它推行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保护科学和艺术的自由创造。
回到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我们已经通过一台苹果电脑展示了今天进行技术批评的复杂性和艰 巨性，除现代技术外，我们还要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如果说技术规定了人类存在的方式，这里我们将面临批评现代技术和中国技“术”的双重任 务。然而，即便是海德格尔也没有给出摆脱技术困境的具体办法。海德格尔承认，今天我们正是因为有这套现代技术所规定的促逼体系，我们才得以存在，这是我们 的世界，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命运。
在文章的最后，海德格尔转向了艺术。在古希腊文中，艺术就是技术，它是关于创制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 系里，悲剧或诗歌的创作也是基于知识的，他的《诗学》就是关于诗歌创作的科学理论。海德格尔把艺术当作是一种与技术有本质性亲缘关系而又绝不相同的一种活 动。这种活动使人从现代技术退回到人的本真，他似乎要从这里找到出路。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强调艺术是发现真理的途径，这可以与亚里士多德视技 术为理性的创制相类比，即把艺术定义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或科学的一种发现真理的活动。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呢？亚里士多德贬低因经 验获得的技术创制，认为这不智慧，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海德格尔实际上是把这种技术创制视为一种更加源初的技术，因而具有开拓性的力量。这并不难理 解，因为越是古老的技术创制就越是来源于“与物的偶遇”，比如车轮的发现将给人类打开一片新的领域，带来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技术创制却断然不可能来自几何 学，相反几何学倒是这种技术创制所规定的新生活的后果。
但这种艺术-技术如何与中国的技“术”区别呢？这有点困难，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前 现代的，都与科学无关，都没有理论前定的限制。回忆一下前文对“术”的剖析，我们发现中国技“术”的本质特征是具有功利的目的，它并不是“自身以自身为目 的”的自足的活动，从这个角度它无论如何都不会导致理性和科学，这构成了与海德格尔所说的“艺术”的区别。
如果我们把这种功利去掉，进入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说的“为了观看的观看”这种境界便可通向一种不同于近代自然科学的理性之“思”，这可能是一种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可能是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倡导的现象学，也可能是我们暂时还不知其名的某种另类之“思”，这是一项“思”的事业，是我们对理性的再认识。“思”替代了亚里士多德技 术观中科学的地位，它是自足的。艺术-技术活动所凭借的和所指向的正是这种另类之“思”，如此我们就从根本处修补了亚里士多德的技术观，而亚里士多德的技 术观正是现代技术的源泉。
我们似乎明白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艺术”的沉思，它应当是“为了观看的观看”基础上达到的追问和“思”。这是个动 作，并不允诺能够到达何处。海德格尔的遣词造句带着些神秘，带着些宿命，带着些虔诚，甚至还带着些犹豫，这些都是现代人久违了的气质。《技术的追问》全文 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们愈是邻近于危险，进入救渡的道路便愈明亮地开始闪烁，我们便愈加具有追问之态。因为，追问乃思之虔诚。”
看来，海 德格尔的工作并未最终完成，他只是试着给出追问的方向，即把艺术活动看作是通向真理的途径，保持对“思”的虔诚，等待着在最危险的一霎得到救渡。这种姿态 和形象让我想起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提到的波德莱尔笔下的素描家贡斯当丹·居伊，他作为现代性的典型形象被刻画。
他“将在任何闪动着 光亮、回响着诗意、跃动着生命、震颤着音乐的地方滞留到最后；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一种激情可以呈现在他的眼前，只要那里有自然的人和传统的人出现在一种 奇特的美之中，只要那里的阳光照耀了堕落的动物的瞬间的快乐”。
波德莱尔接着写道“但当整个世界沉入梦乡的时候，他却开始了工作，改变着 那个世界的面貌。他所导致的改变并不包含取消现实，而是现实的真相与自由的修行之间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自然’的东西‘不止于自然’，而‘美’的东西也 ‘不止于美’，个体的对象又象是‘被赋予一种象（它们的）创造者的灵魂一样的充满活力的生命’。”
这种道路是断然不同于中国技“术”的， 它更类似于西方传统中的哲学或科学，在“为了观看的观看”基础上以创造性的方式再现世界，每种再现方式都为我们敞开了新的领域，这种活动不应须臾放弃，它 是我们无路可走陷入绝望境界时获得救渡的希望。艺术-技术被看作是与现代技术相抗衡的一股力量：因为它的源初性，因此它对现代技术具有否定性的力量；因为 它的自足性和严格性，它不是功利和实用的，因此它足以抵抗现代技术的促逼而不致与它同流。
福柯强调“对于现代性的态度而言，现在的丰富价 值是与这样一种对它的极度渴望分不开的：把现在想象成与其自身不同的东西，但不是摧毁现在，而是通过把握现在自身的状态，来改变现在。”
