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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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世界有三个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 “精神生活”。能够长期延续的生活，在这三个维度上积累，形成传统。生活世界外生的或内生的变动，也依这三个维度分解为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变动。与传统相冲突的变动，只要足够强烈就可使传统持续演变。转型期社会的特征，是变动与传统的持续冲突。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显著的变动，可表述为适合市场经济的 “小世界”网络结构的扩展过程。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机会、财富和权力在人群当中的 “幂律”分布，从而引发普遍的正义诉求——表现为大众对 “公平”的迫切需求，这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式。在精神生活的不发达阶段，大众在社会生活维度上的正义诉求不能转化为精神生活维度上的自我满足。在 “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平面之内满足正义诉求的基本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消除或缓解权力的幂律分布，从而要求生活世界的网络结构从效率主导的演变为情感主导的。物质生活的效率原则与情感生活的心性原则之间的冲突，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式。
关键词: 基本问题; 正义; 心性
一个 “问题” ，首先，它的英文是 “an issue” ( 常译为 “议题”) ，而不是 “a problem” ( 常译为 “问题”) 。其次，它由下列三个条件界定了它的基本性质: ( 1) 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真实生活情境内发生并等待求解，越是基本的议题，越令人困惑且长久地挥之不去; ( 2) 求解问题的路径不唯一且存在至少两条同等重要但相互冲突的路径; ( 3) 在发生这一问题的情境内，受这一问题困扰的人们不断积累和寻求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传统。
据此，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应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不去的议题，当中国人试图求解这一议题时，立即陷入两难困境，因为存在着同等重要但有根本冲突的不同政治路线。为生存而不得不奋起求解这一议题的中国人的努力，于是沉积为关于基本问题的本土的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这样的传统，主导了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演化路径，似乎仍在主导目前和未来中国社会的演化路径。目前，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许多困扰。这些困扰可依照下述三个维度加以排列: ( 1)物质生活的维度; ( 2) 社会生活的维度; ( 3) 精神生活的维度。最初的困扰来自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匮乏 ( 物质生活的维度) ，或许那时多数中国人因此而赞成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稍后发生的普遍困扰是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出现的 “为富不仁”和 “官商勾结” ，以及如影随形的权力腐败 ( 社会生活的维度) 。再后来的困扰，是精神生活的迅速贫困化或腐败 ( 精神生活的维度) 。最后，也就是现在，来自三个维度的各种困惑演变为全民的焦虑从而成为一场总体危机。不论何时何地，内源式社会总体危机的核心议题似乎永远是 “正义”———在这一观念最原始的意义上。
