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沙龙第二期：“谣言”
编者按：2013年9月28日，在共识网·杉园举办了第二期青年学者沙龙。由政法大学副教授邓文初老师主讲《谣言的心理》，各位青年学者就邓老师的发言以及自身专业领域对谣言的理解、认知做了发言。本稿为发言实录。编辑对部分学者的身份进行了匿名处理。
施展（外交学院副教授，主持人）：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聚到一起在这儿讨论“谣言”的问题。最近这段时间，“谣言”这个事从薛蛮子入狱开始搞得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谣言”上面衍生着谣言，一谣套着一谣，官谣民谣来来回回。在现在这么一个谣言满天飞却又是彻底打不住的时代，谣言究竟有怎样的一个社会效果，它是否是一个真正可控的东西？还是说它本质上恰恰是一种真理逐渐产生的机制？它对于我们未来的社会治理、对于我们的公共秩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它，这是对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今天大家聚在这里讨论的意义。 “谣言”本来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学、心理学的问题，但是在中国由于我们的这种特殊状况，某种意义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法律问题，而这个政治、法律问题的出现又是因为一种新的技术作为一个平台使得它成为可能，这个新的技术就是微博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开放了“报禁”，但是开放了报禁接下来就带来了一系列所谓的谣言满天飞的状况，以及由于我们特定的正当性的来源以及正当性运作的逻辑，使得这种所谓“谣言满天飞”在我们这儿从社会心理学问题转化成一个政治法律问题。我刚听到在座各位很多是法学专家，还有一些是从技术部门出来的，我相信今天除了文初兄会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我们在法学、政治学以及技术领域如何使得这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成为一种政治现实，这都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语境下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首先有请邓文初老师展开他的讲座。 邓文初：谣言的心理 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讲人）：  对“谣言”我没有做专门的研究，只是基于一些个人的感觉和从事过媒体工作的经验，我从事过近六年的媒体工作，在湖南做电视，所以关于信息传播方面有一些切身体会。我的《谣言九论》写于08年，那时候也是谣言满天飞，今年的谣言就更加可怕了，按网上的说法真有点“谣翻中国”的态势了。 我先从这个定义说起，因为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谣言定义背后的权力因素（详见邓文初《谣言，命名的政治》）。纸上的定义很简单，无论是字典还是司法解释都是很简单的，把谣言当成一种“没有经过证实的或者是捏造的虚假信息”来对待，谁有权力谁就可以下定义，而且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下定义。但这样的定义并没有把握谣言事实，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谣言里，不管在什么时代，口耳相传时代也好还是网络时代也罢。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传闻的真假是很难辨别的，往往事实很难得弄清楚，不仅个人，连专职记者也一样，这才是关键所在。 西方学术界对谣言的真假采取一种很慎重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谣言的传播者、散布者和接受者，对于谣言的真假性质是无法判断的，正是在它的真假性质无法判断的情况下我们才传播所谓的谣言。但我们大陆学术界和权力界就把它歪曲了，把它认定是一种虚假的信息，而且加上一个“有意歪曲”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倾向性很强的定义，基本上不合符事实。 今天，我想说的是在一个网络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谣言，出于什么心理？其实这也不是我的研究范围，所以还是谈谈常识。在传播学看来，谣言就是信息，是不太明确的或者没有证实的信息，这个信息比官方媒体跑得更快，“谣言永远跑在新闻的前面”，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心理因素：其一，谣言是由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的驱使产生的；第二，谣言是我们一种自卫机制，是我们的自我防御的机制；第三，谣言是一种关心、对我们生活世界、对社会的关心；第四，谣言是一种表达，一种意见的表达。这是我对谣言的基本心理分析，以下就从这四个方面略作分析。 其一，谣言是好奇心。 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它的信息往往是不明确的，信息的几个要素（一般新闻学上所说的五个“W”：when、where、who、how、why）何时、何地、何人等等很难完全清晰呈现，凡关注这个事情的人就会产生一种探究冲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在什么场地、什么人见过这个事情等等，这是信息不明确情况下一般人的探究心理。事件刚刚发生时候的新闻往往会有逻辑断链问题，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口耳相传的信息都是，但我们知道，人的头脑里是有一个很清晰的逻辑链的，这是我们判断事物的基本理性，我们都是依据自己的理性判断信息真假对错的。因为，一旦信息中间逻辑链出现断裂，我们就会探究究竟：它到底哪一块断裂了？什么原因导致断裂？我们会通过各种途径比去探寻信息，亲自追寻新闻线索或者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去补充这个逻辑断链。这个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信息的正常状态，没有谁会认为是谣言。而之所以在中国，所谓的谣言这么多，跟我们的信息控制方式有关：每次发生一个突发性事件，官方媒体的报道往往不愿提供我们希望看到的信息，而是他们愿意让我们看到的信息，什么工作报道之类，面对社会特别关注的问题，又往往采取闪烁其辞、避重就轻、甚至黑白颠倒的报道方法。遵守宣传部门内部所谓的“潜规则”，什么“消极因素积极引导，负面问题正面报，要鼓劲不要添乱”之类，这样的新闻，自然让自己丧失了公信力，只好又“谣言”替代了。 