由 此，我们可达到对中国技“术”的批评，中国技“术”也是没有理论前见的，因此具有对现代技术、现代体制的否定性力量，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被人们认识 到。现代技术和现代体制是以“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但中国技“术”却无视这一前提和逻辑，直接追求个别的和现时可兑现意义下的有效性，这是一种片 面、极端功利主义的追求，是对现代技术和现代体制根基的破坏。
现代技术的本质驱使资本生产全球化，它象一头贪婪的巨兽把一切人、一切民族 和国家都纳入到资本逐利的全球化体系中。在这个意义下，今天我们面临着双重任务，对中国而言是“如何现代化”，对世界而言则是面临着“中国问题”，即如何 面对功利实用的中国技“术”对现代体制的冲击。
中国技“术”观大胆拼接各种元素和规则，只为现时可兑现的实用，视一切原则和法则为无物， 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发展观。在这种发展观下，我们看到各种怪异的现象，毫无道理可言，丝毫上不了台面，但我们却早已见怪不怪了。比如中国的互联网有 GFW，不允许国民接触特定种类的信息，但为了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经商的方便却又非常实用地网开一面，允许这些人直接或通过VPN不受限制地上网。最近 NBA新星杜兰特访问中国，据说有人早早就准备好了一台装有VPN账户的苹果电脑供他访问“推特”等被GFW的网站，这真是奇怪的事，毫无道理和逻辑可 言。
如果说中国以务实的态度拼接进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生产体系，并利用这一体系迅速地发展了自己，壮大了自己。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在提供 一个另类的选择，是在解决现代技术的难题呢？这个也不可能，因为中国技“术”只求实用，它不是自足的活动，不具备突破世俗见解的力量，更不具备突破自身的 能力。突破自身需要冷静的反思和创新的思维方向，这不是中国技“术”的所长。我们的企业家和艺术家们山寨模仿还行，叫他们自己设计一个，就不行了。
如 此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技术批评的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中国要面对全面融入现代体制的问题，而世界则需要面对中国问题，这其实是一个 硬币的两面。而现在随着中国力量的发展，中国问题已经有可能动摇现代体制了，如果说危机越迫近，救渡也越接近的话，我们离救渡已经不远了。
今 天全世界人们的情绪通过互联网和传媒可以同步地被激发起来。当伊朗妇女中弹倒下的时候，整个互联网同步地发出巨大的叹息。同步的情感刺激和共通的境遇早晚 会激发全球范围内的共同行动，这样的行动不断在历史上发生，但下一次将第一次是全球同步的，规模宏大，为了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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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德格尔把“救渡的希望”留给艺术，这多少让我觉得困惑，因为在中国艺术是小圈子里的玩闹，它本身就是个名利场，虽然他们也高雅地谈论本雅明，笨拙地模仿达 明·赫斯特，但指望他们跳出现代体制、跳出中国技“术”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打着灯笼在这灯火辉煌的都市里去寻找自己的同路人，一种以艺术为业的人。
“为 了观看的观看”在儿童身上却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好奇地看，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只是为了看，他们开心地玩弄泥土和沙子，只是为了弄出个东西来。但在中国的教育 中，我们的儿童将很快失去这一特点，他们在家长和体制的促逼下去追逐各种“补习班”和“人脉关系”，好奇心消失了，“为了观看的观看”也消失了。在未来的 岁月中，他们将被改造为现代社会合格的劳动力资源。
我的爷爷是位农民，除了在湖州当工人期间因为工会的缘由认识了一些字，他没受过任何教 育。我的爷爷有“为了观看的观看”这种好奇心，他用我们家吃饭剩下的鱼骨拼出了一只小鸟，这只小鸟长十几厘米，惟妙惟肖。它被用绳子挂在我家的客厅里，随 着微风不停地变换着方向和姿态。这只小鸟不同于我奶奶的针线活，它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这是个有意思的艺术-技术创制。我爷爷用他触手可得的材料——鱼骨 ——再现了一只小鸟，它来源于我爷爷好奇的双眼和灵巧的双手。
这样的艺术品就为我们打开了一片空间，在这片空间里，小鸟慈爱地俯视着我爷 爷的子孙们，重孙们，小鸟随着微风不时地变换着方向和姿态。这片空间存在于他每个子孙和重孙们的心里，今天随着这段文字，它变成了我们所有人的公共经验， 因此也潜在地为我们每个人开辟出了一片空间。因为这片空间的存在，某种生活得以可能。
我们对艺术所抱有的期待和希望在这个意义下得以成 立，它是无功利的活动，它是对生活中所遭遇到事和物的创造性再现，它努力使我们生活中的某个片段留驻在艺术品中供我们观瞧。因为作品的公共性，因为观瞧和 交流，艺术品为我们打开了一片新的空间，新的生活得以可能，救渡也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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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2, 2013
，“技术学”是通向科学的，它以理性为 基础，而理性一定是公开的，它向所有人敞开
，“技术学”是通向科学的，它以理性为 基础，而理性一定是公开的，它向所有人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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