我们生活体验里关于正义的那一部分，首先应被称为 “正义感”。我们的感觉，佛家列举 “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前面的五种在人类是专业化了的，有 “感官” ，其感觉称为 “官觉”。五种官觉之外， “意”是第六识，称为 “意识” ，它的感官，在英文称为 “mind” ，在中文称为“心”。可是英文有 “heart” ，对应的解剖结构称为 “心”。西方的科学传入中国，主 “意”的 “官”就成为一个问题。为了更迅速地从事物外部认识它，笔者可以找到演化论和认知心理学的根据来说明我们的任何感觉都有而且必要地有一些模糊性。于是，任何感觉都可能变得更清晰，这一过程称为“分析”。例如，我们要让语言变得更清晰，就施行 “语言分析”。基于这一方法的哲学，就称为 “分析哲学”。所以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分析哲学家，本意很可能是要让他自己感觉中的世界变得更清晰。
我们的正义感，也是可以分析的。半世纪前，分析正义感②的时候，人们常引罗尔斯的正义论或“以公平为表现的正义” ［3］。其实，罗尔斯的分析框架有太强的逻辑假设 ( 只适合于每一个人已经具有自由精神与民主精神的社会) 。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阿罗的方法来表达人们的偏好，这就远比罗尔斯 ( 最初由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确立的) 的预期效用理论的方法有更弱的逻辑假设从而有更强的解释力 ( 不仅适合于民主社会) 。阿罗在他的博士论文里确立的 “偏好”表示，也是当代经济学规范理论的开端。在日常生活中，根据观察和体验，我们常说某社会甲比某社会乙更好，这是什么意思呢? 借用阿罗的分析框架 ( 分析的逻辑与演化的历史是不相容的) ，我们每一个人，基于各自不同的社会经验，原则上，可将这一社会的全部逻辑可能状态依照这些状态在我们感受中的重要性加以排序。在谈及 “价值”( value) 时，小密尔给出 “utility”( 效用) 的定义: “importance felt”( 被感受到的重要性) ，真可谓精辟。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效用的更现代表达是 “偏好” ，即事物或状态的重要性排序。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之后，当然可以有关于这一社会各种可能状态的排序。有关于社会甲和社会乙的足够体验之后，一个人，当然有关于社会甲和社会乙的偏好，称为他关于社会甲的偏好和关于社会乙的偏好。此处，有必要更清晰地界定 “偏好”。由此，又引出演化论的视角。
遵循阿罗的 “偏好”表示方法，我们假设 ( 偏好的 “完备性”) ，一个人可以将世界的全部可能状态，依照他感受的重要性加以排序，并且这一排序不能呈现循环 ( 偏好的 “非循环性”) ，因为循环意味着自相矛盾，而自相矛盾的排序使人不知所措。于是，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重要性排序的向量，其中的每一分量对应着世界的可能状态的一个等价类 ( 循环可视为等价) 。理性的个人，总是希望实现他的重要性排序里位置较高的那些等价状态，并且据此参与 “社会选择”过程，投入资源，以期实现更好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讨论社会选择的机制问题，我们就不必讨论社会选择的各种 “不可能性”和 “可能性”定理。这时，我们可以说的就是: 每一个人排序里更好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实现，依赖于这些生活方式在其他人排序里的位置。一个等价状态类是 “帕累托改善” ，若它在每一个人的排序里都有高于现状的位置。如果存在帕累托改善③的状态类，那么，一个最简单的正义问题就是: 为何不能实现由这一类状态表示的社会全体成员的每一成员的更好生活? 关于上述的最简单正义问题，经过反复思考，我们不难明白，它的清晰解答要求我们界定 “世界的可能状态”这一观念。如果在每一个人的重要性排序向量里，世界的可能状态包括了个人努力之后可能达到的那些状态，那么，例如通过 “交换”可能达到的状态，意味着潜在的帕累托改善。一旦允许个人的重要性排序里包含潜在帕累托改善，我们知道，社会选择就可能出现循环 ( 即允许 “后悔”) 。如果世界的可能状态不包括个人努力之后可能达到的那些状态，则每一个人加以排序的，可称为 “静态”排序。在静态的世界里，怎样定义 “可能状态”?