我说一个自己经历的事情。1997年，湖南岳阳曾经发生过一次火车相撞事故，死亡100多人（1997年4月29日10时48分，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旅客列车行至京广线湖南省境内站1453公里914米处，与停在站内4道的818次旅客列车尾部冲突，造成324次旅客列车机后1至9位颠覆，10至11位脱轨；818次旅客列车机后15至17位颠覆。死亡126人，重伤48人，轻伤182人。）新闻被封锁了，央视的记者、省台记者、地方台的记者只能住在宾馆里等着，等着铁道部的领导到来。等到副部长到来之后，首先发布的消息就是“铁道部某某领导到了现场”之类的工作新闻，政府如何重视等等的政绩新闻，至于火车相撞事故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发生的？到底死了多少人？那些人遇难？灾难有多重等等……这些人们最为关心的事却不报道。 讳莫如深，老百姓急了，只好通过各种途径去打探消息，其实我们做新闻的人更急，但能做的也只能与老百姓一样，通过各种“小道”去探究信息。当时我们跑到一个近车站的顶楼去拍现场，那个楼房在封锁线之外，还可以自由出入。在顶楼上，我们发现，车站广场有相当大的面积用草席盖着，一排排尸体存放在草席下，但作为官方媒体，没有得到宣传部门的认可，还是不能做任何报道，只有新华社的记者可以进去，死亡数据也是由铁道部告诉新华社，通过新华社的通稿告诉我们在场的记者。像这种情况，就必然产生谣言，因为对老百姓来说，我们最关注的你们没有报道，你报道的是工作，这就是轻重颠倒，罔顾左右而言他。 在信息传播领域，任何不明确状态都会构成了一种心理紧张，而心理紧张需要释放，因此，我们会出自本能的去探求，这个心理过程正是信息自由的人性基础。我们的本能探求，有可能得到的是事实，也有可能是想象，尤其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他人来了解信息，这个时候，信息传播的主要依据就是人际信任，人际信任是这个社会能否正常存在的基本规则。但这也正是谣言产生的基本原因--因为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件信息进行检验，不仅没必要，而且成本太大。所以正常社会中的信息大都是以谣言方式传播的。 我有时喜欢用一个开玩笑式的比喻谈谣言，说“谣言是一个猫”，它是人类的好奇在作怪，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人类的好奇心，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人类对自己心理紧张的释放需求，只要人类好奇心存在，谣言就会存在。谣言的结束，也只能是人类好奇心的结束：一旦信息足够充分，信息的几个要素都具备了、逻辑没有断裂、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这个信息的传播任务也就自然消失了，也就是说，谣言会和“新闻”同时消失。“谣言止于智者”其实是这个意思，“谣言止于网络”也是这个意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忧。 第二个方面，谣言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我是通过对历史上一些谣言尤其是一些灾难性谣言的梳理发现了这一点。我的第二篇文章里（详见邓文初《谣言与谎言》）收集了很多资料，这里主要涉及了地震，那个文章是写汶川地震的事情，收集了很多地震资料。比如2006年的云南昭通地震，其实地震发生之前的20天左右，云南就已经出现了谣言，说这个地方将出现地震，因为地震周边总有一些异象，地震的谣言就出来了。昭通市政府在7月20日出面辟谣，说没这个事情，让大家保持安定。但是偏偏在7月20日地震发生了，这是2006年发生的一个事件。还有四川汶川地震也是一样的，5月3日就有谣言出来了，说要有地震，但是当时马尔康政府辟谣，四川省官方网站也在辟谣，但地震还是如谣言所说的发生了。当然还有更多这类事实，如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75年2月，地震预测部门就已经预测到将有一次大地震发生，到1976年的6月份，唐山当地老百姓都已经感觉到了微震，开始向政府部门反映，也是“谣言”满天飞，但唐山政府部门却在打压谣言。说是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安宁之类，把这个消息压下去了。 我收集了很多资料，这些资料显示谣言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的一种自我保护本能，有点像动物传播信息一样。比如一个蜜蜂，任何一个刺激性的信息到了一个个体蜜蜂的身上，这个蜜蜂马上会把这个消息传播到整个蜜蜂群里，瞬间这个蜜蜂就能产生一个防御性反应。人类信息的传播的最初形态其实也是这样的，最初的信息都是分散的，分散到每个个体身上；事实上，个体对信息的敏感要远远大于非人性的官僚机构，因为信息与每个个体的切身利益、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旦他意识到一些不正常现象，他会本能地散布信息，一方面是因为心理紧张，一方面是想引起他人关注，共同抵御这种紧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一种生物对环境的反应，这也是人类自救的基本手段。可以说，谣言就是这种最初的人类共同体自我保护，应避灾难的基本手段。 阜阳爆发口蹄疫时的谣言就是这样的（2008年5月）。在官方发现并证实之前半个月，当地一些小孩出现了一种怪病，医院无法确诊，谣言说是时疫，会传染小孩，得马上把他们带离幼儿园，到农村去躲避。一些家长因此把孩子送到乡下避难。但阜阳官方却公开辟谣，让老百姓把孩子重新送到幼儿园，最后导致时疫大规模爆发。 这个观点好像没有引起注意，所以我在文章中用了一个极端的词说法叫做“止谣就是杀人”，在一些重大灾难发生之前，总有某些不太明确的信息散布，一些预兆出现，此时谣言就成了最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无法民间还是官方都无法明确解释，无法明白其中的意义，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说让信息自由传播，把应对的权利交给人们自己。因为个体对信息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官僚机构。这个时候辟谣止谣就是剥夺人们的自救权利，就是在杀人。唐山大地震之前，假如政府能够让谣言自由传播，虽然会造成一时混乱，但20多万死难的人中至少部分可以活着。阜阳也是，汶川同理。所以我说“止谣就是杀人”，这个说法表面看来比较极端，但是我觉得没错。重要的是将信息传播的权利还归人们自己，将生命自救的权利还归每个个体自己。一个政府，不管他有多大的能耐，总无法控制人类与自然，尤其是那些突发性灾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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