如果一个人从完全静态的视角观察世界，那么，任一可能状态，要么是已经实现了的，要么是潜在可实现的。任一潜在可实现的状态，要么由他想象中的诸种努力可以实现，要么在他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实现。换句话说，任何潜在可实现的状态，对他而言有成本 ( 努力的代价或等待的代价)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仅对已实现的状态加以排序，又根据这一排序里各状态的位置，通过以某一状态 “交换”另一状态来改善他的生活，并在不能有所改善时停在某一均衡状态里。在阿罗阐述的社会选择理论的逻辑框架中，一个人不仅对已实现的状态而且对潜在可实现的状态加以排序。任一潜在可实现状态，要么等待一段时间才可自然实现，要么借助某种社会选择机制才可实现。若不考虑时间 ( 历史与逻辑不相容) ，那么，阿罗指出，我们可以假设，每一个人在全部逻辑可能的社会选择机制的集合上有一个重要性排序。于是，每一社会成员可努力争取实现他想象中较好的社会选择机制，然后，借助实现了的社会选择机制来争取实现他想象中较好的状态。依此类推，阿罗指出，可以无穷递归到最高的选择层次，即布坎南所谓 “立宪”层次。在立宪层次，社会必须选择 “宪法”本身，即在全体逻辑可能的宪法的集合上的个人排序与社会选择。
以上所述，遵循彻底的理性选择思路。我们可以定义: 在这一逻辑框架里每一个人从可能状态层次到立宪层次的完全理性选择 ( 即永不后悔的选择) 所需要的信息，称为 “完备信息”。事实上，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要求完备信息。不仅如此，一项信息，要么有意义却不被理解，要么有意义且已被理解。只有已被理解的信息才对理性选择有所帮助。理解了的信息，称为 “知识”。由阿罗确立的“社会选择理论” ，要求完备的知识。
可是，对任一个体或任一群体而言，知识，只能是 “过程” ，它不能完备。知识过程与个体或群体在生命过程中的感悟不可分离，这一不可分离的过程，它的基础是生命感悟，笔者称之为 “怀特海三段论” ［4］: 在有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有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生命只在生命过程中获得感悟或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这是因为，首先，在重要性诸多感受中最重要的感受称为 “死亡” ，并且不能感受死亡的便不是生命。其次，生命在向着死亡的生存中感受到具有重要性的全部知识，以 “更好的生活”为准则，并且与现状相比而言更好的生活必是 “未来的”因而是包含不确定性的 ( 有时间就有不确定性) 。最后，由奈特明确定义的 “不确定性” ，是无法预见的和不可重复的，即柏格森阐述的 “创化论”过程，这一过程只在它之内而不在它之外呈现关于它的知识。
这样看来，我们要描述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不借助演化社会理论是不可能的。演化学说源于 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传统的道德哲学情感学派，代表人物是休谟和斯密。现代关于演化社会的道德理论和知识理论，源于哈耶克和波普。幸福、正义、仁慈和谨慎，苏格兰启蒙时期的道德哲学家们探讨这些情感的功能、协调、演化原理。一个社会，在演化视角下，没有最佳状态，只有潜在改善状态。并且，每一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潜在改善，相对于现状而言，不假设完备知识，只假设 “局部”知识 ( local knowledge) 。局部的知识，就是在特定情境 ( 局部) 之内关于潜在改善状态的知识。
例如，在特定 “社会网络”的某一局部，可以有 “囚徒困境”博弈。在二人随机相遇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可以有 “合作”策略与 “不合作”策略。如果这一局部之内多数人在这样的博弈中采取合作策略，那么，与多数人采取不合作策略的局部相比，这一 “局部社会”的全体成员的福利很可能得到改善，这一改善可以是帕累托改善。虽然，这样的帕累托改善很难是稳定的。在 “囚徒困境”博弈中，背叛合作可获得比合作更高的个体收益。因此，合作策略的维持，依赖于合作或背叛合作的信息在局部社会里的传播方式。在 “乡土中国” ［5－6］，也即 “熟人社会”里，背叛合作的信息迅速传播，一次背叛所得的收益很容易被长期不再有合作者的损失完全抵消。故而，乡土社会里，合作是常态。在现代社会，信息在局部网络的传播方式千差万别，很可能不利于合作策略的延续。事实上，现代社会结构未必能使生活方式的潜在改善成为现实。
何谓 “社会结构” ? 韦伯描述了三个维度，其一是经济维度; 其二是政治维度; 其三是价值诉求维度。韦伯描述的政治维度，曼又分离为两个维度: 军事的和政治的。根据曼的历史考察，首先，社会权力有四重来源: 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其次，不存在脱离上述四重权力网络的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社会”［7］。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 “前景”理论 ( prospect theory) ，既得利益 ( status quo) 对行为主体的福利判断具有关键作用。大量的实验表明，以既得利益为参照，行为主体因现状恶化而感受痛苦的强度，大约是他因现状改善而感受快乐的强度的三倍。换句话说，假如我们遵循 “卡尔多－希克斯”判据，将“赢者所赢之总和大于输者所输之总和”当作一项公共政策应予实施的充分条件，那么，即使我们在这项政策实施之后有能力将赢者所赢之总和的一个足够的部分转移支付给全体输者，由于输者的痛苦在强度上远大于赢者的快乐，这样的转移支付，在赢者所赢总和并非三倍于输者所输总和时，是不可实施的。
反省我们以往的演化路径，首先，我们注意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深刻地转变为工业化的或西方化的。“生活方式”( the way of living) 与 “情感方式”( the way of feeling) 相对而言，更多地可由日常生活及生活环境诸要素加以界定。最外在的因素，例如 “工作”( work) ，几乎不再有传统可言，它是世界性的，它服从世界通用规则。这些规则，目前仍主要源于西方社会。比工作更内在一些的是消费，它服从工业时代的消费规则。例如，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传统农业社会，每日只有两餐 ( 朝食和辅食) 而且用餐时间更符合人体代谢的时序 ( 如 《内经•素问》所述) 。与此类似，我们饮食起居的其它要素，也已服从工业化的都市生活方式。例如，在都市地区我们很难找到诸如 “蝉蜕”这样的药材，我们很难不住在安装了现代供水和排水系统的楼房里，在现代化的小区我们很难如以往那样熟悉我们的邻居，更有甚者，在现代家庭内部我们甚至很难维系深刻的亲情。也因此，海勒教授( A. Heller) 定义的 “美好生活”( good life) 的三大要素之一是 “emotional involvement”( 深层情感交流) 。
我们可以从外向内考察我们的日常生活，于是首先感受的是生活方式; 我们也可以从内向外考察我们的日常生活，于是首先感受的是情感方式。在生命演化到 “哺乳动物”阶段以后，动物可以有“情绪”( emotions) 。根据晚近发表的学术文献［13］，比哺乳动物更低级的爬行动物，很可能也有 “情绪”。动物的情感，持续时间最短的，若干秒至若干小时，称为 “情绪” ; 稍长一些的，若干小时至若干星期，称为 “心情”( mood) ; 更长一些的，若干星期至若干年，称为 “性情”( temper) ; 最长的，可终生维持不变的，称为 “性格”( personalities) 。
就情感的内容而言，通常划分为 “原初过程” ( primary processes ) 、 “二阶过程” ( secondaryprocesses) 和 “三阶过程” ( tertiary processes) 。较少争议，我们将 “惧怕” ( fear ) 、 “悲伤”( sadness) 和 “快乐”( happiness) 归入原初情感; 较多争议，我们将 “嫉妒”、“羡慕”和 “希望”这类更加复杂的心态归入二阶情感; 将更复杂的心态归入三阶情感。越是高阶的情感，与高级脑结构的关系越密切。人类的脑结构，粗略地可以划分为三重: 在爬行动物演化阶段，脑的核心是 “脑干系统” ( brainstem system) ，也称为 “本能脑” ; 在哺乳动物演化阶段，脑的核心是 “外缘系统”( limbic system) ，也称为 “情感脑” ; 在人类演化阶段，脑的核心是 “新脑系统”( neo－brain system) ，也称为 “理性脑”。
人类的行为，在各种生活场景 ( 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精神生活的) ，本质性地受到基于人脑三重结构的心智状态的影响。心智状态与这些状态嵌入于其中的生活场景，概称为 “情境” ［14］。人类的情感和理性，有极强的情境依赖性。脱离 “情境” ，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任何有意义的人类行为。
现代危机，如前所述，植根于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持久不协调。一方面，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 “工业时代”的，并迅速向着 “后工业时代”改变。另一方面，现代人的情感方式，依赖于心智的 “物理—生理—心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迅速改变。虽然，根据晚近流行的 “文化与基因共生演化”理论，很可能，“物理—生理—心理”的基因型的表型，由于存在 “群体选择”的演化机制，越来越受到 “物理—生理—心理”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例如，有感于我们世界里如此激烈的 “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变迁，我们承认宗教情感很难迅速改变。诚如马歇尔在 《经济学原理》开篇指出的那样: 塑造了人类历史的两种最持久和最根本的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汪丁丁：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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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学基本问题
金融学的基本问题是“金融资产定价问题”，这里关键是“金融资产”的定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Tobin)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金融工具”词条，将金融资产定义为“可转让的IOU”(I0U是口语化的“我欠你”)。这一定义切中要害。可转让，意味着我现在欠你的金钱／人情／义务，可被你当作“权益”转让给第三方。转让价格怎样决定？这是一个问题。金融学研究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
第一个因素是“时间”。在托宾定义的金融资产概念里，第二方将第一方承诺在未来必须支付的权益，转让给第三方并为此获得相应的收益(价)。这里，第二方和第三方关心的是，在怎样的未来(时段／情况／环境)，第一方对第二方承诺的权益可以兑现给第三方。
在经济学里，“流动性”(liquidity)可定义为：在给定时段结束时转让一项资产所能够实现的价值，与这项资产在这一时段开始时刻的价值之比。这一比率越低，流动性也就越低。
时间因素还可以有另一形式的表述，就是金融经济学家法马(E.Fama)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设，以及这一假设的弱形式和半强形式。直观地理解，一个市场是“弱式有效的”(weakly efficient)，如果证券价格充分反映了以往全部公共信息从而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借助公开信息获得超额利润。一个市场是“半强有效的”(semi—strong efficient)，如果它是弱有效的并且任一资产此刻的价格变动已反映了全部新的公共信息。一个市场是“强有效的”(strongly efficient)，如果它是半强有效的并且任一资产此刻的价格已充分反映了以往全部的隐秘的或局内人的信息。关于弱有效市场假设和半强有效市场假设的经验研究表明，既有支持这两种假设的数据，也有否证它们的数据。另一方面，关于强有效市场假设的经验研究，则多是否证性的。
时间因素的第三类研究来自主要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密斯(V.Smith)领导的实验经济学。这里，“实验市场”达到均衡时，这一均衡由预先界定的时段内保持无交易的状态定义，实验市场已经实现的效率与理论均衡的效率(即由供求曲线交点决定的供给者剩余和需求者剩余之和)的比率，通常是85%，也可以低至60%，测度了实验市场的效率。
注意，当我们试图测度现实市场的效率时，我们必须首先定义现实中哪些状态可以称为“均衡”状态。无套利条件(no—arbitrage condition)是最重要也是最常见的可观测条件。原籍智利的一位重要的女性数学家和经济学家齐齐尔尼斯基(G.Chichilnisky)曾证明，在一组足够宽泛的关于社会选择机制的假设下，有限套利(limited arbitrage)是一般均衡存在性的充分且必要条件，也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此处“有限”套利条件，十分接近“完全无套利”条件。由此推测，一般均衡(或博弈均衡)的存在性，与无交易状态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
五、行为学基本假设
行为学家霍曼斯(G.Homans)将生物个体的行为模式概括为五项命题，表述为统计性的因果关系(统计性的因果关系被称为“定律”而非“定理”)。其中，第一命题概括的是基于生物的因果联想能力的“成功”命题；第二命题概括的是基于生物对情境的适应能力的“刺激”命题；第三命题概括的是生物对行为与目的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判断，所谓“价值”命题；第四命题的内容就是经济学边际效用递减原理；第五命题概括的是生物个体因成功或失败而产生的情绪模式。
有限理性假设，是行为理论的基本假设。在心理学研究中，这一假设被视为当然从而通常不被提及。例如上述诸命题，如果预先假设完备理性，它们就根本不可能被霍曼斯当作有意义的命题。事实上，认真地比较了行为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之后，笔者认为，有限理性假设使行为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本质地不同于经济学研究。
行为经济学领袖人物之一，泰勒教授，曾以“三重有限性”(the three limits)描述人类行为——有限的理性、有限的意志力和有限的自私程度。由于有限的理性能力，“情绪”、“记忆”与“学习”，以及与此相关的“认知”、“偏见”与“判断”等现象的心理学研究，在行为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由于有限的自私程度，“合作”不仅符合自利原理而且符合情感原理。至于有限的意志力，这是一个基于值得争议的概念的行为学假设(关于“意志”概念)，此处不赘。
凡以有限理性假设为基本假设的理论，就可归入“行为学”。虽然，在学术演变过程的初期，受机械主义世界观的影响，行为学未必能够涵盖如此广泛的研究范围。在学术史传统里，行为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六、行为经济学及其基本问题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Ａ.Sen)对社会选择理论的思考，不论是个体选择还是群体选择，选择的理性程度关键性地依赖于选择者知道什么样的以及知道多少信息。换句话说，选择的理性程度依赖于“信息基”。
我们知道，有限理性假设的两项界定因素是有限的信息和有限的理解力。这两项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关系，笔者称之为“海纳模型”——最初由经济学家海纳提出。根据海纳的模型，当决策环境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且决策主体的理性能力有限时，越是理性能力低下的生物个体，它的行为在旁观者看来就越是可预期的。反之，理性能力最高的生物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它的行为在旁观者看来完全不可预期。观察者根据有限的信息对被观察的行为作出正确预期的能力，其实测度了他的理解力。极端而言，具有最高理解力的生物，例如想象中来自“人马座”阿尔法星的智慧生命，可以只知道对人类而言不可思议地微小的信息，便正确地预期人类在未来的任何行为。
所以，至少在海纳模型里，有限信息与有限理解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实，“你知道多少？”这一问句有两个层次：(1)你知道多少。(2)你的理解力允许你知道多少。
近20年发表的人类演化研究文献表明，最初，人类祖先还没有从“四足猿”演变为“两足猿”的时候，他们必须与猫科(虎豹)和犬类(豺狼)竞争生存。这两类竞争者的体力和敏捷性，远远超过四足猿，却最终不能如人类这样广泛繁衍并成为优胜物种。究其原因，学者们指出，使人类在生存竞争中获得优胜的，是人类合作的能力而不是人类个体的能力。也因此，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逐渐地从最初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转变为关于合作问题的研究。今天，这一基本问题被概括为：合作为何可能(How is cooperation possible)？
注意，即便如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也不会消失。在关于合作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中，我们最常遇到的行为经济学问题是关于各种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行动策略的定价问题。例如最初的这类研究，以“囚徒困境”多次博弈为范本。这里，合作的策略为何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往往需要探讨在各种社会情境之内的合作策略的回报(定价)。当且仅当这一回报高于不合作策略的回报时，合作可以持续下去。回报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内部的。例如，费尔(E.Fehr)领导的脑科学与经济学(又译“神经经济学”)学派在最近10年提供的神经元网络研究证据表明，人类脑内早已形成对合作策略的“鸦片回报”系统。也就是说，合作行为(可能基于自利也可能基于利他)，或更确切地说，单纯利他的行为，在行为主体脑内是与一定程度的多巴胺水平增加联系着的。多巴胺是脑内已知最重要的一种激素，它的分泌水平增加，与哺乳动物“幸福感”的增加显著地正相关。这样的统计关系，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人类合作秩序为何能够如此长期存在。
行为经济学基本问题引发的另一研究领域，是社会网络的研究。虽然社会学家早已关注社会网络，但经济学家研究的是社会网络的结构如何影响各类策略的定价。这一领域之所以更有希望成为主流，是因为与脑科学不同，社会网络的实证研究和仿真研究，直接与演化社会理论密切相关。在思想史视角下，这一理论源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之前关于社会演化的思想。这些思想，马克思在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这样的早期作品里有相当清晰的表述。另一方面，几乎可以确定，从斯密的“交换正义”观念，经过马克思关于社会演化的论述，形成了布劳(P.Blau)关于“社会交换”的社会理论，再进一步发展为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关于信息在社会网络之内传播的“弱纽带”理论。
行为经济学研究社会网络的演化过程，假设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关系是内生于社会网络而不是外在地给定的。于是，社会网络可以从一群原本毫无联系的个体的利益交往和利益纽带的定价演化而来，并逐渐形成稳定的网络结构——对应着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这些结构不同的社会网络，往往对应着现实世界里被观察到的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权力结构的人类社会。我们知道，由齐美尔(C.Simmel)在大约一百年前提出的“社会理论基本问题”被表述为：社会为何可能？对于这一问题，今天研究社会网络的学者大致能够回答说：社会因个体之间的交往而成为可能。于是，我们进一步询问：个体之间的交往何以可能?这一询问，应可追溯至斯密在《原富》第一册里指出的事实：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的倾向，必是一种“天性”，因为我们从未见过两条狗互换它们啃着的肉骨。
在MIT的公开课件系列里，行为经济学家加拜克斯(X.Gabaix)2003年春季的课程“金融的行为经济学”概要(behavioral economics of finance)十分清楚地表现了当代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这些主题被划分为13个授课单元：第1和第2单元介绍“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为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心理学家卡尼曼(D.Kahnemann)；第3单元介绍“启发式”与“偏见”——生物由于有限理性而必须掌握一些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行为规则；第4单元介绍“不确定性”与“噪声”；第5单元介绍竞争、市场不确定性、混沌与秩序；第6单元介绍有限理性及其模型；第7单元，关于“干中学”和“玩中学”；第8单元介绍“脑科学和经济学”及关于“幸福”的研究；第9和第10单元介绍上述各原理应用于消费行为的研究；第11单元，“公平”；第12单元，“习惯”与“效率”；第13单元，猜想与困惑，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这些主题，其实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认知与决策”——即第1——7单元的内容，其二是“评价与判断”——即第8和第11单元的内容。
就人类而言，幸福感有三重来源——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和精神生活的。来自这些方面的幸福感由特定的一套神经元网络加以汇总，这些集结了的信号之间常存在冲突，反映在我们的意识里，称为“情感冲突”，反映在我们的词语里，是诸如“爱恨交加”、“悲喜交加”和“苦涩的甜蜜”这样的复杂感受。大致而言，今天的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类通常有三种原情感(primary feelings)——惧怕、悲哀和快乐。可能从这三种基本情感派生并复合的，是许许多多“次级情感”(secondary feelings)——内疚、羡慕、希望、失望、惭愧、嫉妒、悔恨……，以及上述的各种矛盾情感——被称为“第三级情感”。
个体的选择，旨在增进幸福感，并以是否增进了幸福感为最终的评价标准。所以，我们赋予任何个体行为的理性化解释，不能回避幸福感的研究。幸福感的三重来源之一“社会生活”或许是中国人最主要的幸福感来源。这是因为孔子之后，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无神的”传统(可参阅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和更早期的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孔子之前，我们知道，殷人信神，周人祭祖。若不是孔子对我们文化基因所做的天才转化，我们或许仍保留殷人的神的传统。在无神的文化传统里，伦理和家庭逐渐成为生活的核心，梁漱溟称之为“伦理本位”的社会。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的伦理关系如同水波形成的一层层嵌套的同心圆，每一个人是圆心，由此及彼，远近亲疏，而许多个人便有许多同心圆体系，相互纠缠着，是中国人的社会关系。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的伦理关系如同水波形成的一层层嵌套的同心圆，每一个人是圆心，由此及彼，远近亲疏，而许多个人便有许多同心圆体系，相互纠缠着，是中国人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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